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渔父”意象与文人隐逸心态探析

摘  要：“渔父”自古以来就是文学经典母题。从《诗经》中的匆匆一瞥，到被“钓于渭滨”的吕望予以神化，历经“庄屈”的形象定型，“渔父”在唐宋时期凝结为一个被文人用来映射隐逸思想的诗词载体。“渔”与“隐”的联结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显著代表，也是文人在“儒道”共同支配下实现心理调适或升华的艺术投映。回顾并追溯这类意象的源流及嬗变，细致体悟文人情感世界的丰富精微，可以藉此发掘意象创作和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古诗词;渔父;意象;隐逸

《文心雕龙·神思篇》有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397意象作为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为后人留下众多具有古典美的经典物象，“渔父”便是一例。它大多藉由对渔父隐逸日常的刻画来传递情思，展现了文人气象万千的情感世界。而在文人的性灵抒写下，渔父是“白发沧浪上”的垂钓者，吃着“菰饭莼羹”，过着“暮向芦中宿”的漂泊日子。他们游离于庙堂之外，行走于江湖之边，这种状态有时是诗人生活的真实映照，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精神寄托与遐想显现。纵观这类作品，可以看到文人纷繁各异的生命意识与人生感知。

一、古诗词“渔父”意象的产生与流变

《诗经》作为反映先秦时期日常生活的诗歌总集，已经有许多描写“农耕渔猎”场面的内容，从中可以找到不少与“渔”或“渔父”有关的诗句。《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2]61《小雅·采绿》：“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2]381《召南·何彼襛矣》：“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2]42显然，《诗经》中的渔父都是普通的打鱼者，诗作以渔类比，或传递婚恋之思、或映射公族嫁娶，具有浓厚的情爱伦理意蕴，而“志不在鱼”的朦胧意识投射也奠定了“渔父”一词的弦外之音。

让“渔父”这一平凡形象具有了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太公吕望，他也是史书记录最早的渔父原型。据《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载：“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3]666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亦写道：“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4]1477太公的传奇经历历来为后人所乐道，并被添上神话意味。太公之后，亦有“扁舟范蠡随渔父”“渔父义节助子胥”等传说故事层出不穷。

在文学史上，是屈原与庄子首次为渔父赋予“隐者”的隐喻内涵。《楚辞·渔父》讲述的便是屈原遭逐之际，与无名渔父的一段关于人生抉择的讨论：当身形枯槁、憔悴不堪的屈原在江边徘徊，听到路过此处的渔父发出“何不自令放为”[5]171的疑惑后，道出“众人皆醉我独醒”[5]174的混沌现实，渔父只得莞尔一笑，摇舟而去。而在《庄子》的同名篇作中，亦有相仿的情境对话：当孔子“休坐乎杏坛之上”[6]815时，“须眉交白，被发揄袂”[6]815的渔父来到此处，大力斥责孔子“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6]816的行为，并提出“法天贵真”的主张，让孔子决意从师潜学。奈何渔父认为孔子不足以“妙道”“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6]822。与北方的《诗》有异，《楚辞》《庄子》中的渔父都是一类睿智豁达的隐士形象，来去无踪，在浊世中坚守明哲保身之志。

庄屈对文学创作发展的影响是极深远的。庄子的美学、屈子的遭遇，加上历史传说的描摹，形式与内容适时交汇，发酵出无限的灵感。自那以来，各种以“渔父”为主题的古诗词层出不穷，尤以张志和的《渔歌子》最有名。此诗流传甚广，后人多化用原句或词牌名进行二次写作，掀起了一股“渔父”热。后经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的传承与创造，渔者与隐逸之间的联系慢慢积淀下来，成为诗歌文学中的一类意象母题。

二、古诗词“渔父”意象中的情感世界

（一）身心的回归：隐士

首先是身与心的双重回归，这一类是真正的隐士，但可举者寥寥。最典型的当属张志和，此人一生清真好道，在宦途不顺、妻母相继去世的连续打击下，决意向肃宗请辞。肃宗赐给他一奴一婢，张志和偕同两人一起归于山林，自称“烟波钓徒”，以渔钓为生，著名的《渔歌子》便写于此时：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此诗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缱绻图景：西塞山前，白鹭腾飞，两岸桃花盛放，江水猛涨，鳜鱼生得肥圆玉润，飘雨阵阵袭来，渔翁早已乐而忘归。值得一提的是，据颜真卿说，张志和钓鱼不用饵，自然不会引来鱼儿上钩，所以“鳜鱼肥”并非粗浅的口腹之欲，而是对渔隐生活之怡然自足的喻指。末尾处的“不须归”可谓神来之笔，它既反映了家室空落的真实境况，也表现出了却红尘羁绊、一心流连自然的生命情态。恰如《人间词话》中所写：“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7]15张志和“观物”亦“观己”，将闲适的情绪感发存蓄于寡淡平和的画面美中，标志着他已跳出本体意识范畴，用一种“他者”的静观视野来描摹完满自由的心灵境界，是真正的“词之上乘”。更重要的是，他反映了遵循“内求”之道的身心兼修的隐士本性，堪称“隐之楷模”。

（二）身归心未归：伪隐

1.出世

自姜尚渭水独钓的故事广为流传后，以“渔隐”待“仕机”的例子可谓不在少数，最著名的要数东汉隐士严光。严光少时与光武帝同游学，后光武帝两度出访并委以重任。陆游曾作诗讽之，认为严光的清誉是掩饰出世之心的技巧。而与严光的经历类似，孟浩然也是一名心怀魏阙的隐士，偕友张子容躬耕于归鹿山多年后，曾挥笔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写道：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诗的前半段展现了一方壮美图卷：八月湖水高涨，天水交接，宛如一色，浩瀚无边际;云梦泽处，水汽喷薄，仿佛能撼动岳阳城池。接着，诗人笔锋一转，诉说起“渡舟无楫”的淡淡无奈，只得遥观岸边的渔父，心生艳羡，那哀婉的心意在此得以缓缓显露。隋唐时期，举荐之风流行，文人大都渴望凭借投赠之作得到赏识，故该类诗文的创作一直很繁盛，这在耳熟能详的“长安居、大不易”的逸闻中已有所反映。此诗写于唐开元二十二年，是干谒诗的经典之作。其中，“渔”与“仕”的巧妙联结，正反映了以孟浩然为代表的“士”阶层的矛盾心理，也印证了“以道补儒”的士人整体精神面貌。经世之愿与国家意识形态及体制的相斥相依，使得他们如一叶于海上浮行的扁舟，生在左右都游不到岸的境地里。

2.抗世

自古以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所有读书人的终生追求，但求仕路上却有着各种利益集团的纠纷和永难止息的政治争斗，这也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贬谪文学。柳宗元的一生即是最好的诠释：他曾作为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一员进入权力中心，然而，“永贞革新”不久宣布失败，保守派的反扑让集团瞬间倾散。同朝被贬的刘禹锡居于陋室之下，仍发出“何陋之有”的诘问，相反，柳宗元的诗作却被渲染上了屈原式的悲愤：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写于柳宗元孤居永州的初期，“骚怨”浓长，恰如苏轼在《柳仪曹诗》中的评价：“忧之深也。”茫茫天地之中，没有一只飞鸟掠过，没有一个人影，唯有披蓑戴笠的白发老翁驾着扁舟，独自承受冰天雪地的冷峻侵扰。与刘禹锡有别，柳宗元是河东望族之后，又年少成名，正处初露锋芒的而立之年却遭遇政治厄难，身份境遇的剧变让他心中激愤交加，难以排遣。可以说，诗中的渔翁不畏风雪侵袭，有着危险迫近也岿然不动的品格，恰如柳宗元本人的形象映照：既不愿参与势力勾结，以换取仕途的坦荡平顺，又无法淡然接受理想幻灭、终老于此的残酷现实。于是，他选定“渔隐”的方式来隔绝纷扰，昭示不屈。这种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崇高感来鞭策自己，在失败与毁灭中等待涅槃重生的举止，是一类殉身抗世的悲剧美。它让看似遗世独立的渔父生活的背后，饱藏着苍凉孤独的人生体验，更折射出荒蛮幽哀的贬谪文学世界中，那错综复杂的“江雪”心境。

（三）心归身未归：愿隐

1.乐隐

自古以来，无数文人骚客都讴歌或赞美过渔父，但是真正放下世俗牵绊，做了一回渔父的人却少之又少，南唐后主李煜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7]4的帝王，并无治国之才，更无兴国大志，在机遇巧合中被推上王位的他，反倒更加憧憬平民“粗盐淡茶”式的清欲生活：

其一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其二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队春。

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

《渔父》二首是李煜观画作《春江钓叟图》后所写，有异于前期的绮丽浮华、亡国后的悲哀凄婉，两首词作风格晓畅，简易近人。词中的渔父整日与盛景佳酒为侣，游荡在飞溅如雪的浪花与繁盛娇美的桃林中，面对汲汲于名利毁誉的世人，尽情唱咏着他的自由欣悦。然而，与了无牵挂的渔父不同，李煜是在南唐已奉朔称臣、国势重危的时候即位，故已深陷困患许久。身负难以推卸的重责，信奉佛道的李煜藉由幻想来逾越现实的壁障，也映证了文学抒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被压抑意识的唤醒与补偿。在那里，李煜用片刻的断念为自我设想了“渔隐”后种种美好的、因生于贵胄之家而不可能享有的生活。他凭借这一“白日梦”赢得精神自由的满足，收获了更加积极广阔的人生体验。

2.怅隐

如果说，李煜对“渔隐”的渴望是出于另一种生活的极致诱惑，彰显了别样的生活追求，那么，“怅隐”就带有几份心不甘、情不愿的味道，尤其是当士人面对难以翻越的“道统”与“政统”之璧时，内心的冲突斗争常会让归隐之愿渲染上无奈的基调。大半生都在流放中挣扎的苏轼便是这一类文人的代表：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渔父》（四首）为苏轼谪居黄州时所写的联章组词，前三首均描绘渔父闲散的情志，真正的主旨到了最后一首才浮出水面。此诗运用“倒放”的镜头手法，先写渔父的“笑”，继而将视野拉远，展现风雨飘洒、轻鸥飞翔的江水景致。接着，渔父缓缓道出了“笑”的缘由：骑马出差的官人，此刻只能凭我摆舟荡桨，方能渡河而去。言语之间，流露出世外风骨对劳顿辗转的官宦生活的不屑。这里的渔父仿佛就是苏轼的化身，既为“渡人”，亦为“渡己”，以此消释偏居一隅的落寞情怀。但是，苏轼的旷达终究是一种逼不得已的情感内饰，而非本性使然。词人少时曾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旷世大略，却因朝廷派别的新旧争斗而跌落于此，人生的局限与无常启发了他对生命哲学的深度思量，也孕育了此前未曾有过的悲剧意识。为逃脱“心为形役、身为物累”的现实宿命，苏轼用想象中的“渔隐”来贴近山水之美，以自我的内在超越来完善主体境界。这份看似纯粹的审美乐趣的背后，隐藏的是对悲剧的不懈抗争以及对天性的珍视，繁杂且艰深。

三、古诗词“渔父”意象下的思想底蕴

文艺心理学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意象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心理原因。自古以来，与大一统君主政体相依相离， 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中走向政治苦境、精神苦境，成了中国士人典型的生存境遇。而一旦面临政治打击和仕途波折，士人们往往会徘徊在儒道两家中寻找生存依据。

《吕氏春秋》有云：“求有道之士，则于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3]366“渔隐”就是这样一方疗愈心灵的栖居之所，它让士人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能够独善其身又不背离己志。“渔”与“隐”的联结能够成为士人的创作定势和隐喻载体，同儒道的哲学体系及审美原则是密不可分的。仅从构成渔父生存环境的三大要素入手，可以窥探出“儒道互补”的思想取向对文人人性结构与艺術心理的内在影响。

首先是“水”。作为渔父生存的一大条件，水既为生命之源，更被古人视为组成世界的五大元素之一。在先民学会耕作之前，逐水而居的生活模式是后世文明诞生的源头，这也培育了其浓厚的崇水思想。《论语·壅也》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8]146在孔子的眼中，智者思维敏捷好动，犹如水流不息，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8]222又以水的自然规律侦破了“日往月来，寒往暑来”的宇宙运行法则。可以说，水不仅是智者的象征，其本身也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之道。不止如此，老子对于水也有着深刻的认知。在老子心中，“水”是几近于道的存在，它“善万物而不争”[9]102，亦柔亦刚，有着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完美的品性，堪称实物化的理想人格。于是，每日生活在水边的渔父，与道依存，有着“体道”“悟道”的最佳条件，也被赋予了至善至美的秉性色彩。

其次是“鱼”。远离尘世的渔父想要维持己需，“鱼”显然不能缺少，钓鱼也是渔父的基本日常。在夏商年代，“鱼”性格温顺又能多产子，被交感巫术思维支配的先民们将其视为祈愿的精神载体，其中孕育着朴素美好的生活祝愿。《论语·述而》有云：“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8]176这不仅是少有的能体现孔子生态观的一句话，也展现了儒家善于贯通自然天道与人间秩序的智慧。万物性灵，渔父“钓”而不“网”，已然昭示“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理念，更是对“克己复礼”的自觉践行。而在著名的“濠梁之辩”中，庄子则将“鱼”看作最能体现道家逍遥观的物象：“鱼”出游从容，是因为它的天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挥，钓鱼更是一种要求封闭杂念、潜心虚静的活动，符合超越个体欲望、专注客体特征的“得鱼忘筌”式的道家审美指向。

最后是“舟”。“舟”是渔父安身立命之所，亦是与岸上之人彻底隔绝的文化符号。长期以耕种为业、讲究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在稳定传袭中难免会形成心理的僵化与封闭，而渔猎生活所具有的孤立性、自适性和多变性，反倒成为了救赎岸上灵魂的稻草。小舟远逝，江海余生，至此缥缈无踪，再也无处可寻。《论语·公治长》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8]104孔子和子由的这番谈话，再度直面济世思想与社会演进之间的交锋。而孔子的答案是，若不能实现心中之“道”，宁愿乘舟远去。此处的“舟”正是一种背离尘世，孤守己见的内心缩影，亦是调和冲突的平衡性策略。无独有偶，《庄子·列御寇》载：“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6]829一叶扁舟随意流荡，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与自然同化、融为一体，真正地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蕴含着“修德就闲”的生命情趣。

四、结语

综上，“渔隐”类的诗词创作所映射的文人心态正是“儒道合流”的结果。它既囊含了灵活圆通的人生智慧，也深藏“物我归一”的自然之道，为深陷时代苦境的文人们提供了人格与心灵的庇护所。尽管斯人远去，但那荡桨摇拨的层层涟漪依然是诗歌文学中的一道曼妙光景，令后人神思徜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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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逸.楚辞章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20.

[7]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钱穆.论语新注[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

[9]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2.

作者简介：王林瞄，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