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算法下抖音用户的困境及突围路径探索

摘要：以智能算法为技术支撑的抖音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但基于商业和用户兴趣的智能算法，并未滿足用户所有的信息需求，用户陷入虚假信息、泛娱乐化、消费主义、算法焦虑等困境。面对智能算法在抖音平台的深度应用，关注抖音用户的困境迫在眉睫。文章基于抖音与用户的关系，从数字劳工的理论视角，分析智能算法下的抖音用户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突围困境的建议。研究发现，抖音的智能算法通过三种方式培养用户付出数字劳动：一是通过算法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使用户陷入习惯性的沉溺；二是鼓励用户免费创作内容，平台在剥夺用户劳动成果的同时，用户的创作行为受到算法潜移默化的引导；三是用户数据成为平台方和广告商的精准营销依据，成为吸引新用户和广告商的“免费午餐”，用户深陷消费主义的泥沼。对此，文章提出培养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评价能力、信息传播能力等突围困境的建议，旨在有效利用算法优势，自觉抵御技术控制与偏见，把握个人在媒介使用中的主动权。

关键词：智能算法；数字劳工；抖音用户；困境；突围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0-0001-03

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成为人们互动、娱乐和消费的新方式。《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国内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127分钟，抖音日活用户已突破6亿，成为抢占用户注意力的短视频头部平台。

抖音基于用户画像实现人与信息的高效匹配，为用户塑造了个性化的拟态环境。抖音注重激发用户的参与和互动，用户的点赞、评论、转发、翻拍等动作不仅决定了视频的传播广度，也作为用户数据不断修正算法逻辑，刺激用户消费。至此，抖音形成了内容产出、内容推送、内容变现的完整闭环，用户是抖音内容和流量的贡献者，然而用户没有获得付出劳动应有的报酬。与此同时，基于商业和用户兴趣的抖音算法，并未满足用户所有的信息需求，用户陷入虚假信息、泛娱乐化、消费主义、算法焦虑等困境。

一、数字劳工理论

数字劳工理论是“受众商品论”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1977年，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盲点》一文中开拓性地提出了“受众商品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商业体制下，受众成为媒介和广告商之间交易的商品。受众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于受众的年龄、性别、收入、家庭等人口统计学数据，外加受众的爱好、购买习惯等与购买能力相关的特征[1]。在以往的大众传播中，为了实现内容和特定受众类型的最优匹配，媒介在电视节目安排上的竞争非常激烈。

尼古拉斯·加纳姆（1990）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与销售文化商品的三种策略：一是传播渠道的垄断化，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将受众“商品化”。三是生产“一揽子文化产品”，以应对受众的不同口味，鼓励受众重复消费[2]。

随着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学者们开始使用“数字劳工”这一概念。英国学者提兹安娜·特拉诺瓦（2000）提出，数字经济对无偿劳动高度依赖，这种享受的、自愿的无偿劳动包括建立网页、浏览网页、阅读和撰写邮件等行为[3]。克里斯蒂纳·福克斯（2012）总结互联网时代剥削数字劳工的包括强迫、异化和剥削三种方式，指出社交媒体用户的双重商品化，用户本身和用户所生产的信息都是商品[4]。

现有对数字劳工的研究分为两个方向，以专业数字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和以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夏冰青，2020）[5]。目前，直播带货（栾轶玫、张雅琦，2020）[6]、移动游戏（袁潇，2020）[7]中的数字劳工现象也受到了关注和探讨。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劳工的研究对象更加细致和具体，但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和纷繁芜杂的现实问题相比，这一领域仍然有值得探讨的空间。此外，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揭示数字劳工被剥削的过程，对数字劳工所陷入的困境关照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从抖音的智能算法推荐切入，从数字劳工的理论视角分析智能算法下的抖音用户面临的剥削困境，以及探索抖音用户突破困境的方式。

二、智能算法下抖音用户的困境

（一）算法驱动权力分化，个人声音难以突围

在一个媒体和代码无处不在的社会，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拉什，2007）[8]，这意味着智能算法将塑造新的权力结构。数字时代，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交关系、兴趣偏好、影响力等被数字化读取和储存，这些具有价值复杂内涵的信息被统一为数据语言，由科技公司和新媒体平台加以阐释和利用，形成一套全新的信息价值评估体系，从而控制和影响用户的行为。

在抖音的内容创作中，用户自主的分享行为实则受到平台的引导和控制，智能算法成为用户创作内容和互动方式的风向标。一方面，用户的指尖劳动被视为视频质量的评判标准，点赞率、评论率、转发率和完播率决定了视频的传播广度。如果用户想要获得更多曝光，就要遵循算法推荐的逻辑，完成指示的规定动作。同时，在资本加持下，抖音逐渐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不同权力主体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联合，形成行业垄断[9]。《2021年中国MCN行业研究发展白皮书》显示，MCN（多渠道网络：网红经济运作模式）内容占据了中国社交媒体60%以上的流量，大型的头部MCN公司以“大鱼吃小鱼”的方式逐渐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出色的个人自媒体难以与强大的资本抗衡，成为MCN机构中的一员，而作为散兵游将的草根用户可能由于缺乏专业的视频制作能力和运作资本，难以持久产出优质内容。

（二）流量至上，内容取向商品化

流量经济时代，用户注意力成为各平台抢夺的资源，以便实现流量积累和变现。大数据颠覆了传播价值的衡量机制，抖音形成“唯数据论”的评价机制。为快速实现资本积累，“流量至上”被奉为圭臬，出现大量蹭热点、博眼球、骗点击的内容，导致强调感官刺激的低俗内容和虚假新闻泛滥。对用户而言，高个性化的算法推送使得多元的、有价值的观点被排除在外，导致用户的某些观点被不断培养和强调，容易形成孤立、片面的思维模式[10]。

此外，目前广告与内容的界限被无限消解。《2020年中国MCN行业研究发展白皮书》显示，强大的算法推荐是MCN看好抖音平台的主要因素。除了抖音直播帶货、商品推广等显性的销售方式外，很多广告被巧妙地包装到视频内容中，通过智能算法精准推送给用户，用户成为广告商和平台方精准营销的容器，置身于消费主义的洪流。

（三）劳动边界消解与更隐蔽的剥削

从抖音内容创作的逻辑来看，抖音通过推送视频唤醒用户的情绪记忆，与用户产生共鸣，引发互动，海量的UGC（用户原创内容）作为“免费午餐”吸引新一批的抖音用户，在互动机制和智能算法的加持下，用户创作的成就感得到满足，自愿付出无偿的数字劳动。这本质上是分配和交换的不公，“短视频—情绪—劳动—情绪—短视频”的情感循环类似于用户调研、内容创作、渠道投放的市场思维，本应获得报酬的劳动被合理化为免费劳动。同时，推荐算法作为流量变现的有效工具，促使用户产生新一轮的观看、点赞、评论、创作、消费，强调用户的创作价值，弱化劳动感，打碎了用户休闲和劳动的边界，实现对用户休闲时间和注意力的剥夺。

此外，推荐算法既有技术专业性带来的黑箱特点，又有商业机密代表的不透明性，目前尚未找到用户隐私保护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平衡，导致个人隐私在技术面前无所遁形，用户无法掌握个人隐私让渡程度的主动权。

（四）媒介依赖与算法焦虑

抖音通过推送碎片化内容，弱化了用户的时间感知。为了持续吸引用户，抖音利用算法挖掘和打造周期性的流行文化。抖音在用户创作的视频中寻找亮点，通过算法推荐引发翻拍，部分视频脱颖而出成为爆点，形成短期现象级的流行文化。然而更迭性的流行文化呈现碎片化和娱乐化的趋势，用户沉浸其中获得了短暂的愉悦感，但难以形成长期的知识积累和全面的社会认知，容易出现认知偏差，长时间使用会陷入更持久的空虚和焦虑。

据抖音用户画像的分析数据，2020年抖音女性用户占比48%，女性兴趣类别排名前三的是美妆、母婴、穿搭。抖音凭借强大的美颜功能，鼓励了大量以美女为标签的内容生产，姣好的容颜和身材强调了女性身体的价值，抓住了女性对外貌和身材的担忧，将营销产品作为缓解焦虑的解决方案推出，在物化女性的过程中拉动男性关注和女性消费。在推荐算法的推波助澜下，用户起初的好奇心将引来同质性的内容冲击，营造出问题的高关注度和迫在眉睫之处，不断强调相同的价值观，从而加深了用户的焦虑，如容貌焦虑、育儿焦虑、健康焦虑、知识焦虑等。

三、抖音用户如何突围

从数字劳工的视角看，抖音的智能算法通过三种方式培养用户付出数字劳动：一是通过算法推荐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培养甚至控制用户的使用习惯，使用户陷入习惯性的沉溺。二是抖音通过分享和娱乐鼓励用户免费创作视频和参与互动，平台在剥夺用户劳动成果的同时，用户的创作行为受到算法潜移默化的引导，缺失主动权。三是用户的个人数据和使用习惯作为广告调研，成为平台方和广告商的精准营销依据，用户免费创作的视频为抖音贡献了内容和流量，成为吸引新用户和广告商的“免费午餐”，用户深陷消费主义的泥沼。

在数字时代，付出数字劳动不可避免，但作为弱势群体的用户，在享受推荐算法带来的信息便利和内容满足时，不能忽视个人在平台的商业逻辑中所扮演的角色，要主动把握劳动与收获之间的平衡。这需要从政府、平台、用户三方面入手。首先，政府要完善网络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推荐算法的发展原则、应用领域、应用标准和权力边界，健全与网络购物、广告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用户的权益。其次，平台方作为推荐算法的开发者和应用者，把握用户权益与商业利益的平衡尤为关键，提升推荐算法的透明度，在用户知晓个人获取信息逻辑的情况下，增强用户调整获取信息框架的自主性。最后，抖音用户如何从利己的层面付出劳动和获得收益显得尤为关键，关乎用户的媒体素养，包括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评价能力、信息传播能力三方面。

（一）信息获取能力：多元开放

用户在了解抖音算法推荐逻辑的基础上，要主动打破获取信息的惰性，从被动获取信息的框架中脱离，拓宽信息来源，主动接触抖音之外的多元的观点。在使用抖音时，要主动“形塑”自身的算法逻辑，将习惯和喜欢的内容从浅层娱乐的视频扩充到知识积累的视频中，使抖音成为自我提升和休闲娱乐的双重工具。同时，要主动搜索不同的信息内容和信息类型，丰富算法下的个人标签，使多元化的信息环境成为可能，了解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融，从而获得对某个事件、某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更全面客观的认知。

（二）信息评估能力：为我所用

面对具有吸引力的媒体，个人须具备强大的自控力，适度使用、合理使用，避免成为媒体和信息的奴隶。用户在为抖音付出数字劳动的过程中，要明晰自身和所创造内容具备的价值，认清算法推送下内容的本质。一方面，要清楚抖音算法带来内容的同质化，理性看待抖音推送的热点和流行文化，避免在舒适区持续接受浅层娱乐的刺激，过度依赖媒介；另一方面，要认清广告与内容的捆绑关系，把握选择的自主权，不被消费主义和泛娱乐化牵住鼻子。

（三）信息传播能力：理性把关

在媒体信息传播能力上，用户不仅是信息接收者，更是能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在算法成为平台内容“把关人”的情况下，用户要成为个人内容传播的“把关人”。抖音的玩法注定要撬动流行和娱乐，激励一波又一波的免费劳工创造内容。对用户而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审慎行使信息传播的权利，避免被算法和资本裹挟。

四、结语

麦克卢汉曾说过，“我们创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塑造我们”。人们必须意识到，在市场竞争中，最终取胜的将是符合用户心智成长方向的视频内容，用户的成长关乎平台的质量。政府和平台作为外力，有责任和义务在用户成长和商业利益之间寻找合理的算法平衡。而作为用户，要让媒体和信息真正为我所用，就要提升自身的媒体素养，明晰个人的信息需求，在提升自我的动机下有效利用算法优势，把握个人在媒介使用中的自由。

参考文献：

[1] 达拉斯·斯迈兹.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J].加拿大政治和社会理论，1977，1（3）：1-27.

[2] 尼古拉斯·加纳姆.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与信息经济[M].加利福尼亚：SAGE出版社，1990：146.

[3] 提兹安娜·特拉诺瓦.无酬劳动：数字经济的文化生产[J].社会文本，2000，18（2）：33-58.

[4] 克里斯蒂纳·福克斯.今日达拉斯·斯迈兹：观众商品、数字劳工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J].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理论，2012，10（2）：692-740.

[5] 夏冰青.数字劳工的概念、学派与主体性问题：西方数字劳工理论发展述评[J].新闻记者，2020（8）：87-96.

[6] 栾轶玫，张雅琦.人设奴役与数字劳工：异化理论视角下的直播带货[J].传媒观察，2020（10）：19-26.

[7] 袁潇.数字劳工：移动游戏中青少年玩家的非物质劳动研究[J].当代传播，2020（5）：105-107.

[8] 科斯特·拉什.后霸权时代的权力：变化中的文化研究[J].理论，文化与社会，2007，24（3）：55-78.

[9] 姚建华，陈曦.网络直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和权力的视角[J].现代视听，2019（8）：36-39.

[10] 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J].新闻界，2020（1）：30-38，73.

作者简介 那晓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用户与媒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