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韵致、幽微细节与命运困厄的交织

余思

阅读秦汝璧的小说需要大段安静时光，正如黄宾堂所言：“读她的小说，需要静心。”秦汝璧在创作谈中多次提到自己的写作状态是“慢吞吞地写着”。事实上，这位青年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速度并不“慢”。秦汝璧一九九一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二十五岁时于《钟山》头条发表处女作，随即她入选二〇二〇年江苏省“紫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文化优青，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第十二届签约作家，结集出版的小说集《史诗》广受好评。小说《华灯》于二〇二〇年获“《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奖。

小说《华灯》是秦汝璧确立自己独特文风和气质的作品。她的语言和情感在《华灯》中展现出“秦汝璧式”的精微、纤细与优雅，小说因此散发着浓郁的南方韵致。小说里她写了深圳这座城市，舒缓的叙述与这座特区城市飞快的发展节奏完全背离，徐徐展开的正是人物细腻复杂的情感褶皱。

《华灯》中的“深漂”青年崔吉甫在父亲离世后陷入了无奈的分离和困顿的坚守，小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忧郁感伤气质。在《华灯》中，她写崔吉甫深陷在父亲离世的痛苦中，下班后跟着人潮去了食堂，路过一段被废弃的路。她将这段路形容为“荒烟蔓草”与“长陂洼塘”的结合，形容傍晚近郊天空是“纤翳的晚意”，路灯背面是“青黎的幽影”，又如她形容许久不见面的熟人为“故人堆里的水蜻蜓，打着沙翅到处只停歇一阵”。她将陆梁娥去借钱时那个冬天傍晚的夕阳，形容为“天边先抹了一层淡淡的虾子红，再上面是一层烟白，一层雨过天晴”，如“清冷冷的水里雨花石上的水纹”。秦汝璧大量使用蕴含古典意味的修辞去书写现代故事，用一种早已陌生化的方言古语来书写出现代都市的沉重苦难。

《华灯》的故事情节简单，但所写的是人世间最为悲痛的事——亲人即将离世却无法见面。作者用古典主义写法淡淡地诉说故事，全文不见一处浓烈的情绪冲突，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作者始终没有进行任何强情节叙事，她似乎东写一笔，西写一笔，人物的出场和离开也呈现出跳跃而离散的状态，人物情感推进则呈现为一种黏稠和弥漫性的淋漓。作者书写这些并不连贯也不完整的碎片，由此拼凑出“崔家”在生离死别面前的种种困顿。

这种用古典意蕴书写现代性困苦的反差构成了秦汝璧小说的美学特质。

秦汝璧的人物白描功底很好，正如黄宾堂在小说集的序言中对她的文字所评述的，她在琐碎描述中传递着“刻刀般准确”。在《华灯》中，她数次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不同人物的手，用以凸显人物的角色性格。

对三双不同的手的刻画，完成了对《华灯》中最主要的三个人物角色的塑造，寥寥几笔的白描，描绘出鲜明而独特的人物图景。她没有直接描写三个人的脸，而是借由对这三双手的细致描摹，令读者感知三个人物不同的内心世界，这也显露出作者难能可贵的文学才气与想象力。如她写到崔吉甫在深圳闯荡时无比艰辛的状态，崔吉甫作为北方人在深圳水土不服，“瘦损大半”的手腕是那样“微骨苍冷”。他初到深圳却听闻父亲离世，困于现实而放弃奔丧。在这命运的捉弄中，秦汝璧书写了极为微妙的细节：崔吉甫害怕被老板辞退，他的手不小心被铁框划破，手指头有“温热的红粉可爱的一点心血”，而他“把破指埋在拳头里止血”，以这一点手指被扎破流的血来映照人物内心的无奈与苍凉。

第二双手来自崔吉甫的妻子陆梁娥。她写到陆梁娥在故乡一个人拉扯孩子操持家务时，坐在窗户边捡菜叶子，她的手是“凄清的白骨皑皑”“手上沾满了清湿的泥”。秦汝璧通过这双手书写留守妻子内心如坐寒窑的寡妇般的悲哀。

第三双手来自袁传芝。她是独自带着孩子在深圳打拼的女人，她没有涂指甲油，手是天生的珠圆红润，冬天起的冻疮印，到了夏天“深紫色已褪成淡粉红”。她借着这冻疮去写袁传芝的性格，由此写出这个女人对崔吉甫隐约的诱惑，是“娇怯的虚浮还在，一碰就破似的”。这些生动的比喻和白描写法无不透露着作者敏锐幽微观察生活的能力，这也是秦汝璧的小说在摆脱了“故事性”之后仍对读者分外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在父亲去世的长夜悲痛中，崔吉甫穷到连奔丧都捉襟见肘，妻子陆梁娥计划让他剪一绺头发寄回去，她代他烧成灰寄托哀思。但命运的讽刺在于崔吉甫为了适应深圳的炎热，前一日才刚刚把头发推成板寸。连一缕头发都无法归乡，他只好剪了指甲寄回去。这一细节将人物背井离乡的苦厄充分表达出来。谈到父亲的死，崔吉甫想的是家里连招待吊唁者的像样的茶具都没有，沙发假皮套裂开了许多口子。于是他想到，“回去第一件要紧事就是买套陶瓷茶具，再做件沙发套子”，这是贫困生活对一个男人精神和尊严的双重消磨，崔吉甫来不及消化父亲的去世带来的痛苦和绝望，这些生活的沉重表现在作者信手拈来的碎片真实中。

在这贫困的生活中，一切原本应有的伦理重负被苦难所消解。小说写到崔吉甫与两个女人的碰撞，在十方菜馆里他看到那个低头打算盘的女服务员袁传芝。这让他想起陆梁娥曾经谈起过袁传芝，她不动声色，如同谈一个遥远的传说。“四张嘴一张，四双手一摊，八只眼睛就望着你了”，这是故乡生活的压迫，弥漫着麻木和挣扎。小说抽丝剥茧般展示了物质生活困境对人的压迫。上夜班时，寂寥悲哀的崔吉甫仿佛出现了幻觉，看到“一根长头发丝落下来不知道飘落哪里去了”。妻子陆梁娥看到同村的崔长海赚钱风光，竭尽全力将丈夫推向深圳，为此他错过见亲生父亲死前的最后一面。陆梁娥亲手推走了丈夫， 却又意识到了情感危机，担心丈夫会在袁传芝身上花掉血汗钱，她想象中“他口中的深圳女人是这样的恐怖”。

崔吉甫在深圳打拼多年，在公司中終于成了“老资格”，家里也终于有了可以喝茶的正宗紫砂壶。舍不得路费，害怕丢失工作，令崔吉甫缺席了父亲的葬礼，而这些年来他缺失的何止这些？崔吉甫把钱带回家时，陆梁娥穿着大棉袄坐着数钱，那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如“佛龛里踏着祥云的粉彩瓷招财男童女童一样颧骨上抹了两团红粉”。陆梁娥在故乡的寂寞和困顿中学会了打麻将，甚至打着牌因为“长久地盯梢锅里的牌，渐渐得了近视眼”。她会忽地笑起来对丈夫说：“你那位深圳的女人不是替你生了个儿子吗？怎么没跟你回来？”崔吉甫也不反驳，仿佛听了一个全新的笑话，反问与他疏远多年的女儿：“真有了个弟弟，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没有人回答这个玩笑，这使得崔吉甫隐约意识到自己缺失的不仅是父亲的葬礼，还有儿女的成长。这语言的反讽碎片亦是对伦理的麻木。

这苦厄如此真实，这麻木也如此真实。作者借着《华灯》去书写和表达她对城市底层民众真实生活的探寻，正如在《华灯》结尾，秦汝璧直抒胸臆地感慨：“普通人的幸福大抵如此，否则连眼前的幸福都没有了。”

在《钟山》杂志于南京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笔会上，秦汝璧在总结自己的写作观时，表达了她对故事真实的看法。她说：“我总想着有一天我们这个地球毁灭了，无数的纸张在这个太空里飞散，由新的种类拾去的只言片语，我希望那是人类的一点真实。真实里的人那才是人，真实里的不合理与异态被揭穿，才有光与美的出现。”

责任编辑   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