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逻辑探析

［摘  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的根本立论基础和原则支撑，是新发展阶段全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向导。从理论逻辑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两个层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从历史逻辑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升华；从实践逻辑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规律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传统模式，开启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逻辑；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2）10-0021-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1］355“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重要论断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提供了根本的立论基础和原则支撑，也为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规律向导。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应然状态，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35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在生态建设领域中所要遵循的基本方略，而这一方略也依存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立论原点。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二维理论逻辑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提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具有厚重的理论基础。

（一）传统文化基因：生态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理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儒家生态哲学天人合一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表明了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性关系。天人合一作为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发展的存在方式。荀子讲“万物各得其和以生”［2］308-309指的就是这一意思。气的循环决定了人与天地万物的融通一体性，以气作为中介，人和自然实现了相互渗透，处于一个共同的生命体，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但是，从物理层面来理解的天人合一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事实，而没有能动作用发挥的空间。也就是说，不论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不论人们是否能根据天人合一的原则进行主观性的实践，天人合一的物理存在的事实都不会改变。

天人合一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客观实在，还依赖于人与自然具有交互性的关系。只有人与自然在多方面实现交互性循环，才能使两者实现和谐共生成为可能。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所蕴涵的这种交互性关系本质上就是中国儒家自然哲学中“通”的理念的具体体现。“通”指的是两个或更多实体之间在物质、能量、信息、情感、精神方面的相互交换、吸收和影响。［3］概括来讲，“通”以气为基础，集中表现为“通气”，在不同的对象之间具有不同的表征，例如，自然现象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自身、人与人之间等都表现出不同的“通气”。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通”集中表现出一种交互性关系，这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4］46这是“通”在人的生理器官与自然界关系维度中的体现。“天地之性，人为贵”［5］2553，“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5］1425，这是在人与自然相通的基础上来强调人作为万物之灵而存在。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曾提出：“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6］498在人与自然相通的关系中，人获得了天地的精华之气而成为有智慧和德性的万物之灵。归纳为一点就是人与整个自然相互贯通，正向相关。只有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性关系，才可能进一步形成两者具有共同体的共融共生关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7］167这一观点正是基于人与自然的“通”这一基点而得出的。可以说，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不仅停留在物理意义层面，还包括精神和审美层面。

在人类社会中，要想获得对我们的生存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启示或者是指导人类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就不能只从物理层面来理解天人合一这一普遍原则，而是要跳出这种物理事实，把握天人合一的价值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儒家哲学层面的关键哲学蕴意。“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7］167这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物理层面的“是”（事实关系），还是在价值层面上的一种“应该”。“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事实，对于人来讲，是一种必然、必须。“必然”蕴涵“应该”，这意味着自然对于人具有道德引导功能。所以，天人合一就是一种原则，是一种人应该做到的价值要求。”［8］天人合一作为价值指导原则，对人类的思维和行动起着规范引导作用。如果人类不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通”以及天人合一的基本事实，就会导致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只讲索取和利用，这正是西方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基本思维逻辑下所经历过的历史教训。“中华文明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7］167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9］50现代生态哲学也对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和肯定，“有机大自然尽管都各自进行个别的努力，但都得按相互依賴原则来运转。的确，它只能按照此原则来运转。没有其他物种的帮助，任何有机物或者物种都没有机会生存下来。”［10］22那么，既然天人合一是一种价值理念，那么，我们在实践中就应当践行之，就应当自觉树立生态意识，这对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方向定航向的作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养生态道德和行为习惯，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7］172

（二）根本逻辑原点：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态危机产生的现实土壤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本的逐利属性。资产阶级所坚守的核心理念就是追求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这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唯一方式。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1］71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所主导的一切生产方式最终都是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赚取更多的金钱，而这一目标就驱使着资本家们进一步榨取掠夺自然资源，实现资本无限扩张，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本逐利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从而使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由良性循环转变为恶性中断。马克思曾对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11］683哈维曾经对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引起的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有过精彩的论述，资本“把人类对解放、进步和自我实现的想象组成话语形式，与不断普及的市场交换物质实践保持着一致，从而能够改变政治权力的运用和制度构造。而且，它同时掩盖了社会关系以及随后而至的对劳动者的统治，把与自然关系这个宇宙问题纳入为了人类福利进行稀缺资源恰当配置的技术话语”。［12］148哈维指出资本是如何让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域狭隘化，将其对待人与自然的思维局限在追求市场价值和人类欲望满足的单一视域。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发生中断，从而使物质、能量、信息、情感等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循环状态错乱。马克思、恩格斯所意识到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错乱关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实际上与上文我们谈到的中国儒家传统生态哲学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通”以及天人合一理念是非常契合的。“通”也就是循环流动、交换顺畅，只有“通”和畅了，自然界才会顺利运行，万物才能获得生命的动能，如果不“通”不畅，人与自然交互性关系中断，那么，自然界会陷入失序状态，人类社会也会灾难重重。

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生态危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近代直观认识论的立场，通过实践哲学的转向，不仅创立了生态哲学思维方式，而且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自然观和历史观，从而科学地阐明了人类和自然的辩证关系。［13］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集中一点，实质上就是现实中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4］95-96，“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4］92人与自然这两者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为对象、相互依存，相融共生的。而这种对象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关键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交互性的对象关系的基础，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之间表现出具体的历史动态关系，体现出两者的同一性。现实的人与自然都是共在共生的，彼此对象性依托、协同性进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中，实践起着关键作用，实践的方向和途径直接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走向。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实践活动，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所造成的本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性通道闭塞，同时，还超越本国范围揭示了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主导的资本全球化实践使相对落后的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对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曾指出，“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致力于生态、市政和社会的总体规划的国家机构或社团型的环境规划机制是不存在的”。［15］394-395综合以上分析，最核心的就是强调实践对人与自然形成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生态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践发展需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全新观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把握。第一，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同时是人类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人类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界密不可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9］50。只有自然好，人类才会好。“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7］173这就充分体现出了自然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具有目的性，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就实现了“自然人化”，所以，实践活动的目的性的确立直接影响着“自然人化”的方向和进程。而确立这一目的性，前提是要顺应自然规律。这一点，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得到了充分论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7］172。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绝不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准则。第三，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在大趋势上是同步的，两者具有同一性，这也就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交互性关系。通过人类实践活动，自然界的要素成了人类自身的一部分，这就实现了自然人化，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进行，自然也必定会打上人类的烙印，这就是人化自然的过程。

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設思想的继承和升华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凝结升华，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还是重大的发展问题，更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直接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实践。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基本形成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构成了前后相继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初步探索阶段：以水利设施建设和林业发展为重点推进环境保护与改善工作（1949—1978）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期，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总体上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主要是以抵御自然灾害、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而逐步总结形成的。在这一阶段，为应对水灾旱灾，发展农业，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国加大了对江河、水库等工程的整治力度，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是这一阶段党的环境保护思想的集中实践表现。除关注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绿化工作也是此阶段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曾经提出“绿化祖国，要使祖国到处都很美丽”［16］475的号召，并提出要重视林业发展的思路。“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17］57。随着“大跃进”的进程，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1973年8月，我国筹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重大成果是制定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一草案中概括出“32字环保方针”［18］，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1974年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并相继下发《环境保护规划要点》《关于环境保护的十年规划意见》等文件，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加大了顶层设计力度和专项规划部署，并在全国范围内下达相关通知，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环境保护工作有了较为系统的谋划和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从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统筹推进消除污染和保护环境工作（1978—1992）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环境污染问题逐步凸现出来。对此，我们党提出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并将保护环境上升为国家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出，“最大限度地把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起来，是消除污染、保护环境的根本途径”［19］11。1983年，我国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保护方针，提高各地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加大环境领域的科技投入和科技攻关力度，提高保护环境的能力。此阶段仍然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重视林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并把植树造林放在生态环境保护的首要位置，推进林业发展向法治化迈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于1979年2月通过，并将植树造林作为公民法定义务。邓小平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20］867-868的倡议。后来，“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实施，为我国北方构筑起绿色保护生态屏障，这是我们党针对特定生态薄弱地区所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大规模的林业建设工程。随着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原则通过公布试行，我们党聚焦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并且陆续产生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1988年7月，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通过并施行，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对于生态环境的性质定位、目标举措、法定制度、推进重点等都有了系统谋划，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体系基本框架逐步形成。

（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轨道（1992—2002）

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加快，对环境容量和生态系统产生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环境脆弱、生态失衡的问题。这一问题概括起来，就是经济增长高歌猛进与生态环境保护弱项的矛盾。江泽民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论断，并将重点聚焦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引起的发展不可持续问题上。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围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一旨向要义，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想。“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具有紧迫性。”［21］26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之中。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认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要实施的重大战略，并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写入党代会报告之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生态环境方面的法治化建设步伐。“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22］468在这一时期，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具体领域颁布或修订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在内的多部法律，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四）生態文明建设思想的成熟发展阶段：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多层次推动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2002—2012）

在这一阶段，我们党站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谋划生态环境工作，并在基本理念上得以进一步升华。胡锦涛指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23］853这对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明确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状态。2004年，胡锦涛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23］850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两型社会”目标，这在社会层面上为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提供了明确目标和基本方向。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提出来，标志着我们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正式形成，并提出“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24］。在企业生产、居民消费、环境监管、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生态文明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胡锦涛指出：“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提高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25］376我们党在谋划国内人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层面上来思考中国在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资源、加强环保立法等方面的责任和担当。

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下的现代化模式创新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基本原则，对现代化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1］362这就需要我们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弊端进行充分反思，并推动我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走稳走实。

（一）充分认识到西方现代化传统模式的弊端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奉为模式典范，被认为是落后国家实现本国现代化的“路标指南”“教科书”“唯一选择”“参考答案”。但是，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消费异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工业黑化等一系列生态和社会危机的爆发，人们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质疑越来越强烈。按照西方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分思维，人类为了实现求知、生存、发展等主观愿望，就需要运用人的各类感性、知性和理性能力来将具有独立运动规律的自然进行对象化和目的化，而要实现这一过程，首先就需要人类把握作为客体对象的自然的内在运动规律，而这一过程就形成了知识和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所以，按照这种逻辑，科学技术就很自然地被人类作为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从而满足自身发展欲望的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中介和工具。在这种思维的主宰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所内在的谋取利益的属性必然会将科学技术作为其征服自然并从自然中攫取利益的工具，以求进一步实现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促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无限扩张，由此，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其高低强弱就直接关系着资本效能发挥的程度，也直接决定着资本所有者自身攫取利益的欲望的满足程度。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被等同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其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目的也越发地集中为一点，即为攫取更多资源，进行更广泛生产，拓展更多资本获益，满足更多私有欲望。随之，人类中心主义就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生态和社会危机越发突出，服务于资本获利需求的消费主义文化的价值理念和生产方式在社会广泛盛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生态环境的承受力越发被弱化，逐步远离人们的核心价值层面，甚至人们习惯了用市场价格来衡量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价值，这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沦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异化关系，从而逐步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恶化。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模式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大打‘环境牌，多方面对我国施压，围绕生态环境问题的大国博弈十分激烈。”［1］36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我国所采取的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维度和重要遵循，对西方现代化传统模式实现了超越。首先，生命共同体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问题，能够防止单纯追求资本无限扩展和经济无限增长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7］170。其次，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超越了西的消费异化。过度消费，将加大对资源的压榨和掠夺，而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正是要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承受的限度之内。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实质上也就实现了绿色发展。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克服了西方传统的生态思维的缺陷，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传统模式，显示出强大的模式变革和转向力量，为成功应对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方法引导。

（三）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多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355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就是要认识到“自然是生命之母”，只有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谋划现代化发展道路，才能真正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1］362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当前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一环，应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有序推进“双碳”任务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371各地应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结合地方生态环境建设实际和相关定位，制定实施碳达峰工作方案。“在资源利用方面，应着重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加大对新能源的应用场景建设，加快实施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培育行动，逐步构建起绿色能源体系，提高地方绿色发展的能源体系支撑能力。各地應加快促进地方产业绿色转型，根据产业发展的层级和绿色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对部分重点行业进行绿色低碳改造，壮大各地绿色低碳产业，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并符合各地资源禀赋特征的高效循环经济。在居民生活方面，应加快推进生活绿色转型，倡导绿色出行，践行光盘行动，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

2.提升生态环境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更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才能守住人类健康。”［1］355生态系统的平衡表现在人类社会具体形态之中，就集中体现为社会的生态环境品质。“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不断触及自然生态的边界和底线。要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1］356这对无形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有形的主体功能区布局提出了要求。各地应按照空间规划，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守住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约束底线。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是关系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基础性要素，“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1］364。同时，需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不懈、奋发有为。”［1］362在这个过程中，应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难题入手来进行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在力度、深度和广度上共同发力，高质量开展全域绿化行动，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品质的改善，在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1］364这对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入手，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起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主要做好三方面具体工作：一是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全面提高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效率；二是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推进排污權、用能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健全风险管控机制；三是健全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根本大计、千年大计。新时代，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誉，在全球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被联合国认定为“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26］。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上得益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人类支配改造自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没有认清自然规律，没有科学预测带来的后果。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生态危机、建立生态文明，就必须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切实践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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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1］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25］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6］杨晶，陈永森.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及其世界意义［J］.东南学术，2018（5）：25-33.

责任编辑  宋桂祝

［收稿日期］2022-09-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普惠性与差异性平衡视域下提高民生水平研究”（19CKS018），主持人刘晋祎；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校级课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乡村建设的青岛实践研究”（QDDXL01），主持人刘晋祎。

［作者简介］刘晋祎（1985—  ），男，山东青岛人，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哲学、人的发展理论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