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路上· 之四

杨献平

双城乡所辖的七八个村庄，虽然距离弱水河远一点，但村外有不少草甸和大片的盐碱地及零星的海子。水的下渗力量是巨大的。几乎每个村庄，只要向下挖几米，湿漉漉的泥沙中，便会汩汩地冒出浑浊的水。英国《自然》杂志载文说：“河海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却在同位素的指引下，从它（巴丹吉林沙漠）脚下的万米深处发现了一条地下河。”这个发现，受到了质疑，如果是确凿的话，则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巴丹吉林沙漠看起来荒芜，但其中确有一百四十四个形状不一的湖泊，储水量也很惊人。

水在荒漠之中被涵养，大地表面仍旧飞沙走石、干旱龟裂，这也是大地的一个奇迹。祁连山的雪花和弱水河的到来，使得整个巴丹吉林沙漠乃至整个阿拉善高原，都有了生命的种种踪迹。

这一带应当属于居延地区，巴丹吉林沙漠古称流沙。《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古地名，今为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括地志》也说：“流沙，在‘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而居延，可能是《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之居繇国的音转，其中，大夏、月支皆是被探明了的西域古国的名称。“竖沙”之名则显得怪异，也可能是“流沙”的另一个说法，更可能是巴丹吉林沙漠在远古时期有人在此建立的国家。其中的“繇”字通“徭”，也通“尤”，西汉帝国控制此地之后，将之命名为居延的可能性很大。

古人在对地方的命名上，是非常讲究的，也很精准。居延，居之延之，其中充满了长治久安、永为我居的强烈意识。莽苍的大地上，数万年的人类进化历史当中，大地的每一处，都有可能有人逗留，而后部族之间的冲突和兼并肯定也是激烈且果决的。就像弱水河畔今天的居民，他们的先祖大都无考，但可从他们的方言中听出湖北、四川、湖南、广东、云南、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的口音。当地《金坛县志》中说鼎新绿洲一带的民众多说高台县方言，其中一部分是从今天的高台县穿过戈壁流沙到达鼎新绿洲定居的。当然也肯定有人如我这般，从遥远的外省来到这里，以另一种身份在这里娶妻生子。时间消磨生命，许多年后，他们当中肯定有不少人的尸骨和灵魂，以及后代被永远存放在了这高天厚土之中。

但从地理上说，居延的核心在今天的额济纳及其周边，鼎新绿洲只是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的众多绿洲之一。之所以将之纳入居延的范畴当中，是因为我个人更多地从文化意义上去考量。鼎新绿洲与它所属的金塔县城，地理上基本上是隔断的关系。弱水河与巴丹吉林沙漠的连贯性，使得鼎新绿洲與额济纳的关联更为紧密。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则是居延汉简出土地，从双城乡境内的肩水金关开始，沿着弱水河两岸的古关遗址和十里一座的汉代烽燧，一直延绵到额济纳旗。

在鼎新绿洲，因为与当地人成婚，我对这片土地及其人群的了解可能更深刻一点。但我知道，这种所谓的深刻也是有限度的，甚至只是皮毛。一个人除非在某个地区出生，携带了那里更多的气候地理和文化风俗的气息，方才能够与之心神相通。

这一带，除双城乡之外，还有与之隔河相望的天仓乡。因有了通往额济纳的公路，双城乡的交通要方便一些，天仓乡则在弱水河西岸，与马鬃山距离较近。我之前的姻亲及前岳父家，即在双城村再向北两公里的一个村子，紧靠公路，那里大多数人平时可以做些小生意，经济条件要比天仓乡好一些。从暮春开始，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一些衣着厚实的人，早早地打开自家的门扉，到对面的牲口圈一侧上完厕所，就一头扎进屋后的菜园，就着冰凉咬手的露水，把渐次成熟的黄瓜、茄子、豆角、油麦菜等摘下来，小心地放在塑料袋里，或者筐子、篮子里，然后拿到三轮摩托车上，点着火，突突突地沿着公路，向着远方的菜市场奔去。

菜市场可以接纳任何人，它没有壁垒，也不存在等级。在这里卖菜的人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事肉菜和水产品的贩子，他们可能来自酒泉、金塔、嘉峪关，也可能来自武威、张掖，甚至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几乎每一家蔬菜店和肉类水产店的老板，都和巴丹吉林沙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可能是某个同事的亲戚，也可能是身边某个领导的直系家属。在沙漠边缘地带，只要有了一个具备相应身份的人，便会有更多的人与之产生联系。因为处在沙漠边缘，距离城市远，当地的蔬菜和肉类、水产等都需要从酒泉运来，价格总是居高不下。一开春，当地农民便把自家种植的蔬菜拿到菜市场卖，这样一来，就与专业的贩子们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贩卖群体。当然，除了蔬菜之类的，还有人售卖鸡、鸭、羊、牛和鱼类。

蔬菜毕竟是季节性的。到了秋天，大多数当地人售卖苹果、苹果梨、晚熟桃、大枣、无花果等。冬天的时候，有人专门收购羊，杀了卖肉。这里的羊肉远近闻名，有民间广告说，吃的是甘草、锁阳、肉苁蓉、沙葱、当归，拉的是六味地黄丸。羊肉做法一般是清炖或红烧。西北人吃羊肉不分季节，只要请客吃饭，就吃羊肉。这一点，也说明了鼎新乃至整个河西走廊，始终是一个明显的多民族聚居之地。既对面食有着不竭的热情，哪怕一天三顿都是面，也吃不厌，同时又特别喜欢肉食，绝不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那样把肉切得很小、很细，这里一上来就是大块的，可以用手抓的。

双城乡的人对驴肉很少碰，甚至认为吃驴肉是不道德的，也是残忍的表现。人的复杂性就在于，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会成为我们自觉遵守的一种行为经验，而对陌生的事物，多数则采取敬而远之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对于身在沙漠戈壁的人们来说，唯有地里生长的东西，才能换取货币，用以改善生活。当然，这一带最主要的经济作物还是棉花。每年春天播种，覆盖薄膜，再打秧、施肥、浇水。九月份，棉桃开始炸裂，洁白的棉花如同小块的云朵，将整个大地都照耀得十分明亮。即使漆黑的夜晚，只要有棉花在，再黑暗的事物，也显得清晰、正派起来。摘棉花是一个极其劳累的活儿，一个人蹲在棉花地里，不消几分钟，就腰腿酸疼。当地人多是坐在小凳子上，边摘边向前挪动。

尽管如此，也架不住长时间的劳作，五亩地的棉花，三四个人得花半个月时间摘，因为正在摘这一片，摘过的那一片原来未开的棉桃又开了，身后仍旧白茫茫一片。有些人家，一口气种了几十亩棉花。棉花价格好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二十万元。每年的九十月份，拉着棉花的拖拉机像落地的巨大云朵，在马路上行驶。棉农离棉花加工厂一般都很近，甚至一个乡里有好几家，农民售卖棉花倒是很方便。为了多赚钱和多卖钱，收购者往往在秤上做文章，售卖者则在棉花里洒水，甚至掺沙子，以增加重量。

收售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种植者希望收成好的本意，是多卖钱;收购者为了从中赚取利润，又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伎俩。双方的这种做法，像极了攻守双方，也是世上所有交易的基本动作。这里的人们极少出去打工，即使到酒泉或兰州，也不情愿，更不要说远去南方了。即使有胆大的，也仅去了兰州或乌鲁木齐。对于河西走廊的人们来说，兰州和乌鲁木齐都是一样的。

我第一次踏进周边的村庄，是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满地都是摘棉花的人，妇女们头包蓝色或者红色头巾，整个脸都被蒙住了。当地人说，这是当年唐僧取经时猪八戒在这里到处抢亲导致的。这显然牵强附会。妇女包头巾，最重要的是防止密集而又轻浮的灰尘钻进头发。再就是紫外线太强，长时间户外劳作，好端端的一张脸就被晒成了黑里透红的黑蛋蛋。尽管如此，这里的妇女的脸上大都有着鲜明的高原红。巴丹吉林沙漠平均海拔为一千三百二十米，双城乡乃至整个鼎新绿洲大致也是一千二百六十米左右。这也是一片高原，只是海拔不高不低，日照时间长，降雨降雪量极小，再加上持续的风吹和春、秋、冬三季频发的沙尘暴，这里的人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些简单的个人防护。

杨树正在落叶，一片片，不一会儿，地面就是一层。那种飘落让人绝望和悲怆。树林边的草迅速变黄，枯败的命运昭然若揭。最好看的还是海子，风吹过，水面的涟漪好像大地内心的皱纹。芦苇丛生，临近水面，苇花高举，好像将军的盔缨。如果再有几匹马于草甸上伫立或低头吃草，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某个王朝的边塞。此时田野的宁静与丰美，是人们最为幸福的时刻，也是牲畜们安享自然的理想之境。

村子都不算大，几十户，上百户，一字排开。房屋一半黄土坯，一半砖头，房顶大都是黄土夯筑，不需要水泥，也没有油毡之类的。因为这里雨水少，雪也少，人们根本不用担心雨水把房屋冲垮、泡塌，积雪把房屋压成废墟。我骑自行车到一户人家门前，房屋门扉简陋，上方挂着一面镜子，门口坐着一位白胡子老人。他看到我，却一脸的无所谓，好像我不存在一般。我问，可以摘葡萄吃吗？老人努努嘴，又缓慢抬起一只手，指着房侧的葡萄架说，吃吧！我说谢谢，走过去摘了几颗，用手搓掉表皮上的一层白灰，放在嘴里轻轻一咬，一股浓甜的汁液喷了满嘴。

攀谈时，我问他，门上挂面镜子做啥用？老人说，辟邪用呗！我笑笑，他又说，这街道上走过骡子、走过马，羊子、驴子天天踏，死人鬼魂都有，镜子照住就不怕。这可能是当地的一种文化习俗或者一种民间风俗。

从房侧巷道穿过去，赫然是一片菜园，其中有枣树、苹果梨树、桃树和杏树，树下的田里种着番茄、黄瓜、韭菜、白菜、萝卜、辣椒。大枣也红了，满树的大枣如红玛瑙一般。苹果梨树是特有的一个品种，大致是多年前从宁夏引进到这里来的，果子看起来像苹果，比成年男人的拳头还要大一圈，但味道却像梨。杏子名叫李广杏，是河西走廊人对名将李广的另一种纪念。还有一种桃子，个头小，成熟晚，被命名为李广桃。

尽管是秋季了，日光仍旧犹如烈焰。告别老人，往回走时看到一片西瓜地。这个时节，西瓜早已经下市了，田里仍还有一些。我拐进去买了一个，当场打开吃，居然沁凉滋润，比放在冰箱里的还要清凉。瓜農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笑着说，这瓜在地里长着，啥时候都是凉的。

西北的气温早晚凉，中午热，冬天也是如此。夏天再热，只要进到房间，或者在某一片树荫下，一会儿就觉得冷了。但二〇〇八年的巴丹吉林沙漠内外，却热得让人无处躲避，即使在空调房里，也汗流浃背，夜里十一点多，凉席还烫得人无法入睡。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九七年中秋节，我再一次到双城乡下辖的一个村子，带着一盒精美的月饼，还有两瓶酒。我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上门提亲。此后的十多年时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那个村子一次。开始是一个人，后来是两个人，再后来是一家三口。由此开始，我也认识了几个亲戚，如离她家十多里路一个村子的舅舅和小姨，还有搬迁到了额济纳旗的大姨，本村的叔伯、堂兄弟和姐妹等。这显然是我结婚的必然结果。这种关系其实也玄妙，但又是必然的。妻子的亲戚也就是我的亲戚，岳父母更应当与亲生父母相同。婚姻这种后天的关系和联结，体现的是一个人对于他人的基本情感和根本态度。一个人品德好坏、善良与否，通过姻亲这种不带任何血缘与利益的关系，也可以直接反映出来。

由此我也更全面地了解到双城乡和鼎新镇人们的基本生活状态，尤其是地域性的脾气秉性。我发现，双城这一带的有些人，家族观念相对淡薄，绝不因为是叔伯、兄弟、姐妹和表亲关系，相互之间就真诚互助合作。再者可能是长期处于游牧与农耕混杂地区的缘故，这里的一些人对爹娘、子女之外的伦理关系并不重视，姻亲关系对于他们甚至形同虚设。当然也会有例外的，如外孙对姥姥姥爷的感情就很笃诚。

这一带的人们极少患癌症，多数老人都是在门口坐着坐着忽然就没了。据我长时间观察，西北人普遍喜欢和习惯于吃凉的食物。这与喜欢吃热饭菜的华北地区人们和冬天吃一瓣橘子、一片柿块就会肚子疼或胃疼等地区的人们显然不同。他们甚至还把西瓜、苹果梨等放在寒风呼啸的户外冻起来吃，也不会胃疼、拉肚子。在这里多年，我还是不喜欢吃他们这里的油炸果子，油炸果子类似麻花，但极其硬。这里的羊肉和各种面食倒是没有不喜欢。这里最出名的，就是拉条子。先是和好面，再放在较热的地方醒，到了一定时候，揉成面团，蘸上少许菜油，用手拉成一条条，下到开水锅里，捞出，放进凉水，再捞到盘子里，与炒三鲜（其他菜当然也可以，如洋葱炒肉、白菜炒肉和番茄炒蛋等）一同搅拌，或者再放些油泼辣椒，口味极好。

最热闹的是过年，家家户户大都会杀一只羊。当然也有经济条件不怎么好的，舍不得杀羊，或者没羊可杀。炖熟了肉，一家人开始热气腾腾地吃。吃羊肉最好的搭配是蒜瓣和辣椒面，其中蒜瓣最为重要。在新疆，可能会搭配一些洋葱，当地人称之为皮芽子。有的人家，还会杀几只鸡吃，等亲戚们来拜年了，就再杀一只，同羊肉等一起端上桌。与内地多个省份不同，这一带人大年初一可以相互走亲戚。一般情况下，闺女、女婿要带着全家人回来团聚，但没有磕头的习俗，多数只是来了就算了。此时的酒风也是最盛的，每到一家，先吃饭，再喝酒。关系越近，酒喝得越多，时间也越久。

前岳父岳母膝下只有两个丫头，我作为大女婿，每年春节，亲戚们来拜年，喝酒我必然首当其冲，一个人往往和好几个人喝，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再到亲戚家拜年，也如此这般地喝酒。除了至亲和平时往来多的以及相互走动多的，这里的人们春节期间也不会都去拜年，即便是近亲，说不去就不去，双方也都没什么怨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沙漠地区人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像是村庄和村庄，近的连在一起，远的哪怕只有二里地，相互之间也懒得有什么亲近性的牵连。

二〇〇六年，我无意中得知，多年来，经过政府协调，有部分人家拖家带口从武威、古浪、民勤、张掖、敦煌等地迁徙到这里来，并且分到相应的田地。有一年春节期间，在前岳母家，我听说隔壁一家移民在春节晚上遭到了原住户的欺辱。原因是，该移民一家以六万五千元的价格买下了前户主的房子，前户主则随着他们外嫁的女儿到酒泉市居住。几个月后，前户主忽然觉得自己的房子当时卖的价钱低了，一家人返回找该移民要求再补给他们两万元。该移民本从远的地方来，到双城乡，重新安家落户，早就花光了积蓄，即使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前住户恼怒之下，抡起镐头把窗子、门和土炕砸了个稀巴烂。前岳母说，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该移民一家老小只能瑟缩在寒风中。这令我愤怒，但又无计可施。因为，前户主乃是前岳父的邻居，稍微露出一些同情的神色或者做出有偏向的举动，被前户主发现，又将会爆发冲突。

看着那移民家破烂的窗户、一家人哀戚的神色，我觉得这世界上确实是有恶人的，而且这恶是天性中的、不自觉的。前户主这番做法，也让我不寒而栗。有时候，我们说血缘关系庸俗，甚至有些牵强。特别是近些年来，很多人控诉过年回家的种种不堪，亲戚之间的算计、攀比，面善却心怀嫉妒等。但反过来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父母子女，其他的关系都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父母看起来可能也功利，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甚至有悖于常理和时代，可父母之于子女的感情，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唯一性。

二〇〇八年，新的公路修通，车辆增多，而且是大卡车居多，呼啸往来，彻夜不停，由此发生的车祸触目惊心。其中一起，丈夫开车急着赶回，车速太快，车子一下子钻到棉花地里。其妻坐在副驾驶室，翻车后被甩出车门，衣服竟然都被刮掉，一丝不剩，夫妻俩当场死亡。我的一个朋友，也在那条路上因为车祸丧生。司机们都说，越是平坦的道路越是可怕。每次回到前岳父家，我都叮嘱他开车慢点，最好不要轻易上路，或者花点时间绕旧路往返，远就远点。

再过些年，我离开了巴丹吉林沙漠，到成都之后，还有三次回到双城乡，带着儿子去看他姥姥姥爷。二〇一六年春节，我依旧回到了双城乡，本该又是一次团聚，没想到却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断绝。自此，双城乡、巴丹吉林沙漠，曾经的一切，个人的经历、人生的际遇，于我来说都变成了高渺的云烟，消失在戈壁滩上空，也消失在个人的内心。至此我才知道，无论身在何处，人生都是分阶段的，所有的分离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些命中注定的意味。我至今还记得，在那年正月初五的凛冽寒风中，我泪眼迷蒙。车辆经过弱水河大桥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天仓乡背后光秃的荒山，也看到了结冰的弱水河拖着粗细不一的白线或者丝绸在戈壁游走，于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之中，向着更大的荒芜之地蜿蜒。现在想起来，这弱水河流域，从最古老的月支、大夏和居繇国，傳说中的流沙之地，乃至历代王朝的边塞军营，到现在最具有高科技性质的航空航天中心，其中的呼应意味是足够强烈的。这些看起来虽然高大上，但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就像这世代居住在弱水河畔的人们，他们深处孤僻之地，可在文化、道德、生存和精神的要求上，肯定也和我们紧密相连。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