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给重庆的信》的由来

蒋元文

信的由来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三册收录了《信》的全文。《信》的第一句就是，八月三号来书收到，什么书呢？下面，以《中国共产党重庆100年简史》中记载的有关情况，作简要介绍。

《简史》说，鉴于四川在配合北伐进军、巩固革命成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中共重庆地委有深刻认识，而且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也都寄予厚望。于是，1926年1月，吴玉章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加强四川工作的建议。同时，中共中央通过国民党中央委派朱德去杨森部任党代表，并选派数十名政工人员随去万县，加强对杨森的争取工作。中共北方区委派陈毅回川，由中共重庆地委安排从事军运工作。

在国共两党中央加强指导四川军事工作的同时，中共重庆地委从1926年7月起，将工作中心转到了策动川军倒向国民革命军方面，先后派人到顺庆（南充）、泸州、合川等处军阀部队开展工作，发展驻守顺庆的秦汉三和驻守合川的黄慕颜为共产党员，争取到了驻守泸州的袁品文和驻守顺庆的杜伯乾对革命的支持。

中共重庆地委在详细调查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各派軍阀动态》《四川军队调查表》两个报告，介绍了中共重庆地委掌握的武装力量情况，深入剖析了当时四川各军阀的现状及政治态度，既揭示了军阀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利用的关系，又指出了他们迫于北阀胜利而产生的摇摆不定的态度，以及可能出现的转而倾向国民党左派的重要变化。

信的主要内容

根据重庆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给重庆的信中，提出了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

其态度的主要内容有六点。一是，川中虽有种种派别，如速成系、保定系（以学派分）、大邑系（以地域分）、骨肉系（如刘湘与刘文辉之叔侄关系等），但此种派别均为一时势利之结合，可以随各个人当时之利害关系朝合夕变。二是，每个将领均企图扩张个人势力，部下同样效尤，故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三是，革命潮流高涨，一定有大群的投机军人跑向国民党，国民政府方面来也打着革命的旗号。四是，虽然他们是投机的不是真革命，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五是，不能对这般人希望过高，不能过于相信他们。六是，过于责望，过于信赖，都要发生很大的危险。

认清这般人的投机性质，能使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方针进行，不会随他们态度之转变而受影响。一是，不拒绝他们之过来以破坏军阀政治。二是，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三是，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

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对于反动的刘湘，他来接洽亦可以不拒绝;对于言论上非常革命的何光烈、杨森也不要过于信赖。希望在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但这不是勉强能够速成的。

信的作用

一是，推进了武装起义。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要求，时任重庆团地委书记童庸生受重庆地委委派专门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政治军事形势和主要工作，认为朱德、刘伯承可能形成自己的军事力量，提出拟在泸州、顺庆、合川发动起义的初步计划。中共中央对中共重庆地委的军运计划予以原则性支持和鼓励，要求抓住军阀部队中带有左倾转变的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打好基础。

在党中央的重视支持下，中共重庆地委经过积极筹备，武装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开始，先后在泸州、顺庆、合川等地爆发。12月10日，拥有7000多人的黄、秦、杜三支起义部队在顺庆集会，推举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二是，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泸顺起义虽然因四川各派军阀镇压，以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再次“围剿”而最终失败，但其历史意义重大，反映了中共重庆地委在军运工作上的独特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推动了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三是，培养锻炼了干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参与者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后来转移南昌，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重要缔造者。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重庆100年简史》记叙的报告时间和回信时间均为七月，比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录的文集（2011年出版）中信上提到的报告时间和回信时间八月，早了一个月，从文献的权威性上看，个人认为，可能重庆的简史有误，建议重庆党史部门注意。

（作者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