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与发展方向

胡晓芳

内容摘要：龙其林的《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跳出了从单一国别研究生态文学的常见思路，而代之以比较文学视野进行跨文化研究，为中国生态文学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该书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与世界生态文化语境、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结合，不仅多方位地总结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而且在比较文学视野中凸显了中国生态作家写作的独特价值及其未来发展空间。

关键词：生态文学 文学批评 生态中国

随着“生态中国”被写入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也迎来了更为蓬勃的发展，龙其林就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家中的新锐代表之一。他的生态文学批评涉猎广泛、成果迭出，逐渐形成明朗的批评体系。《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即是龙其林积十年心得为一炉的生态文学批评力作，对于推动中国生态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该书面向现实、角度新颖、视野宏阔、逻辑合理、论证详实、阐述精微，是一部有思想、有情怀、深闳、丰瞻的学术研究著作，彰显了作者博览中西、深思明辨的学术功力。总览全书，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研究定位的高格局

《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一书以“生态中国”建设为旨归，定位高远，意义重大。作者大声疾呼“生态危机正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头等问题，如何认识、反思生态危机并寻求解决之道成为文学创作及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1]。这部著作系统地研究了中、西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伦理叙事和艺术特点，对其中蕴含的文化反思、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图景、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图景进行了揭示，以进一步传播生态文化，提高国人的生态自觉意识。作者分析了在《瓦尔登湖》等西方生态散文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散文所呈现的由聚焦社会、人心向关注自然、表现大地的转变。他赞赏苇岸、王开岭、韩少功、张炜、古岳等生态散文家“对于自然现象不仅有着细腻的描绘，而且还体验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佳境”[2]，“重新恢复了语言的有机性，通过呈现出自然的本质力量，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天然亲近”[3]，“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出发点，将自然界的其他生命纳入伦理的关照范围”[4]。同时，他也指出了新世纪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集中书写的三种类型，一是“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破坏生态的行为的揭露与批判”，二是“对造成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反省和忏悔”，三是“选择通过文学创作融入自然，在物我两忘的状态中达到生态审美的澄澈之境”[5]，总结了这三种不同的书写类型所构成的从“批判他者与社会”到“进行文化反思、人性反思”、“从审美角度进行生态意境熏染”的发展轨迹，并表达了期待当代作家们“为社会贡献出更具思想穿透力、艺术感染力的生态文学作品”，从而“使我们的政府、社会、民众牢记现实生态处境，重视应对生态问题，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思想意识，为未来的生态环境好转作出贡献”[6]的殷切心声。这些研究工作，无疑是以文学批评助力“生态中国”的有益实践。

作者力图廓清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貌，力争在全面把握各位生态文学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展开有理有据的论述。他将观点既建立在对数以百计的当代生态文学作品的鲜活体会与理性分析上，也建立在对数十年来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高度熟悉与总体把握上。因此，我们不仅能看到那种对于炙手可热的当代生态文学作家、作品的热点研究，也能看到那种对于刚刚起步的当代生态文学作家、作品的前沿研究。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两篇重要的生态作家访谈，这种以面对面访谈的形式呈现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既展现了作者对生态诗人诗歌艺术手法的深入探究，和对其创作基础、思想资源的深刻探寻，也体现了作者与诗人生态情怀的深情共鸣。作者不是站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身后“旁观”其发展，而是积极地走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当中去“参与”其发展、“扶助”其发展，因而展现了当代批评家的锐气与担当。

作者在导论部分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必须借助于跨文化研究，才能革除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的旧习气，开拓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的新局面。跨文化研究虽然不是文学批评的新方法，但因其对研究者知识储备和驾馭能力的极高要求，一直难以成为文学批评的首选方法。于是，作者携一己之勇所开展的跨文化研究，不啻为一次冒险的尝试，然而作者孜孜以求，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趟跨文化的穿梭旅行中，由中西比较带来的精彩创见俯拾即是。作者不仅详细梳理了西方著名生态散文《瓦尔登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而且着重分析了中国当代生态散文与《瓦尔登湖》在内容侧重及艺术表现上的不同，指出了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家对《瓦尔登湖》的接受其实是一种变异的接受，最后分析了导致这一变异接受的历史文化原因与现实原因。这种以跨文化研究法开展的中西当代生态散文比较研究，填补了同类研究的空白。在生态小说方面，作者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一系列国外生态小说名著，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法拉·莫厄特的《被捕杀的困鲸》等，并将它们与中国作家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司马炎的《麻雀梦》、杨志军的《环湖崩溃》等生态小说作品进行了从思想主题到表现手法的详细比较，从而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一大不足，那就是过于贴近生态危机现象及生态现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态文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不仅要传达作家的价值立场，唤起读者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也还要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艺术的锤炼、主题思想的发掘，以维护自身的审美属性和艺术空间。这一重要论断对于促进我国当代生态小说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研究结论的高质量

在十余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在本书中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结论，为文学爱好者及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把打开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之门的金钥匙。书中的重要结论关于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向何处去。生态文学本就是反映当今世界的生态困境、表现人们的生态焦虑、传达人们的生态憧憬的一类文学，对于解除生态危机、实现“生态中国”、“生态地球”具有难以估量的力量。正如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Karen Laura Thornber教授的谆谆告诫：“文学拥有可以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力量，因为它可以揭露人们如何统治、损坏和毁灭彼此以及自然界。文学同样允许我们想象出可以替代的脚本。”[7]20世纪的中国生态文学已经走过了极为不凡的旅程，而新世纪的中国生态文学更加前景乐观，它正以社会批判、自我忏悔、自然审美为三种集中的书写类型，通过对生态问题的不同思考来反省中国社会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建构起新的生态平衡目标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一面向未来的实验与探索过程中，作家们从前“猝然遇到生态问题时的茫然失措与痛心疾首”[8]必将得到合理的克制，而各类生态文学作品在继续高扬思想性的同时，文学审美属性也将进一步提高。

二是关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向何处去。在该著中，作者对当下的中国生态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生态文学概念窄化、泛化，致使概念与创作实际相脱节的情况;存在着盲目照搬生态学说、套用生态理论，导致生态文学批评范围无限扩张的情况;存在着侧重生态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研究而忽视生态文学作品结构、语言和意境分析，造成“思想主题癖”的现象，等等。有鉴于此，作者“急切地期待着生态文学研究的一场变革、一次涅槃”，寄希望于研究者“脚踏实地地直面尴尬的现实，一个接一个地应对、解决问题”，以“迎接国内生态研究的新纪元”[9]。

三是关于如何面对西方的文化资源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异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滋润，其结果“一方面使得异质文化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则使接受者“在受异质文化影响的同时存在一个与原有文化资源相互筛选、融会的过程”，从而形成作家思想结构中“中西文化共存、互相制约的格局”[10]。同时，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也应当成为一种更加自觉的选择，因为“包括中国自然传统文化观念在内的东方文明越来越引起西方文化界的重视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使二者具有平等交流对话的时空基础，恰当地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兴盛与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河南大学孙建杰教授才会在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中提出要“找到中国生态文学里的‘中国’”[11]。

三.研究质量的高标准

除了论点的鲜明性、深刻性，该著的论述过程也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高标准。一是结构严谨。该著采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旨在梳理中國当代生态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特点及趋势，其主体部分五章内容的标题分别为：“转型与对话：生态经典的跨文化传播”、“异域与传统：中国生态文学的伦理嬗变”、“视角与姿态：宗教、动物及神话母题的重构”、“生态理念与身份定位：生态文学的多重书写”、“形象的再造：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及批评的建设”，这一结构体系高屋建瓴，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了西方生态文学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启发作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西方生态文学的借鉴与转化过程，以及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特色鲜明的发展趋势。

二是论述有力。该著在展开论述的过程中，不是就文学而文学，为生态而生态，而是将生态文学作品及生态文学潮流看作一个大文学系统、大文化系统的生成物，积极地展开中西对话、古今对话，从而使得论述极为丰厚有力。在论述中西当代生态文学在表现宗教、动物及神话等母题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时，作者既注重对中西当代生态文学文本的理解，也注重对中西古老文明传统的把握。在分析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在时间观念、神秘因素、艺术气息等方面的新质时，不仅继续进行跨文化的中西比较，而且联系了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文化传统、艺术理念，结合了作家的生平经历与心路历程。诚如作者所言，他矢志开展的不是单一的作家、作品、类型研究，也不是仅仅从生态学和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而是“综合运用文化学、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12]。

三是笔墨酣畅。学术研究虽然是诉诸理性的思维活动，但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却是一个个富有生命、深怀感情的人。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印刷品，而是为了人，为了人民，为了人类。因此，学术语言作为学术思想的载体和外化，除了呈现理性，也往往传达着研究者本人的精神气质。作者强调：“文学研究不仅是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反映，而且浸透着研究主体的心灵感悟和哲理思考。……最重要的却是我们能否面对那些真诚的思考和内心体验，能否在文学研究中传达清澈的自我世界和一股直逼存在的真实力量。”[13]这就使得其笔锋常带感情，给读者一种酣畅淋漓、直击心灵的阅读体验，让人感受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的新锐气象，助推“生态中国”的更快实现。

龙其林的生态文学研究具有若干重要品质：一是注重研究的现实性、实践性。他不仅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且致力于以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助力中国生态问题的解决，显示了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和现实指向性。二是坚持研究的独创性。龙其林坚持立足文本，积极开拓研究渠道，切实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其研究具有首发性和唯一性。三是追求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龙其林已然实现了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全景扫描，其研究成果涵盖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批评、中国当代生态散文批评、中国当代生态诗歌批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总体批评四个部分，体现出清晰的系统性与显著的全面性。四是挑战研究的开放性、国际性。龙其林既立足中国，也面向世界，坚持将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置于世界生态文学的全局中进行考察，在中西对照的视域下进行多方面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呈现研究心态的开阔性与研究方法的开放性。

《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领域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不仅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生态文学的过去、现在、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如何开展跨文化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具有示范意义，为“生态中国”的研究贡献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注 释

[1]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3.

[2]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7.

[3]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8.

[4]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9.

[5]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49.

[6]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49.

[7]Karen Luara Thornber. Ecoambiguity：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East Asian Literatures》，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2：4.

[8]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65.

[9]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74.

[10]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76.

[11]孙建杰.《找到中国生态文学里的“中国”——读〈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光明日报》，2020-3-28，第12版.

[12]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4.

[13]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