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中民间文学话语权的回归

2022-05-26 10:21赵志荣
文学教育 2022年5期

赵志荣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刮起了一阵寻“根”之风,开始了寻文学之“根”寻文化之“根”,寻作家之“根”的创作梦想。受西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界悄悄兴起一批苦苦寻求自身文化价值话语权的作家。民间话语立场悄然登场。这对中国文学界文学价值的重新界定具有深远意义。本论文以韩绍功的《爸爸爸》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为研究案例,从作品中间来剖析寻根文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价值。

关键词:寻根作品 民间文学话语权 寻根文学的价值

本论文从历史角度出发来探寻寻根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动机、创作题材等作以分析,提炼出寻根文学作品从人物形象的构建、话语立场的确立、情节结构的安排、叙事方式的转变、独成一体的文化体系等方面进行解读寻根文学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文学话语权。最后,总结出寻根文学的出现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真正实现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判断和文学的艺术价值。

一.“寻根”作品的萌芽

1985年,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开始出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各种文学流派多元并存,创作题材与创作主旨虽有转变但不乏与传统本身的紧密联系。文化寻根意识的觉醒,唤起了文学家对文学创作本体,文学创作自身文化价值体现的密切关注。

二.重拾民间文学话语权

80年代,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文学要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至此,中国文坛掀起了“文化寻根”的浪潮。一批作家开始了以民族传统、民族心理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的问世便称为“寻根问学”。此类文学重在对文学的指向性及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自由的表达社会现实。

1.人物形象的“审丑”——困境中的突围

韩少功作为率先发起“寻根”创作的作家之一,其中篇小说《爸爸爸》将深藏于民族本身内心的精神心理积淀作了一次深挖,将这种几千年来的保守、落后意识融于现实生活中,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以湘西楚文化的原始生态为背景,将落后、愚昧、不思进的小农文化暴露在世人面前。丙崽这个鸡头寨的普通山民个体,一出现便与众不同。“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他能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很快学会了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妈妈’。后一句粗野,但出自儿童,并无实在意义。”这在40、50年真可谓语出惊人。韩少功还进一步指出“但出自儿童,并无实在意义”。将一个少年儿童刻画成了一个白痴,而且从肉体到精神上都表现出一个永远弱小,残缺的种族侏儒特征,集民族根性中一切未进化的、野蛮的、原始的心理、生理因素于一身。这种大胆的“审丑”架构,已在视觉感受上奪人先声,一扫之前的程式化文学创作模式。这种对楚地文化、民族根性的源头性审视,开创了寻根文学创作的先河。

2.叙事情节的“张扬”——突破思想禁锢

莫言中篇《红高粱家族》站在民间立场上叙述一个抗日战争的故事。《红高粱家族》以一个虚拟家庭为背景写一个土匪司令余占鳌(即爷爷)的组织民间力量抗日的故事,它突破常规,大胆的将“爷爷”与“奶奶戴凤莲”的泼辣爱情,以及与二奶奶“恋儿”的野性欢爱,将伦理道德的门楣砸得粉碎。这部小说不仅包容了打破伦理的性爱与社会暴力、残忍而且还将人的野性和人的本能一一展现,这显然已模糊了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罗汉大爷被活剥人皮,血肉模糊,“爷爷”将日本鬼子的生殖器割下又塞进他们嘴里,然后将尸体扔进河里,让他们飘回东洋去,以及成百上千只狗与人恶狠狠的抢着尸体,塑造了粗野、狂暴却富有正义感的生命激情,这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是格格不入的。

此外,“爷爷”余占鳌首次以一个“土匪”与“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出现,打破了传统意识中的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这显然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形象所背离。小说中没有占用全部篇幅来突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仇恨,而是将这些因子渗透到整个村子的日常生活之中,小说中把个人的恩恩怨怨,政治路线的纠缠、民族与民族间的仇恨巧妙的融化于这块长满高粱的青纱帐中,让青纱帐的爱与恨来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他不但没有淹没主题,反而将残酷的杀戮、刺激的暴力、血腥的场面、野合的性爱、人性的良知组合成一幅奇异的画面,给人以震撼。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将革命题材巧妙的转化为一个战斗过程,以此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历史战争在人民生活中的民间色彩。

3.叙事方式的“革新”——引入魔幻现实主义

寻根文学的叙事结构铺陈,深受20世纪4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学的影响。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的心。1991年《光明日报》登载潘天强先生《寻根文学中的文化意识》一文中这样描述:“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时间他的《百年孤独》和魔幻现实主义成了中国文坛的热门话题。”一时间中国作家蜂拥而上开始模仿《百年孤独》中的虚幻现实架构。古老的神奇文化元素、人物的怪癖、几代人的命运组合、深刻的哲理意蕴等。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加上近三十年的国内文学的压抑共同催生了寻根文学。贾平凹、陈忠实、扎希达娃、阿城、韩少功、莫言等一批作家率先回归本土,在深刻的反思中,精气魂归故里,终于找到了表达世界感观和彰显人性风采的自我话语权。

莫言曾在一篇文章中动情地写到:“我在1985年中,写了五个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小说。他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魔幻现实主义的确给了中国作家当头一击。是啊!拉美有神奇的自然景观、古老的神秘传说、悠久的历史为文化为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我们同样有悠久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古老的东方神话、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传承,这成了寻根文学模仿与创新的坚实基础。

韩少功《爸爸爸》的创作开始了他的在精神层面的寻根,从这一创作主旨上韩少功清晰地勾勒了文学与自然,文学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创作动机是寻找一种突破传统的体现东方人根文化意识的审美架构,韩少功将文学的民族性巧妙地融于自己的作品,他将创作情感引向人类存在的根基领域——民族意识。自然世界的万物有灵,“原始”居民的畏天忌神,鸡头寨全体村民对“丙大爷”的顶礼膜拜,鸡头寨与鸡尾寨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战,裁缝仲满为了全寨人的解脱熬制毒药面向东方而饮却惟独丙崽不死等等,神秘、深奥令人不解。这类作品一问世便引起軒然大波,在情节结构安排上独成一派,成为了一个文学时期的风向标。

4.独立文学话语权的萌芽——思想出现“生态化”

韩少功的《爸爸爸》选择楚文化浓郁的楚地来构建自己的“巫楚文化体系”,这与沈从文这位湘西世界最深情的歌者不谋而合,当然,更是一种对楚文化别样视角的挖掘。都市与湘西的二元文化对立模式在作者的笔下深情的勾勒出了一个神、妖、巫、人、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纯原始生态模式,展示了“巫楚文化”的全部精神实质与无穷的自然魅力。湘西的山、湘西的水、湘西的人、湘西的情在作品中完美融合,营造出一个环境优美、生态和谐、风情浓郁而又不悖人性的和谐境界。“德龙”的纯乡土气息与“仁保”的些许城市气息碰撞,划出美丽的人生弧线,展示出楚文化中神性渐逝,走向颓败的态势。说明原始的巫楚文化已在外来中原文化的冲击下,渐渐流失,传统的文明的光与色与湘西世界原有的自然、原始、磊落、朴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以“高密东北乡”为环境背景,一开题便点出“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的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给读者一个环境氛围的定位,接下来便以“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野性故事展开故事的铺陈,美丽的乡景文化引人入胜,“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者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将自然植物的高粱衬托于秋风习凉,四海苍茫的八月,创造出一种别样的景致,别样的风情。在掩埋单家父子后,“那些乌鸦在坟墓上空团团旋转,鸦翅上涂着紫红的阳光。”将乌鸦的翅膀与阳光的折射巧妙的融合,凄凉中却又不乏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莫言大胆宣扬了不受道德规范约束的民间激情、拼杀中才能拥有、野性顽强的生命力、放荡的自由生活、无法无天又无拘无束的性爱自由、暴力中求生存等等一系列原始的、然的生态文化,架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这种对民族文化之“根”的重新认识,是审美意识在历史文化因素中的潜在苏醒,是对审美视角的重新定位,这种寻文化之根,寻文学之根的大胆做法开掘了人类原始与半原始的文化,也萌启了人类童心泯泯的潜意识,再不在规范中、标准下、制度内限制自己的思想了,这是寻根文学在文化层面的一次解放,是对文艺“工具论”的大胆反叛。

三.寻根文学的社会价值

寻根文学它不仅拓展了文学构想的思维空间,丰富了文学的主题内容,而且在文学的民族、民间话语权上,自成一格,开创了一代文学之根的高峰。“根”文化在文学领域的觉醒,为创作主体在思维空间中开除了一片新的处女地,在世界文学中立起了中国乡土文化的大旗,民族风格、民间文化苏醒,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最强音。

(一)借鉴魔幻现实主义。1982年《百年孤独》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基于此,中国一批作家,开始了在中国本土的文化寻根,汪曾祺、冯骥才、莫言、韩少功、扎西达娃等首先挂帅,学习拉美魔幻现实注意的创作方法,重新捡拾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节、风土风貌、原始神韵、自然风情,挖掘人的潜能,抓住人性的本性创作了一批极具历史文化意蕴的文化小说。文学作品中民族文化价值的得到了质的升华,作家们开始借助自己发自内心的情感来拯救文学的灵魂,净化读者的心灵,这是一次文学的解放。

(二)寻根文学开创了新的审美价值。寻根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民族文化的本土化特色特征的确立。无论是对只会叫“爸爸爸”,只有三四岁智力的“丙崽”建立新的“审丑”视角,还是莫言《红高粱家族》中对大胆张扬的爱情的全新解释,这种不管伦理,何论道德的精神,本身就诠释了原生态的、不受或者很少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高密乡人的自然审美意识。韩少功认为:“挖掘民族文化之‘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认识无限想和永恒的对象化的表现”。原始生存状态下的原始文化,是一处未受污染的童贞文化,它所折射的无穷魅力成为作家展示自身作品的生命力的有力载体。寻根文学注重原始地域风土下衍生的浓郁地域特色文化,运用多样化手法,多角度思维,明新的视野成就了当代文学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三)寻根文学构建起了新的思想价值体系。民族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寻根文学开启一个文学时代的标志。寻根文学开拓新的现实生活领地,将巫神文化、宗教观念、伦理道德、人伦自然价值巧妙融于一炉,将原始宗教的神秘、人伦的忏悔、自然生态的和谐、历史现实的观照,统一于民族文化之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

1.对宗教观的全新认识。古往今来,宗教在文学作品中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对原始宗教的民族性特色的描写,一是被统治阶级修正了的政治宗教,另一种则是严格的纯唯心主义宗教。而韩少功在其《爸爸爸》中则认为宗教既不是一种控制人身心的精神毒品也不认为宗教是一种纯无知愚昧状态下的精神寄托,他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色彩,把宗教无修饰的展示给读者,让读者自身去品味其中的内涵,感受这份丰厚文化的历史积淀的厚重。鸡头寨、鸡尾寨的原始祭祀、占卜、预言等更多是表现了原始村落形成后积淀下来的文明、文化的灿烂盛景。

2.人伦价值观的新定位。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将“奶奶”与“爷爷”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伦理道德约束,不受封建男尊女卑制度的禁锢的大胆爱情追求刻画淋漓,以一个“造物主”形象跃然纸上,给千百年来的人伦价值体系一个彻底的颠覆,给人性一种解放。求新、思变、不墨守陈规、不死守俗套的新价值观确立。

3.对历史观的新观照。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爷爷余占鳌以一个土匪身份坚持抗战,与日本鬼子斗争,与汉奸斗争,与共产党斗争,他诠释了一种新历史主义观,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与共产党领导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联合国民党主战派、社会各界开明人士和各地武装力量、地方土匪武装共同抵抗分不开的,是全中国抗日力量的共同胜利,这是对抗日历史的补充,当然更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对历史事实给予了最理性的思考。

(四)从形式上寻根文学独成一格,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事物本真上,寻根文学无论是局部环境的描写,还是整体文风的构建,均运用大量隐喻、象征手法,来渲染小说故事情节的冲突、矛盾,从歪曲的人格中探尋笔直的人性,张扬哲理、人文的魅力。韩少功的《爸爸爸》中丙崽“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本想用其头祭谷神,却晴天一声惊雷“大家又犹疑起来:莫非神圣对这个瘦瘪瘪的祭品还不满意?”等等,来暗示巫楚文化的神秘,给人以扑朔迷离的阅读快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成功的借鉴《百年孤独》的艺术创作手法,“红红的高粱”一方面是情境气氛的渲染,另一方面则象征生命力的顽强、热情、奔放,“奶奶”的“小脚”是封建的代表,“奶奶”的自我以及对爱情的大胆诠释又暗示了女性在社会地位的变化。

寻根文学把原始意象与隐喻象征意蕴运用多变的叙述口吻及时空的调到错乱使小说叙述更具魔幻,时而神巫、时而现实、时而顺序、时而插叙、时而倒叙,时而颠倒,时而错位,时而跳跃,时而往复,构成了寻根文学独创一体的艺术表达风格。

“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但“寻根文学”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于是,中国的纯文学又回到了起初的状态,开始了一个漫无目的的漂流,许多文人在文化基底的建构上无从下手,创新的意识从此再次断裂。

参考文献

[1]韩少功:爸爸爸[N].人民文学,1985(1)。

[2]潘天强:寻根文学中的文化意识[N].光明日报,1991。

[3]韩少功: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爸爸爸.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4]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227—228。

[5]韩少功:文学的“根”[N]作家,1985。

[6]邓楠:《寻根文学价值观论》[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