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顾笃璜

周友良 薛乃文

刚过去的冬天令人伤感，先是张继青去世，再是古兆申去世，接着是顾笃璜去世，这三位都是昆曲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携手辞世西去，是昆曲的巨大损失。我知道友良兄与这三位都有很多交往，作为昆曲界的中坚力量，你肯定与他们有过许多交流与合作，对他们的为人处事也会有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回望他们的背影，也许是平复我们内心哀痛的最合适的方式。

中坚力量说不上，我与张继青、古兆申和顾笃璜三位确实有过比较长的交往。前些日子纪念文章多如雪片，也让我想起许多往事。三人中我与顾笃璜相处的时间最长，而且我与他有很长的历史渊缘，有些事可能他自己都不太知道。

顾笃璜

是吗？那我们就来聊聊顾笃璜吧。据我所知，你在上世纪70年代就进了苏昆，成为顾笃璜的部下，到现在有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了，确实渊源挺长的。

我告诉你薛兄，这个渊缘还得从我四五岁时说起。

哦？愿闻其详。

1952年我随父母从上海搬迁到苏州，父亲从上海到苏州大明饼干厂工作。那时大明饼干厂在朱家园，生产的鸡球饼干蛮有名气的。我们借住的房子就在杀猪弄，现在延伸为朱家园了，那时正好与顾笃璜成为邻居。顾笃璜的母亲当时还是居委会小组长，居委会开会时，我妈常见到她。我们都知道顾家是大户人家，家里还开了一间很有名的酱菜店。一到苏州就成为邻居，也是一种渊源的开始吧。

那时在顾笃璜眼里你还是个小孩，不会有真正的交往。

真正有些交往是从我进歌舞团开始。我1970年考进了苏州文工团，在乐队任第二小提琴首席。乐队有很多苏昆剧团的老同志，指挥范广勋是苏昆的作曲。为排演样板戏，拉二胡的改拉小提琴，弹琵琶的改拉大提琴，打扬琴的吹圆号，苏昆的司鼓张允伯打定音鼓，主胡周家喜改小提琴，现在想起来有点乌合之众的意味。但那时倒都是按照正规总谱演奏的，虽然编制小了一点，但很像那么一回事。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顾笃璜在哪？

当时处在“文革”期间，他还没“解放”，被安排在尚书里4号歌舞团的木工间劳动，木工间里只有两个人，还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木工钱白男。从歌舞团大门到木工间，要走过我住的宿舍。我们乐队一些人拉琴、练功累了，常会去木工间坐坐，做点木工小玩意，也常与木工师傅和顾笃璜聊天。顾笃璜走进走出，常见我们年轻人在勤奋练功。大家与顾笃璜慢慢地熟悉起来，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说话不多的人，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予我两次很大的帮助。我能成为专业作曲，能为苏州文艺贡献一点微薄之力，与顾笃璜有很大的关系。

哦？顾笃璜对你这么重要？我从来没听你说起过。

前两年做电视台采访节目的时候，我说过顾笃璜对我有知遇之恩，可以说没有顾笃璜，我不会是今天的我。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能一生从事音乐事业，是我人生最大的理想。可是没过几年，剧团不再专演大型剧目，乐队也不是常坐在乐池为舞剧伴奏了。需要演一些走上舞台的歌舞、器乐节目，小提琴齐奏是常演的节目。由于我的腿疾，不能站着拉琴，于是一组演奏员只能陪着我在台上坐着演奏。于是领导把我调到当时属于工艺系统的西乐器厂，在菉葭巷西乐器厂的高级琴车间。我以前常去西乐厂那里修琴，认识很多师傅，很快和他们成为要好朋友。

在西乐器厂你也许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制琴师，但那不是你的理想啊。不过当时你恐怕只能听从安排。人生道路被毫无征兆地阻断，不得不走向另一方向，这个打击够大的。

拉琴与做琴一字之差，对我来说却是理想的破灭。没想到半年后出现转机，我又接到工作调动的通知。新单位是文化系统的江苏省苏昆剧团。后来我才得知是顾笃璜向工艺局领导点名要我的，当时他已经被“解放”了，官复原职：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跨系统调动是很烦难的事，钱璎当时是工艺局领导，听说她还为此发牢骚，说怎么能这样草率？刚调来半年，又要调回去。于是我又回到了文化系统，成为苏昆剧团小提琴首席。

估计调你去苏昆是顾笃璜复职后系列举动中的一个。他是怎么调你的？

这次工作调动的内情我没问过他，他也没与我谈起过。也许对他而言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对我来说却意义很大，内心是充满感激的。

当时顾笃璜是怎么当团长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让我们叫他团长。团里老一辈的人叫他“顾同志”，我们都叫他老顾。多年以后，叫他顾老师的人越来越多，我不好意思再叫他老顾，再叫就显得有点老三老四了，我才跟着叫顾老师。

当时苏昆剧团人丁兴旺，1972年省京二团（原来的江苏省昆剧团）下放到苏州，与苏州的苏昆人员合并，光乐队就有30多人。那些年排了很多苏剧、昆剧的现代戏，《喜搬家》《一笔工分账》《雪山风云》《平原作战》等等。1974年、1975年《平原作战》准备参加在北京的地方戏学习样板戏的全国会演。省里为此成立了江苏代表团，一台戏方戏的组合，来自昆剧、扬剧、锡剧、淮剧、淮海戏五个剧种，大家都集中在南京太平路的江苏饭店集训。我被指定为代表团管弦乐队的首席，断断续续的一年多里，五个剧种的音乐都在熏陶我，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宝贵的青春记忆。

粉碎“四人帮”后，团里很多从南京来的同事一下子都回去了，包括张继青、胡锦芳、石小梅、黄小午等人。他们一走，乐队也散了。当时苏州全团只留下17个人，有一段时间我没什么正事干，前途渺茫。我上海的小提琴老师吕浩为我争取到一个去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的机会，这正合我心意，但不知道团里是什么态度，肯不肯放我去学习？心里忐忑不安。

顾笃璜的态度是关键。

是啊，当时我到老顾家说这事，心里很没把握。没想到他基本是同意的，但要与剧团其他领导通通气再决定。在通知报到日之前，得到剧团领导顾笃璜、吴石坚的最后决定，同意让我去上海学习。剧团会计阮岐每月准时给我寄工资，使我能安心地学习。就此跨出了从演奏员到音乐创作过渡的第一步。

这是你人生历程中又一个关键节点。

说来有趣，前几天与郑培文在微信里谈到那次我到老顾家的情景。她是原大明饼干厂厂长的女儿，和我家是世交，他们兄妹是我童年的邻居和玩伴。她丈夫和顾家又是亲戚，叫顾笃璜“叔”。她在微信里回忆说：“还记得那次在顾家偶遇你，后来我知道你去的目的，想去上海学习。我就问叔，准备不准备让他去呢？叔不答，反问我，你说呢？要是你，你怎么做？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就让他去，这个人很聪明的。后来叔问了许多问题，让我介绍你，我娓娓道来，叔惊奇地说，你们这么熟啊！后来他忍不住突然问我，今天你们是约好的吗？我说没有，巧了，我们是来交租金的。这时奂婆婆（顾笃璜的母亲）也证实真是如此，叔才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是那两年的学习给你打下了向作曲发展的基础，没有那两年，可能就不会有你在苏昆大戏作曲上的诸多成就，就不会有《五姑娘》、青春版《牡丹亭》和《国鼎魂》等等剧作的音乐创作。顾笃璜两次为你的人生航船拨正方向。

1980年进修结束回到团里，顾笃璜让我与金砂、蒋玉芳、尹斯明等人一起创作苏剧现代戏《死的已经死了》的音乐，此剧的编剧是顾笃璜夫人吕灼华。我从这个戏开始正式担任苏昆剧团的作曲与指挥。当时的苏昆剧团已经颇具规模，剧团以创作、演出苏剧为主。昆剧只有一个小分队，二十多人，驻守在第一天门原京剧团，排演一些昆曲折子戏。团部和创作班子都在高长桥现在昆剧院的地方，主要搞苏剧。排了很多戏，苏剧《五姑娘》是顾笃璜重点抓的一个戏，排的时间也最长。是我和老顾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当时金砂与我担任作曲，我还担任指挥，所以与他在戏上的交流也最多。

关于《五姑娘》我听金砂说过，那是顾笃璜花精力最多的一出戏吧？

是的，这个戏磨了前后有七八年，我觉得这个戏的后阶段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排练和演出中，自己也经常沉浸到深深的感动之中。

苏剧《五姑娘》由原来长篇叙事诗的山歌改编过来，唱词也基本依据山歌的唱段而写，很土风，长长短短的句子很不规律。苏剧的原有曲调很难完成唱腔的写作，所以这是采用民歌小调最多的一部戏。进入这部戏之前采集很多民歌，都是有本有源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老顾对音乐的创作不太干预，我们怎么写他就怎么排，他主要抓本子和演员的表演。我觉得在艺术上他有比较宽阔的胸怀，有比较创新的意识，不是“传统保守的卫道士”。

你身兼作曲与指挥，很辛苦啊。

是，我直接参加剧目的各种排练和合成。当时剧团条件差，排练真是苦啊。大冷天剧场大厅没空调，时常排到深更半夜，乐队的人坐着不动，冻得音乐一停就直搓手，清水鼻涕流下来了，忙中抽空擦一擦。大热天又是汗如泉涌。后来有企业赞助了几台空调，那么大的剧场根本无济于事。我排练最恨乐队、合唱队人员不全，对顾笃璜说，以后人不全我不排。他说：“好的！”随即他就在大会上宣布了。有一次韩铁燕不能参加排练，专门找顾笃璜请假，老顾给她批了个条子给我，后面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前一阶段我整理资料时，曾翻到这张条子，觉得很有意思，是个文物了。

顾笃璜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熟悉顾笃璜的人都说他有个性，确实是这样。有股倔劲，很多地方都显示出与众不同。很多人都喜欢《五姑娘》，当然也有专家提意见，说《五姑娘》演出时音量太小，灯光太暗。我们团里的群众也打趣地说“听不见，看不见”。但是顾笃璜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不改。1983年《五姑娘》去南京参加省会演，省里要求苏剧与锡剧合一台，苏剧上半场，锡剧下半场，要求顾笃璜告诉他们戏到哪儿“切下来”，让人家演下半场。顾笃璜说：“没法切的，你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就停下来。你大锣一敲，我们结束。”结果真的是这样，我们的戏一直在演，锡剧团的人急得不得了，等着上场。终于大锣一响，咣——大幕呼地拉上，结束。会演评奖的时候，给了演员优秀表演奖，给了作曲音乐设计奖，就是没给老顾等人剧本奖、导演奖。

顾笃璜对此无所谓吧？他对行政上的事也是不感兴趣的。他曾经说“当官我不适应，更希望从事艺术实践”，上世纪50年代他就主动辞去文化局领导职务，一心一意在苏昆搞戏。

是的。我也隐隐觉得他有时与上面领导不是很合拍，但钱璎经常支持他，甚至有些迁就他。有一次关于昆曲的会议上，说到一个观点时争执起来，人家说这话是钱璎说的，他马上把人家怼回去，说“钱璎又不懂的”。当时钱璎就在他身后，回头一望，他无所谓，钱璎好像也无所谓。

这个细节有意思，很传神啊。顾笃璜口无遮拦，钱璎虚怀若谷，感觉这两位文艺界的老领导都是风度翩翩。顾笃璜去世后，许多纪念文章都提到他的名士风度。

说起名士风度，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年，我们团在昆山演出，苏州市文化局有领导要来团里看望大家，表示慰问。结果领导来了，顾笃璜让其他人接待，自己背着手出去了，不见面——这大约也是一种名士风度吧？

在众多昆曲粉丝眼里，顾笃璜的形象是“昆曲守护者”，是昆曲传统的“卫道士”。

其实外界对他的一些回忆和评论不太全面。一是在昆曲的见解方面，二是没有提及他对苏剧倾注的精力。

顾笃璜在不同时期，对昆曲的见解也是在变化的。记得有一年，顾笃璜把我们集中在朱家园铁路司机宿舍的大院里上班，试排昆曲《骄杨颂》。金砂写的曲子，唱词和唱腔都不是曲牌体的格律，由张继青演唱，小乐队为张继青伴奏练唱。当时邓丽君的影响很大，顾笃璜提出要大家学学气声唱法。他有很多想法很大胆，也进行过一些探索，并不是一味的“卫道士”。后来大约看到全国院团的昆曲创新剧目太多了，有的比较离谱。于是他认为昆曲这样下去很危险，有必要站出来振臂高呼，这也是他个性使然，后来就成了人们所说的“原汤原汁”、坚守传统的捍卫者。

那个时代各行各业改革的步子都很大，昆曲的处境很艰难，那是顾笃璜想让更多的人接受昆曲的一种尝试吧？再后来他搞《长生殿》，就完全回到传统了。

多年后，记得有一次开会期间，我和他一起去洗手间，我开玩笑地对他说：“老顾啊，你现在怎么会这样保守？以前你很创新、革命的。”他干脆地回答我：“我以前是错的，现在对的。”我说：“你怎么保证现在是对的？”因为与他熟，所以讲话也无所顾忌。

有些不明就里的人觉得顾笃璜总是与别人唱反调，别人这样，他偏要那样，其实他在不同时期有自己的行事逻辑。他的晚年时光都奉献给了沈德潜故居的昆曲传习所，还想尽办法排了《红楼梦》，我总是有许多感慨。

顾笃璜不会随众，如果很多人都说这个好，他就会表示怀疑；如果很多人都说这个东西坏，他也会表示怀疑。顾笃璜的名士风度以及对待某些事情的不屑和清高，到了晚年也是有所改变。我的理解是：为了这个传习所的生存运转，为了完成他想做的事，没有各方面的支持会更困难，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有所妥协。

应该说恢复昆剧传习所后，顾笃璜为昆曲的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借助他的声望和资历，传习所先后举办了11期全国性的传统昆剧学习班，恢复排练了很多昆曲传统折子戏。

我也于1982年参加了传习所举办的昆剧填词、谱曲学习班，学习班聘请了昆曲名家朱尧文、陆兼之等老师来授课。当时全国昆剧院团来了不少编剧、作曲和乐队的人，很多人受益匪浅。我在写青春版《牡丹亭》音乐时，其中一套重要的参考书《昆剧传世演出珍本全编》，也是顾笃璜主编的，一个意义很大的浩瀚工程。

我多次去过沈德潜故居的传习所，看到顾笃璜虽然招集了一些退休的继、承字辈的演员开展活动，很多精力都花在解决人员、经费、场地等一堆问题上，甚至变卖家产也解决不了问题。

是啊，我也暗暗为他可惜，与他当苏昆团长的时候比起来，要设备没设备，要资金没资金，要人没人，就像是一个正规军的总司令来到游击队当队长。而且年事渐高，做事更加吃力。我觉得，他对昆曲有那么高的造诣，那么多的见解，那么深的感情，静下心来著书立说也许是他最好的选择。

顾笃璜的晚年时光都奉献给了昆曲传习所，每星期都拖着病体去指导。奈何天不假年，一个为昆剧、苏剧奋斗了一辈子的传奇人物就此离去。

回顾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我对他始终满怀敬意。不仅因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还敬佩他的努力和人格。大恩不言谢，我与他平时没有更多交往，只是每年春节前给他寄一封邮政有奖贺年卡，祝他身体健康。顾笃璜曾对郑培文说过：“周友良每年都给我寄一封拜年信，也就是他一直记着我……”没想到今年春节前寄的贺年信，成了我对他的最后一次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