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平台竞争格局下的算法治理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路径

张志安 唐嘉仪

【内容提要】以互联网平台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网络话语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新一轮互动的竞争领域之一。在现状层面上，以中美两国为首的平台竞争格局在整体上锚定了全球舆论场国际传播的内容生态。在效应层面上，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算法技术在中国国际传播工作中存在多元的影响效应，算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可以帮助中国面对全球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开展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国际传播信息生产活动，且由算法技术推动的机器生产信息方式可以突破个体在多语种能力方面的限制，大幅度提升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中方所能发出的声量。然而，算法技术存在的信息茧房问题一旦无法消除和解决，全球传播圈层化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意见极化现象可能加剧，而如何利用算法技术使用平台用户信息的问题，则可能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在安全、人权等方面的议题风险。在应用层面上，未来中国至少可以通过释放算法价值、突破信息茧房、智能识别风险、培养后备人才等四个方面提升和增强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力。

【关键词】算法应用 国际传播 平台治理 中美竞争

一、研究缘起

“算法”（algorithm）是指通过对用户行为进行收集和分析，挖掘用户对信息内容的偏好特征，构建用户画像，从而实现针对用户的精准化信息投放的智能传播技术。算法推荐对网络传播产生直接而复杂的影响，正面影响体现在满足用户个性需求、高效生成分发信息、提升智能传播水平等，负面隐忧则包括可能导致信息茧房、弱化传统编辑的审核把关作用、受限于商业利益操控等。近年来，伴随着算法与国际社交网络平台的兴起，围绕平台话语竞争的国际传播议题备受关注。算法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信息传播的新范式。①

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从传播方向来看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由内而外的传播，即把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向国际社会传递；二是由外而内的传播，即国际社会将重要事件、信息、观念等内容向国内民众进行传播。从国际传播和舆论博弈的角度来看，算法技术的生产分发逻辑越来越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场域下的话语角力格局，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各国之间的算法技术博弈，算法技术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在国际话语竞争中的重要软实力。同时，由于国际传播包含的信息传递方向是双向的，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际传播的问题不仅在于考察如何更好地向国际社会进行国家形象的推广和话语的建构，同时也要注意和警惕其他国家通过国际传播的手段和方式对本国国内的民众产生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影响。

当前，以互联网平台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网络话语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新一轮互动的竞争领域之一。本文从算法与平台话语竞争、算法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如何通过算法技术进一步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等三个方面着眼，围绕中美平台竞争比较的现实语境下如何进一步通过开发和利用算法技术来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的问题展开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算法治理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

二、现状：算法技术驱动中的中美互联网平台竞争格局

有学者研究指出，算法逻辑和技术转移颠覆了国际传播的格局，并且推动国际传播高地向扁平化的格局发展。②技术驱动作为全球传播生态的焦点特征之一，其突出影响是以数据和算法作为智能传播的核心力量，并呈现出“颠覆以美国作为绝对领导的西方中心传播格局潜能”③。总的来说，结合当前全球传播舆论场的权力话语分配格局和现状特征，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平台竞争格局，在整体上锚定了全球舆论场国际传播的内容生态，中美两国在国际网络舆论场的话语和传播竞争逐渐向平台治理下的算法技术竞争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的互联网平台国际传播格局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全球传播的网络舆论场形成了“美国体系”和“中国体系”共存和竞争的平台发展局面。总的来说，在算法技术的发展水平方面，美国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竞争领先优势，以脸书（已改名Meta）、谷歌、推特、亚马逊、照片墙等为代表的美国主导的超级跨国数字平台在数据收集和算法分析领域占据领先优势，以数字化的方式驱动美国当前的网络国际传播活动。而中国凭借以抖音国际版为代表的平台在全球用户中的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算法技术的竞争中也形成了较强的追赶优势，在国际舆论上关于“中国声音”的网络传播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总的来说，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社交平臺已经整体形塑了国际网络传播的新生态，也意味着中美两国在平台场域下的国际传播活动在整体上决定了全球网络国际传播的新格局，同时也将左右着未来全球网络国际传播的发展态势。

二是中美两国的国际传播话语主阵地向网络平台转移，而算法技术则成为中美两国平台竞争的技术焦点。算法正在深层次地改变当前全球社交平台的格局，同时也降低了传统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绝对影响力，谁能掌握算法技术的优势，谁就更能在网络国际传播的空间中建立起竞争优势。在传统的国际传播格局里，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作用尤为突出，但是进入智能算法驱动的传播时代，普通大众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网络传播活动中，作为个体节点的平台用户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影响力越来越显著，而这些“个体”不一定是真人，也可能是由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促成的社交媒体机器人。自2022年以来，以社交媒体机器人生产的平台信息就在北京冬奥会、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多个全球性事件中产生重要的舆论影响力。通过数据捕获进行智能化传播，以算法驱动实践国际传播，在竞争活动中建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势，是当前中美两国需要直面的挑战。

三是算法技术的变革和发展格局带来了国际传播格局和秩序的重塑，中国在面对美国的国际舆论话语争夺博弈中迎来了新的机遇。在传统的国际话语权力分配格局下，“西强东弱”“美强中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而国际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流行和兴起则赋予了中国一次参与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机会，使国际话语权力的博弈过程进入由技术竞争、技术驱动的全新赛道。在一些重大的国际议题中，中国可以通过算法技术，提高国际传播内容生产的效率，在国际社交平台上释放出更大的声量，在相对扁平化的互联网传播场域下争取更大的国际传播话语权，并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更大的舆论影响力。

三、效应：算法技术对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影响

由多元主体参与、算法技术推动的网络传播已经成为国际传播的新潮流。以算法技术作为信息生产主要逻辑的国际平台重塑了当前国际传播的新格局，也促发了一个现实问题的思考意义——如何利用算法技术帮助和促进中国在中美互联网平台竞争的国际舆论场域下获得更大的传播话语权。

有学者研究指出，“多元化的传播主体、扁平的内容产销机制、去中心化的规制转型、基于连接的个体参与文化”是算法技术介入下数字平台国际传播的主要特征。④从目前的发展和应用水平来看，基于算法的互联网平台治理模式对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产生复杂且多面的影响，为此，我们需要辩证看待和理性把握。

第一，对国家政府来说，加强对算法技术的应用有利于中国面对全球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用户开展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网络国际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有学者认为，“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精准点态国际传播模式能够有效解决‘瞄得准的问题”。⑤在“人机共生”的国际传播格局下，算法技术驱动的平台国际传播活动可以突破传统时代以“人”作为绝对主导的传播困境和弊端，实现分众化、区域化、甚至“一国一策”的国际传播内容生产和投放，确保特定目标受众接收到的信息和内容更加精准。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由英美主流媒体主导的西方舆论场里，一些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天然地存在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但具体到不同国家的民众，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又具有内在的差别。如果能够利用算法技术拓展中国在超级网络平台下的国际传播向智能化、个性化、精准化发展，挖掘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关于中国的印象特质和兴趣点，那么将能够使中国更好地开展基于国际社交平台的国际传播，以争取扩大中国的国际传播话语权。

第二，受到语言、文化和连接等因素限制，大部分中国网民未能通过在全球社交平台上用英语发出“中国的声音”（Voice from China），以官方主流媒体或相关机构、个人作为主导的社交平台的国际传播效果尚不尽如人意，且在话语特征上未能摆脱传统的官方话语和符号特征，导致难以真正地将声音客观、真实、全面传递到全球传播舆论场上。

而在算法技术的介入和帮助下，“机器写作”“人机协同”的内容编辑和生产模式实现了国际传播内容的高速和智能生产模式。在自动化算法程序技术、写作机器人、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的介入下，网络平台上的信息和内容生产数量和速度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在国际新闻写作和国际传播活动中，凭借着这些算法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中国可以快速地面向世界不同区域、国家的民众实现更高频率、更大范围的信息投放，而且由算法技术推动的机器生产信息的方式还可以突破个体在语言能力约束方面的不足，大幅度提升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声量。值得一提的是，机器生产新闻仍需注重真实、准确等专业伦理原则，以可信内容增进西方民众对中国发展的可亲感受。

第三，算法技术存在的信息茧房问题如果不能真正消除，全球传播圈层化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在网络平台上开展的国际传播工作都将难以促成对话、理解、共识的生成，反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意见极化。

算法不是独立和超越于人类主体的一种技术，恰恰相反的是，算法本身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习惯、意识偏见、思想差异。受到算法技术推荐影响的国际传播将会进一步强化某一种意识形态偏见的信息传播，算法的“不可见性”导致了信息传播的非公平性和不真实性。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不同圈层、立场的受众之间更难开展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意见极化的趋势将会加速。对中国来说，在特定的算法推荐机制影响下，跨文化平台“信息茧房”的存在则意味着要面向那些原本对中国持有消极和刻板印象的国际民众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活动，这实际上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第四，关于个人信息隐私和信息安全的问题在全球网络舆论场都备受关注，而对于如何使用平台用户信息的问题和隐忧，容易成为国际传播中的风险议题。在一部分西方民众的刻板印象里，中国的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问题长期受到攻击和指责，而近年来所谓“中国威胁论”论调又不断被炒作，试图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对“中国强大”“中国发展”和“中国霸权”的误解。由于算法不透明性问题的存在，一旦我国通过大规模开发和推广算法技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广泛和深入应用，则可能由于“算法黑箱”的舆论印象而生成针对中国信息安全、“霸权”、甚至人权等敏感话题方面的国际压力。

四、应用：以优化算法治理和应用来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

如上文所述，算法技术对中美平台竞争下中国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存在复杂影响，但恰如有学者所提出的，“算法是一种促进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工具”，⑥如果能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算法技术，在全平台治理全球视野下思考国际传播的路径和策略，将对我国的网络国际传播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中美平台竞争格局下的国际传播能力，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路径和建议。

（一）进一步释放算法价值，重视算法开发对中美平台竞争的影响效应

在智能媒体技术赋能下，中国要更好地在中美平台竞争中赢得先机和机遇，必须重视开发先进算法的作用和重要性，敏感预知风险，高效、精准地生产、分發国际信息，最大化地实现算法技术对国际传播活动产生的潜在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结合当前中美平台竞争的现状特征，算法的应用价值至少在两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是结合大数据的算法技术，通过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研判美西方国家和民众最关注的“中国议题”，了解当前美西方国家民众意识观念中对中国的“认知茧房”，通过算法演进的方式寻找和制定可以起到最佳效果的传播议题；二是结合算法技术，快速发现、处理国际舆论场上的涉华网络舆情，尤其是通过有效的算法治理，对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数据库进行实时监测和智能研判，提高国际涉华舆情的处置效率，最大程度地避免国际涉华舆情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在算法的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坚守“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体现中国作为网络建设推动者的责任和形象

针对国际社会和部分西方民众对于算法风险存在的忧虑和关注，中国应在互联网平台国际传播活动中坚守和推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发挥智能算法技术的积极效能，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彰显“公平”和“正义”的话语意义属性，积极推进平台国际传播话语权伦理生态的优化和改善。要持续推进网络平台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规范性竞争，利用算法技术凸显自身在平台国际传播活动中对谋求全球利益而非单纯维护中国自身利益的大国责任感，以有效化解“中国威胁”和“中国霸权”等负面标签的舆论攻击。

（三）通过智能算法计算和计算机语义分析，提高识别西方风险账号的能力

早在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风波中，以臉谱（Facebook）为代表的超级网络平台就通过算法计算和智能识别的方式，对一大批我方账户进行封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发声范围和传播力度，弱化了我方在该事件中的话语博弈效果。因此，我方也应该加强算法技术在社交平台风险账户识别和智能封锁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应结合算法技术对国际网络平台上美国的风险账号进行智能识别和分析，在国际议题和涉华舆论中，对一些恶意中伤、虚构事实、抹黑中国的账户进行精准识别和舆论反制，不断提升我方的话语博弈能力。

（四）利用算法技术挖掘和分析网络平台舆论场上能够引导受众情绪的话语风格，拉近我方网络国际传播与西方民众之间的距离

要结合重大国际议题、涉华网络议题、中美博弈议题等案例和内容的大数据文本分析，利用算法开发、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大量涉华网络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以了解那些获得广泛关注度和舆论影响力的信息特征和语言风格，有针对性地总结不足、改进缺点，开发出更多有助于突破西方话语限制的传播信息、文本和视觉产品。

本文系“2021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专项课题（21TZYB11）成果之一。

张志安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外文局中山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唐嘉仪系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注释」

①罗昕、张梦：《算法传播的信息地缘政治与全球风险治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第68-72页。

②张洪忠、任吴炯、斗维红：《人工智能技术视角下的国际传播新特征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11-118页。

③方兴东、钟祥铭：《国际传播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技术演进趋势下的范式转变和对策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1期，第70-81页。

④钟新、蒋贤成、王雅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5期，第25-34页。

⑤赖风、郑欣：《人工智能算法与精准国际传播的实现路径》，《阅江学刊》2021年第6期，第77-87页。

⑥陈昌凤、师文：《人脸分析算法审美观的规训与偏向：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智能价值观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2022第3期，第6-33页。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