恢复高考的复原与探新

编者按：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转折点，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恢复高考改变了1977、1978级大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值得不断回顾与研究。2022年是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也是恢复高考45周年。本刊特约请著名学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大学生刘海峰，对恢复高考的过程进行富有新意的探讨，并对77、78级大学生群体的命运与作为作进一步的分析。该文根据许多稀见资料，发掘历史表象背后的事实与意义，让人们对恢复高考与77、78级大学生这一特殊的教育群体有更多更深刻的认识。

摘要： 恢复高考是一个过程。恢复高考的高层决策，充分反映出邓小平作为一个英明领导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谋略。邓小平之所以会力主公布高考分数，与他以国家社稷为重、以人民为重的领袖风范和反对“走后门”的高风亮节与勇气有关。恢复高考沿用或复原了“文革”前以考试选拔大学生、直接招收应届高中生、重视政审和体检、重点大学优先录取的办法，也有冬季考试春季入学、各省命题标准不一、地市评卷和初选、放宽政审条件、临时扩大招生、招收走读生等创新与变革的部分。77、78级大学生的构成有来源复杂多样、成绩差别较大、女生比例较低、热衷基础学科等特点。77、78级大学生群体曾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在风云际会的年代叱咤风云，深度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国崛起的进程，在中国当代史上已经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

关键词：恢复高考;邓小平;77级大学生;78级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3-0004-10

有的事情过去没多少年回想起来便恍若隔世，有的事情过了三四十年追忆起来仍恍若昨日。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转折性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具有戏剧性、故事性，因而过程激动人心，追忆引人入胜。回顾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77、78级大学生回忆起自己参加高考的经历，总是记忆犹新，感慨万千，并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正能量。恢复高考已经成为走入历史的永久记忆，几乎每个大学77、78级班级都编有相关回忆文集或纪念册，而且已公开出版了上百本77、78级大学生的个人、班级、学校同级的述怀著作或回忆文集。如果仅从个体回忆来看恢复高考的历史，似乎是“题无剩义”了。然而，只要发掘史料，深入其中，还是可以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本文所说的“复原”与“探新”各有两种含义：“复原”一是指利用一般亲历者也很难知晓的资料，复原和分析恢复高考的史实和过程，二是指恢复高考中对“文革”前高考的复原与继承;“探新”一是指在我已发表上十篇关于恢复高考与77、78级大学生的论文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他人研究和回忆高考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探索，二是发潜阐幽，探讨恢复高考过程中相对于“文革”前高考的变革与创新，并进一步论述77、78级大学生群体的构成、际遇与作为。

一、恢复高考决策探析

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恢复高考都是回顾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至于纪念恢复高考30、40周年，更是引起全国媒体的“集体性怀旧”，对恢复高考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探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不再重复，而是论述一些新的内容。

（一）恢复高考是一个过程

恢复高考不只是哪一个时间节点，而是一个过程。它起始于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工作座谈会，高层决策于9-10月，公布消息和考生报名在10-11月，举行分省命题的考试在12月，录取在1978年1-2月，77级入学于1978年2-5月，至此高考只是基本恢复。及至1978年3月国家决定将来高考公布分数，7月举行与“文革”前相同的全国命题的统一高考，恢复高考的过程才算全部完成。

在1977年10月21日国家正式公布恢复高考政策之前，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教育系统内部已经有所传达。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7月31日邓小平听取方毅、刘西尧工作汇报时的指示，8月4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开始时的讲话，以及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记录稿，在9月初已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到各省市教育厅和主要高校，所以1977年9月开始，社会上也逐渐有了恢复高考的传闻。

个别家长比较早就明确得知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当年教育部一则通报中提到：安徽省霍丘县革委会某负责人的一个女儿，1977年2月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0月初她的母亲（机关干部）就捎信让她回城复习备考。结果她10月15日回家后受母亲责备，因为自认为考不上，担心出丑，于次日自杀。①也就是说，这位女生的家长，在1977年10月初就明确知道国家要恢复高考。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在10月21日政策正式公布之后，才知道恢复高考这一消息的。

关于高考的重要性，在《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已经指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②1977年各地高考招生宣传提纲、各高校招生工作文件中，也都引用了这句关于高考重要性的简要表述。③当时国家明确提出，搞好招生工作是党中央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在许多地方，宣传恢复高考，发动广大知识青年报考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做的。各地充分利用学校、广播、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幻灯等宣传工具，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招生改革的重大意义。有的公社大队还普遍以召开支部委员会、知识青年会、全体社员会的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厦门市市内三个区还像设立征兵报名站那样普遍设立了高招“考生报名站”。由于高考宣传做到了家喻户晓、“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各地形成了一个人人讲招生、家家议招生的生动局面。”④

恢复高考过程中，除了公布恢复高考的决定、发动招生宣传、考生报考等环节之外，最重要的还是1977年12月具体举办的高考。1977年全国各地高考时间不统一，湖北省高考在12月3-5日，有的省份在12月下旬，多数省份是在12月中旬。至于77级录取、入学报到等环节，前人论述已多，本文不再赘述。

（二）邓小平恢复高考的谋略与风范

邓小平在混沌未明的历史背景下领导恢复高考，是伟大政治家的无畏担当[1]。1977年恢复高考的起始和关键环节是当年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但是在此之前，邓小平早已有了恢复高考的打算，因为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就有直接从高中招应届生上大学的想法。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曾回顾说：“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2]（P23）1974、1975年间，社会上也确实曾风传要恢复高考，结果后来出现“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恢复高考也没了下文。

到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个人崇拜和“文革”遗风依旧盛行。恢复高考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如果由邓小平自己提出太过明显，所以他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没有明确开几天时间，当时许多会议开会时间都非常长，假如1977年8月6日查全性没有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得到吴文俊、王大珩等资深科学家的赞同，座谈会没有达成邓小平“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3]的期待，估计这个座谈会可能还会再延长几天，直到“有具体措施”为止。不过，座谈会之前邓小平虽然早已有恢复高考的想法，但在1977年当年就恢复高考、冬季举行考试、学生次年春季入学的办法，则是在座谈会上临时想出来的决定。

科教工作座谈会的内容历来都有具体记录，以简报形式每期上报给高层领导。而且，除了“文革”时期，国家对有贡献的科学家一向相当尊重。因此，恢复高考的建议由科学家们提出，邓小平只是同意建议、顺应民意，报送上去后，其他领导自然不好反对。于是之后关于恢复高考的高层决策过程，就一步步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推进，这充分反映出邓小平作为一个英明领导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谋略。由此大得民心、携带强大民意的邓小平当时虽然只是中央第三号领导人，却通过推动恢复高考否定了“两个凡是”，否定了“两个估计”，后来逐步实现他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的计划，筑就中华民族重新振兴、大国崛起的伟大梦想。

这里着重分析1978年3月国家决定公布高考分数的决策过程。“文革”之前，招生考试领域已经出现不少“走后门”的现象，所以高等教育部《关于一九六五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有一条规定为：“各地应该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不开‘后门的指示。”“文革”前高考不公布分数，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文革”后期靠“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收工农兵学员，造成“走后门”盛行。1977年恢复高考，仍延续“文革”的做法，当年高校招生实施办法具体规定：“评阅卷教师和工作人员要保守机密。考生成绩属于绝密，不得外传。”①

公布高考分数也是邓小平在1978年3月做出的决策，4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虽有个别不同意见但也没能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4]。根据邓小平的指示，6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为了发扬民主，杜绝‘走后门、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试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这是新中国70年高考史上一个重大变化，高考分数从保密到阳光是招生考试的重要进步。从此，每位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有权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大大减少了录取环节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和观念逐渐广泛流传，并深入人心。据此，78级以后的大学生都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数。77级大学生入学后，多数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既然国家规定高考分数不再属于保密范围，因此不论是招生管理部门，还是高校系科，也不再嚴守77级大学生的高考分数秘密。

邓小平之所以会力主公布高考分数，与他以国家社稷为重、以人民为重的领袖风范和反对“走后门”的高风亮节与勇气有关。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同张文峰、高勇的谈话》中就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2]（P4）位高权重如他，却能够如此以身作则，敢于自我限制和破除领导人的特权，实在让人钦佩。

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推动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其实，就从他力主公布高考分数这一具体办法上，也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民主意识和平民情怀：他不仅体恤普通考生、厌恶“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更能自我约束权力，力主为国选才。斯人已去，恢复高考45年后的今天，大家更加感慨，邓小平不愧是一个让人民真心敬佩和怀念的伟人。

二、恢复高考中的继承与创新

有的学者认为，“虽然恢复统一高考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但它在特殊时期，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说是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5]。尽管恢复高考不过是恢复了“文革”前的老办法而已，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不过，深入探究、具体分析，我们便可发现，1977年高考既有恢复“文革”前高考的方面，也有变革创新的方面，有的创新在中国高考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

（一）恢复高考的复原与继承

1977年高考恢复了什么？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认为，一是恢复了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地位，二是恢复了社会流动的渠道，三是恢复了公平地进行社会分工、社会流动的机制[6]。“恢复”是1977年高考的关键词，1977年高考沿用或复原了“文革”前高考的不少办法，具体主要有：

1.以考试选拔大学生。1977年高考不再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考办法，而是恢复统一考试，贯彻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原则，以高考成绩来决定录取高校新生。考试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准确地考测考生的文化知识水平，考的是才学，具有公平客观的特征。这与推荐上大学必须求人，看领导的脸色，前途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大不一样。恢复高考广开才路，催人奋进，促使学生努力向学，能够切实把优秀青年选拔上来。

2.直接招收应届高中生。高校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或者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这种恢复“文革”前招考办法的举措，在1977年却是重大的突破。“文革”后期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报名者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这是遵照最高指示定下的办法。当时，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或者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回乡务农，不能直接推荐上大学。在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于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上，虽然曾有人提出直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建议，但还是没有被采纳进高校招生方案。因此，恢复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是1977年8月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的一个重要方面。

3.重视政审和体检。从制度规定上，1977年高考还是沿袭“文革”前的政策，按1962和1964年政审文件规定的办法进行政审，同时进行比较严格的体检。由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分配后都成为国家干部，因此高校招生包含有选拔国家干部的功能，对考生的政治和身体条件有一定的要求。政审的具体办法是审查考生的“家庭成员政历问题”和“主要社会关系政历问题”，也就是政治历史问题。大多数省市和高校在《一九七七年录取新生登记表》中，都有“密级”或“政审”“政治条件”栏，分为“绝密”“秘密”“一般”三类，或者更具体写明“可入绝密专业的”“可入机密专业的”“可入一般专业的”三类。大部分专业对密级没有特别限制，属于“一般”密级的考生也可以录取，但是有的专业像文科的政治经济学、政法和理工科的无线电物理、控制理论之类，便不能录取只是“可入一般专业的”的考生。

4.重点大学优先录取。1965年的招生文件规定“优先保证全国重点学校招生的質量”，要求各地应动员条件较好的学生，积极报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不得为地方院校扣留优秀考生的材料，以便全国重点学校挑选到质量较好的新生。1977年关于恢复高考的教育部文件中有“录取时优先保证重点院校”的规定，所以才会出现部分77级高分考生被录取到比所填报第一志愿院校层次更高的重点大学的情况。

（二）恢复高考的变革与创新

恢复高考不只是恢复“文革”前的高考招生办法，除了继承与沿革之外，也有不少创新与变革的部分，以下略论几点。

1.冬季考试春季入学。国家在1977年12月举行高考是打破常规的特别举措，是冬日谱写的中国人才选拔史上的“春天故事”。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高考改变命运的独特故事，27万个77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集合起来，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春天的故事。陈侃章2020年4月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书名便用“春闱”这一科举术语来指称中国高考史上唯一在冬季举办的高考。因为这次考试如此重要，堪与科举会试相比，所以用“春闱”来形容也颇为合适和典雅。1977年在冬季举行高考余波荡漾，还影响到4年后77级大学生参加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导致当年录取的1981级研究生入学时间也相应推迟到1982年春季入学，包括1985级之后的几届博士生都是春季入学。

2.各省命题标准不一。2004年以后许多省市分省命题，但考试时间、试卷结构、考试题型、试题分值基本相同。但1977年高考不仅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高考时间不同，而且高考试卷五花八门，差异很大。以语文科试卷为例，总分100分中，作文题分值最高的是江西，占100分（文科另有20分古文翻译，应该属于加试参考题）;上海占90分，北京占80分，天津、山西、内蒙古、安徽（文科）、福建（文科）、宁夏、四川为70分，河北、辽宁、黑龙江（文科）、湖北、广东为60分;最低是湖南，文科作文只占50分。也就是说，作文分值最高与最低的省份相差整整一倍。江苏、浙江、河南、广西、甘肃、新疆（文科）、西藏语文试卷没有列明各题分值。更有甚者，内蒙古、安徽、贵州、云南4个省区的语文高考试卷，理科只考一篇作文，占100分。

1978年开始，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为全国统一高考，不再有各省市自治区高考命题的差异。另外，由于“文革”期间“复课闹革命”以后，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和教育大纲，各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差异极大。为了使考生复习应考有所遵循，1978年4月，教育部颁发了一个《高考复习大纲》，用来指导考生复习，也作为高考命题依据[7]。

3.地市评卷和初选。1977年高考整个招生工作分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及省市自治区批准几个阶段。由于有地市初选环节，加上1977年恢复高考时间匆忙，来不及实行全省统一评卷，因此采用地市评卷的办法。1977年11月，福建省招生委员会领导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不少人反映和担心各地区阅卷评分能否严格按照统一的评分标准掌握，如果某一地区从本位主义出发，在阅卷评分过程中有意放宽本地区评分标准，以便获取较高的成绩总分，特别是像语文科的作文、政治科的问答题，放宽可以加上好几分，卡紧也可以卡掉好几分，对总成绩影响很大。为此，福建省一方面在福州考区先行一步，以便发现问题，取得经验，及时指导;另一方面在地市设评卷检查组，检查各科评卷的进度，并且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省招生办也抽调有教学经验的各科教师组成检查组，对评卷工作进行检查。

1977年高考最为特别的是地市初选这个环节。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地（市）招生委员会根据政审、考试和体检的情况提出初选名单（全省的初选总数应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稍多于二倍），并汇总全部材料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①当时福建省招生委员会领导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就提醒，要处理好山区与沿海地区之间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的关系，在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下，对山区考生给予必要和适当的照顾。②与80年代以后地市一级很少参与高考招生不同，1977年高考地市招办具有一定的权力，还保留了一点过去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招生指标下达到地方的做法。因为有地市初选这个特别的环节，所以主要在省内招生的各大学各专业一般不会出现某个地市完全没有人考上的情况。

4.放宽政审条件。经过邓小平的亲自修改，1977年高考政审的原则是“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就是主要不是看考生的家庭成分或家庭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问题。1977年的政审标准和报考条件比“文革”前宽松许多，大部分高校的大部分专业，都录取了一些家庭出身属于“剥削阶级”的考生，尤其是到1978年3-5月临时扩招和招收77级走读生时，对政审的条件比1月份录取的学生政审条件又有所放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略高一些。虽然有的地方因为政审还是拦住了一些高分考生，不过绝大多数地方政审比“文革”前大为宽松。

5.临时扩大招生。由于1977年高考涌现不少优秀的人才，所以国家在77级大学生已经入学的情况下，于1978年3月决定扩招，在3月初补录了少量新生，其中有些属于照顾性质;同时匆忙复办师专或举办师范大专班，本科大学则招收走读生。这些学生在1978年5月以后才入学。1977年，“全国原计划招生215 000人，各地和高等院校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努力挖潜，扩大招生23 000人，举办各类大专班招收4万人，共达到278 000人”[8][P104]。尽管如此，1977年的高考录取率仍只有4.76%，这是新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1978年也有临时扩招之举，而且比1977年扩招幅度大许多。1978年11月初，教育部召开扩招会议，通知各高校扩招一批大专学生。有不少高校1978年扩招的部分学生，到1979年初才入学。1979年5月，教育部在制定1979年招生计划时，曾对1978年的招生规模作过回顾分析：“1978年高等学校在完成国家原定29.3万的招生计划之外，许多省市又扩招了11万，实际招生40万人，比1977年增加了48%。扩招大量学生，由于校舍、设备、教师条件不具备，给工作带来很多困难。”[8]（P110）但是，从现在看来，1978年的扩招对80年代初弥补国家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还是很有必要的。

6.招收走读生。由于中国的高校学生全部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而当时各高校学生宿舍非常紧张，为了尽可能多招收优秀学生，恢复高考时一个重要创新是招收走读生。77级走读生大部分是父母家在省会或大学所在城市的考生，其中老三届较多，到1978年5月以后才入学。根据国家的要求，各高校尽可能挖潜，如厦门大学1977年招收走读生54名。1978年，厦大在78级大学生已经于9月13日开始上课的情况下，于11月3日又初步拟订扩招走读生计划649人，并提出：“为了缩小先后入学学生在教学上的差距，全省扩大招生计划确定后，省招生办应尽快安排我校进行录取工作。”①为解决教室不够的问题，厦门大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教室采取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排课（这在当时是创新举措），另一方面请省市有关部门将附近国有单位的房间用作扩招学生教室，并协助解决课桌椅不足和走读生的交通问题。

以上所述乃恢复高考中的变革与创新的6个方面。我曾在《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一文中概括过1977年高考是新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等几个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方面[9]。其实1977年高考还有一些因为要赶时间的临时创制也是绝无仅有的：报考艺术专业者不是参加文科的语文、政治等科目考试，而是参加单独的语文考试;1977年高考考生只能在考前填报三个志愿，这是新中国70年高考史上最少的志愿数，如1978年考生便可以填报5个学校各2个专业，即10个志愿。正是当时许多因时制宜的举措使得1977年推迟半年的高考和招生录取得以实现，从而诞生了绝无仅有的77级大学生。

三、77、78级大学生的构成与际遇

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除了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以外，与之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尤其是被录取上大学的77、78级大学生群体。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因恢复高考而改变，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因恢复高考而改变。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国家拨乱反正，向知识、文明回归的拐点，是国家复兴的拐点。有的学者认为，“77级”已经不单纯是一届大学生的指称，而是已经衍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永远地篆刻在了共和国的高考史上[10]。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与改革开放历程至为相关的群体，是一个人才辈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群体，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群体。

（一）77、78级大学生的构成

“高考的恢复，使得高校选拔出一批批在素质上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有着天壤之别的新生”[11]，造就了77、78级这一特殊的教育群体，其中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如果不是恢复高考，1977年即使同样是招收20多万人上大学，生源却基本上不会是后来的77级大学生这些人。因为招生指标分配到各个公社、大队、厂矿等，靠的是“群众推荐、领导同意”，可想而知77级大学生中至少95%的人在当年是不可能上大学的。

由于“文革”中断高考11年导致生源积压，1977年高考人数众多。如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原来估计报考的人有50万，而高等学校只计划招收5千名左右，堪称“百里挑一”。②后来实际报名共计264 245人，其中报考大学的129 453人，占49%。报考大学的考生中，文科48 292人，占报考大学数34.5%（文科招951人，50取1），理科81 161人，占65.5%（理科招收4 296人，19取1）。③为了尽可能使一些优秀考生能够上大学，国家在1977、1978年都在高考后匆忙扩招。1978年3月9日晚，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遵照邓副主席指示”在教育部召开关于扩大招生的全国电话会议上说道：“现在有许多考得好的考生，来询问为什么没有被录取。对于确实优秀的考生，不录取是太可惜了。应该尽量挖掘潜力，择优录取。北京市委已决定将两千多名政审、体检合格、成绩在三百分以上没有录取的考生，全部录取……我们现在招的学生到一九八二年才能培养出来，现在多招一名学生，到一九八二年就多一个建设人才。”①正是当年决策者打破常规的举措，才会有77级扩招7萬余人、78级扩招11万人的成效，否则，77、78级大学生群体就不是67万人，而是只有50万人左右。

在《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一文中，我曾概括出77、78级大学生具有“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但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等群体特征[12]。除此以外，本文认为77、78级大学生群体的构成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来源复杂多样。与80年代后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应届生不同，77、78级大学生多数不是应届生，来源十分复杂多样。当时的高考录取名单中通常将新生来源分为工人、上山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在校高中生、解放军干部战士、其他等9类。厦门大学1978年录取的1 102名学生中，工人占22%，上山下乡知青占19.2%，回乡知青占11.1%，干部职工5.1%，部队1.7%，其他7.6%，应届高中生占31.5%，在校高中生占0.7%，平均年龄为20.74岁。②78级大学生中应届高中生所占比例比77级增加不少，平均年龄比77级有所下降。

在广东省高校录取的77级新生名册中，“年龄”栏还分为“20岁以下、21-25岁、26岁以上”三类。1977年贵州省的高考语文试卷除了作文题、问答题以外，还有第三部分参考题，标注说“25岁以上的文科考生必做，25岁以下的选做”。这表明25岁是一个考生年龄分界线。按当时文件规定，招收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的考生，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青年，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但是许多大学在实际录取时，都突破了“30岁以下”的年龄规定，录取了少量超过30岁的考生。一些高校尤其是部分师范院校的77级，还按年龄分班，将“老三届”为主的大龄学生分为一个班，其他较年轻的学生分为另一个班。

江苏省1977年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录取名单表，在“注意招收的生源”栏中，还列出“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台湾、港澳、华侨青年，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外语学校毕业生，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等几类。1977年安徽省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情况登记表有一栏名称为“推荐类别”，下列“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业科技积极分子、台湾省籍青年、港澳和归国华侨青年、其他”。因此，即使是77级大学生，全国也还有个别同学属于推荐选拔入学的。

2.成绩差别较大。不像现在各大学同专业录取的新生中，同一省市区的新生高考成绩普遍较接近，77、78级大学生同班同学的高考成绩差别相当大。因为年龄差别巨大、考生来源身份不同，加上77级考生按规定不公布高考分数，所以同省市进入同一大学相同专业同一班级的同学，高考分数落差很大。在高考4科总分只有400分的情况下，有的大学77级同省生源同专业学生中高考分数最大差别有达100分左右的。当然这是极个别最高分（状元之类）与最低分的落差，但分数落差之大，在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的11个年级中，不同年代毕业的学生文化水平差异颇大，这从高考成绩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1977年高考分省命题各地市评卷而非全省统一评卷的情况下，各地市的高考分数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但是同一地市的高考分数则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以下列举1977年广州市各类考生的高考成绩作比较（见表1）。

从表1可见，66、67届毕业生的高考分数最高，应届高中毕业生成绩最低。66、67届考生初选上线率占该两届考生50.40%，应届高中毕业生除政治科不及格率占55.50%以外，语文、数学、物理科的不及格率都在90%以上。③这与“文革”期间流行的“读书无用论”有关，多数高校录取的77级大学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都较少。

3.女生比例较低。77、78级大学生中女生占比特别低。1978年在没有扩招前全国高等学校录取292 278人，其中女生61 743人，只占总数的21.10%。厦门大学录取的1 102名1978级学生中，女生229名，占20.90%。1952年，高校女生占全体学生总数的23.7%，此后直到1965年，女生的比例在百分之二十几波动发展，1965年达26.90%，为此前的最高比例。1970～1976年间，以推荐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在推荐招生中人为地提高女大学生的比例，1973～1976年在校女大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均超过30%，1974年甚至达33.80%。其原因是女性地位被异常拔高[13]。

4.热衷基础学科。在教育不正规的年代，在不多的喜欢读书的知识青年中，许多人患有爱好文学的“年龄病”，因此在1977年高考文科各专业中，中文系往往最为热门。此外，因为受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影响，1977年高分考生报考数学专业的特别多。例如，77级厦门大学文科平均分最高的是中文系，没有扩招前录取新生75人，平均总分高达305分;数学系平均总分也高达281.5分，“招生录取人员在参阅考生卷子时，爱不释卷，赞口不绝。”[14]厦门大学77级文科总分历史系第2高，78级厦门大学文科平均分最高的是历史系，达392.15分，其次是中文系，为387.12分;而当年经济系平均分只有380.60分，相对低许多，与90年代以后经济和管理专业最为热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77、78级大学生热衷基础学科的情况在全国多数综合大学都类似。

（二）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

1982年初，77级本科生毕业，到夏天又有78级大学生毕业，一年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绝无仅有。“文革”前大学生都以“届”来称呼，自从77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生通常称“级”而不称“届”。由于77级大学生属于81届、78级属于82届，却都在1982年毕业，为了区分，人们约定俗成，一般都称“级”。有的大学部分77级学生毕业后曾使用过“81届”的称法，后来也都不再延续使用，而是改称77级大学生。

当时社会各行各业都急需补充人才，为了尽快让求才若渴的部门和单位进人，教育部在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便在一些重点大学就“是否愿意提前毕业”（就像现在部分优秀博士生可以提前毕业一样）征求意见。也确实有少数77级大学生提前毕业了，如1981年8月10日，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曾发文给四川省高教局，同意四川大学英语专业77级12名学生提前毕业，毕业去向是川大本校留6名，分配给四川省6名，并称“如有要求分配去其他省市的，請速函告，以便调整调配计划”。①当年还有其他少数大学存在部分77级本科生提前毕业的情况。

恢复高考后头几年，中国高校招生人数很少，高等教育还处于极度精英化的阶段，大学有如“象牙塔”。相比其他年级的大学毕业生，77、78级的人生际遇特别好，当年他们毕业的年代，社会各界急需弥补人才断层，提供了大量重要机构的岗位，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地方重要单位的岗位。1982年，多数具有社会阅历的77、78级大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迅速融入社会，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和氛围中，活跃在各行各业，逐步得到重用，走向社会中心，成为推动国家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77、78级大学生群体在中国当代史上已经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在相当长时间，中国政坛曾有“77、78级现象”，美术界有《“77、78级”艺术现象研究》的专著出版，政法界则有“西政七八现象”。1977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學等少数大学招收了少量法学专业学生;1978年，全国法学院校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所属的西南政法学院招生。1978年6月7日，国家下达给西南政法学院招生指标300名，7月决定扩招后，又下达西南政法学院扩招指标50名。最后经过一再扩招，当年西南政法学院78级实际招收了423人，占全国法科专业1978年招生总数729人的一半有余。1982年夏天，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唯一有毕业生的直属高校，西南政法学院一大批法学78级大学生填补进全国的政法系统，其中163人进入中央机关22个部门及其下属单位[15]。结果30多年后，西南政法学院造就了法律界的“西政七八现象”。

在学界的77、78级大学生表现更为突出。在办学历史超过45年的高校，77、78级大学生都是历届毕业生中后来发展最好的两个年级。若要各个大学举出哪个年级的毕业生人才最为集中，绝大部分高校会选择77级，其次就是78级。几乎每一所办学历史稍长的大学和中学，都曾由77、78级大学生担任过校领导。各高校都可以列出一批响亮的77、78级毕业生名字，全国高校77、78级大学生中的院士和著名教授更是一个壮观的名单。2019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绪红院士主编的《两院院士忆高考——77级、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一书，收录了全国51位院士当年参加高考以及在大学学习生活的故事，而77、78级大学生中出的院士远不止51位。

还有许多77、78级大学生出国，成为80至90年代出国潮的主流群体之一。后来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一大批77、78级大学生发展不错，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发展较好，有些人还成为欧美国家的院士。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77、78级大学生，大多数相当爱国。在中国本土的77、78级大学生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出国的77、78级大学生更多是参与开放，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发挥过重要的作用。①

（三）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回顾77、78级大学生群体的际遇与作为，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群体曾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在风云际会的年代叱咤风云，深度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国崛起的进程。“1978年第一批恢复高考的人走进了大学校园，读他们的高考故事就是读我们共和国的历史。”[16]77级集中了中学13个年级的精英，才子云集，多出人才也就不足为奇。综观此前已出版的多本名为《我们77级》的著作，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群体对身为77级大学生的自豪感。

毕业40年后，曾经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的77、78级大学生绝大多数已经退休。77、78级大学生经历过意气风发的春季、如火如荼的夏季、硕果累累的秋季，40年后的今天，已经到了宁静深藏的冬季。77、78级大学生群体中，“老三届”比例相当高，这些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文革”前中学生，年龄较大，文化基础较好，更为成熟练达，在校期间学生干部多为“老三届”，毕业后一个时期表现更突出，相对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同学具有优势。但因为上大学时年龄已偏大，“老三届”到2010年前后多数便已退休，因此越到后来，50年代中后期和少数60年代初出生的77、78级大学生在工作中的优势越明显，到今天还在政界、学界、商界起到顶梁柱作用的77、78级大学生大部分出生于50年代中后期。

77、78级大学生回顾壮怀激烈的高考历程和青春烂漫的大学时光，仿佛如昨，深感韶华易逝、人生易老。想当年意气风发，壮怀激烈，看如今夕阳西下，老气横秋。40年来，基本上每个77、78级班级都有玉树凋零，多数人已经到了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时候。不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有不少77、78级大学生不知老之将至，继续发挥光和热，还有部分人老当益壮，壮心不已，仍然活跃在学界、政界、商界高层。学界将是77、78级大学生发挥影响力最长的界别，大概还可以持续20年以上时间。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唐代著名进士刘禹锡在与白居易交流讨论年老的《酬乐天咏老见示》诗中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曾经大展宏图的77、78级大学生，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虽然现在绝大多数已经退出社会舞台，但落日余晖，还将幻化成霞，散发出绚丽的辉光，为振兴中华增光添彩。

参考文献

[1] 陈侃章.恢复高考，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J].教育与考试，2020（01）：5-1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67.

[4] 刘海峰.跌宕起伏：中国高校招生考试70年[J].高等教育研究，2019（11）：9-22.

[5] 刘道玉.刍议恢复统一高考的得失与对策[J].教育与考试，2017（03）：5-11.

[6] 杨学为.30年后话高考[J].中国考试，2007（08）：12-14.

[7] 《中国考试》杂志社.恢复高考30年（上）[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2.

[8] 杨学为.高考文献（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 刘海峰.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J].教育发展研究，2007（Z1）：1-5.

[10] 刘江平.共和国高考史上不寻常的七七级[J].文史春秋，2019（02）：46-50.

[11] 郑若玲，等.高考改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34.

[12] 刘海峰.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J].教育研究，2008（12）：11-15.

[13] 赵叶珠.建国后我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之研究[J].高等師范教育研究，1993（05）：67-72.

[14] 厦门大学招生组.大学新生人才济济[N].福建日报，1978-02-22（03）.

[15] 搜狐网.西南政法78级：“难以复制的神话一代”的时代命运[EB/OL].（2018-12-31）[2022-03-10].https：//www.sohu.com/a/285876489_184492.

[16] 杨天兵.我与祖国共命运[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封面.

Restor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Gaokao Resumption： Discussion on the Composition and Fortune of 1977 and 1978 Class University Students

LIU Hai-feng

Abstract：  Restoring the Gaokao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a process. The high-level decision to restore the Gaokao fully reflects DENG Xiao-ping's extraordinary courage， wisdom， and strategy. The reason why DENG Xiao-ping insisted on the release of scores was related to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putting the interests of nation and people first， and his high-spiritedness and courage to oppose going through the back door. The method of selec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by examination， directly recruiting fresh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olitical review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giving priority to admission to key universitie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been reinstated or restored. There are also some innovative and revolutionary parts， such as winter examination and spring entrance， different standard of proposition， city assessment and primary election， relaxing political condition， expanding enrollment temporarily， recruiting day student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1977 and 1978 grade college student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and diverse sources， large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low proportion of female students， and enthusiasm for basic subjects. These students immediately became the mainstay of all walks of life. They were all-powerful in the era of turbulent times. They deep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They have become a phenomenal exist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 restoration of Gaokao; DENG Xiao-ping;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1977;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1978

（责任编辑  黄建新）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育专项重大课题“中外人才选拔考试史专题研究”（21YJRC03ZD）。

作者简介：刘海峰（1959-），男，福建泉州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科举学与考试研究;杭州，310058。

①教育部.关于安徽霍丘县发生一起学生自杀事件的通报[Z].厦门大学档案馆，校办室B77-10号.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Z].国务院文件，1977-10-12.

③浙江大学招生领导小组.一九七七年招生及新生工作意见[Z].浙江大学档案馆，ZD-1977-XZ-35-6号.

④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大中专招生报名情况.简报（第1期）[Z].厦门大学档案馆，校办室B77-10号.

①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湖北省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实施办法[Z].铅印稿，1977-11-03.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Z].国务院文件，1977-10-12.

②省招生委员会副主任黄明同志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Z].厦门大学档案馆，校办室B77-9号.

①厦门大学.一九七八年扩招计划几点要求的报告[Z].厦门大学档案馆，校办室B78-15号.

②省委书记、省招生委员会主任林一心同志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Z].厦门大学档案馆，校办室B77-9号.

③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 大中专招生报名情况.简报（第1期）[Z].厦门大学档案馆，校办室B77-10号.

①刘西尧部长在教育部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福建省教育局整理）[Z].厦门大学档案馆，校办室B78-15号.

② 厦门大学一九七八年秋季录取考生情况统计表[Z].厦门大学档案馆，校办室B78-15号.

③廣州市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广州市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市一九七七年高考质量初步分析[Z].打印稿，1978：1-3.

①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关于川大英语专业七七级十二名毕业生提前毕业及分配问题[Z].（81）教学司字062号.1981-08-10.

①在美国亚特兰大的77级大学生还举行过纪念高考恢复高考40周年的活动，并印发过一本《回眸：亚特兰大77级纪念文集（1977-2020）献给祖国和我们的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