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二十七）

《复活》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讲述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 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无情而深刻地抨击了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与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 奢淫逸和反动官吏的残暴昏庸，撕下了官办教会的伪善面纱，描绘出已经走到崩潰边缘的农奴制统治下的俄国 社会的图景。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要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又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事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开始过新生活。别了，旧生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理不出一个头绪。”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才不会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聂赫留朵夫匆匆收拾好行李，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他随聂赫留朵夫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首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早开两小时，因此他把公寓的房钱付清，打算不再回来。

正是炎热的七月天气。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闷热的夜晚还没有凉下来，又把余热发散到闷热的空气里。空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带来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臭又热的空气。街上行人稀少，那少数行人也都竭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行走。只有皮肤晒得黝黑的修路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铁锤把石子砸到热砂里。还有一些脸色阴沉的警察，身穿本色布制服，挂着橘黄色武装带，没精打采地换动两脚站在街心。还有一些公共马车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布罩孔里露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工作很紧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批流放的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都得按名册一个个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坐在院子里靠墙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上放着公文簿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报出犯人的名字，一个个进行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桌子已有一半晒到阳光了。这里很热，没有风，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吐出热气，弄得更加闷热难受。

“怎么搞的，简直没有个完了！”押解官又高又胖，脸色红润，肩膀耸起，胳膊很短，一面不住地吸烟，从小胡子里吐出一团团烟雾，一面说，“可把人累死了。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好多吗？”

文书查了查名册。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怎么不动了，过来！”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验过身份的犯人吆喝道。

犯人们已站了三个多小时队，头上太阳直射，又没有地方遮蔽。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光景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转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批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谈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看守在小门里进进出出，最后传出了口令声。

大门隆隆地打开来，铁镣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掮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的头发被剃光，头上戴着像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先出来的是苦役犯，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标志苦役犯的方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白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留小胡子的，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拼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依次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涌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这是流放犯……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囚袍的前襟包着。

跟女犯一起走的还有一些孩子，包括男孩和女孩。这些孩子像马群里的小马一样，夹在女犯中间。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偶尔咳嗽几声，简短地说一两句话。但女犯的队伍里却话声不断。聂赫留朵夫自己觉得看见玛丝洛娃出来，但后来在人群中又找不到她了。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丧失人类的特征，而那些排在男人后面、带着孩子和袋子的女犯，更是丧失了女性的特征。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清点过全体人犯，押解兵又重新点了一遍人数，核对了一下。这次清点花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有些犯人走来走去，影响了清点工作。押解兵破口大骂，把犯人推来推去。犯人听凭摆布，但怒形于色。押解兵重新点了一遍。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又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里顿时骚乱起來。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袋子放到车里，然后爬上车去。接着爬上车去就座的有抱着啼哭的奶娃娃的女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座位的孩子和脸色阴郁、神情沮丧的男犯。

有几个男犯脱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请求他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求坐车。聂赫留朵夫只看见押解官一言不发，也不看要求的人，只顾自己吸烟，后来忽然对那犯人挥动他的短胳膊，那犯人怕挨打，慌忙缩起光头，拔脚跑开。

“我要叫你尝尝当贵族老爷的滋味，好让你一辈子记住！走着去！”押解官嚷道。

只有一个戴脚镣的颤巍巍高个子老头得到押解官的准许。聂赫留朵夫看见他脱下薄饼般的囚帽，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锁链，爬了好久都爬不上车。

幸亏车上有个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总算把他拉上去了。

等那几辆大车都装满袋子，被允许乘车的人在袋子上坐好，押解官才摘下军帽，用手绢擦擦前额、秃头和又红又粗的脖子，然后画了个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喊着口令。

士兵们肩上的枪铿锵作响。犯人们脱下帽子，有几个用左手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叫嚷，犯人们也大声叫嚷着回答。女人中间有的号啕大哭。整个队伍就在穿白军服的士兵包围下走动起来，脚上的锁链扬起了尘土。带头的是士兵，后面是戴脚镣的犯人，四人一排，然后是流放犯，然后是村社农民，每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是女人。后面是装着行李和身体衰弱的人的大车，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女人，裹紧衣服，不住地尖叫和号哭。

队伍非常长，前头的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装载行李和老弱病残的大车才刚刚起动。等大车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吩咐车夫赶上队伍，看看在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并在女犯中找到玛丝洛娃，问问她有没有收到送去的东西。天气更热了，空中没有风，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一直飘浮在街心走着的犯人们头上。犯人们走得很快，聂赫留朵夫的马车驾的不是快马，费了好大工夫才赶到队伍前头。一排又一排模样古怪的可怕生物，迈动上千只穿着同样鞋袜的脚，合着步伐摆动空手，似乎在给自己鼓气。他们人数那么多，模样那么单调，又处在那么古怪的特殊条件下，以致聂赫留朵夫觉得，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的特种生物。直到他在苦役犯中认出凶手费多罗夫，在流放犯中认出滑稽家伙奥霍京和一个求他帮过忙的流浪汉，才改变了这种印象。犯人几乎个个回过头来，斜视着那辆赶上他们的轻便马车和车上那个不断打量他们的老爷。费多罗夫扬了扬头，表示他认识聂赫留朵夫。奥霍京挤了挤眼。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点头，认为这是犯禁的。聂赫留朵夫走到女犯旁边，立刻认出了玛丝洛娃。她在女犯的第二排。这一排边上走着一个女犯，红脸庞，黑眼睛，短腿，模样难看，把囚袍的前摆掖在腰里。她旁边是个孕妇，勉强拖着两腿走着。第三个就是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肩上掮着袋子，眼睛瞧着前方，脸色镇定而坚毅。这一排的第四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穿一件短袍，像农妇那样扎着头巾，步伐矫健，她就是费多霞。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向女犯队伍走去，想问问玛丝洛娃有没有收到东西，她身体怎样，可是在队伍这边走着的一个押解军士一发现有人接近队伍，立刻赶过来。

“不行，老爷，接近队伍是不允许的，”他走过来，大声说。

军士走过来，认出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人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就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在聂赫留朵夫身边站住。

“别掉队，快走！”他对犯人们吆喝道。接着不顾天气炎热，抖擞精神，迈着穿漂亮新皮靴的脚，快步跑到原来的位子。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后面，自己就同队伍并排走去。队伍不论走到哪里，都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看到它又是同情又是恐惧。乘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着犯人们，直到看不见为止。过路的行人都站住，又惊又惧地瞧着这可怕的景象。有些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钱收下。有些人像中了催眠术，跟着队伍走去，但走了一阵又站住，摇摇头，只用眼睛送着队伍。人们纷纷从房子里跑出来，互相招呼着，也有人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们都呆呆地望着这支可怕的队伍，默不作声。在一处十字路口，队伍挡住了一辆豪华的马车。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满脸油光、屁股肥大的车夫，身穿一件背上有两排钮扣的号衣。马车后座上坐着一对夫妻：妻子消瘦，苍白，戴一顶浅色帽子，打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丈夫戴一顶高礼帽，穿一件讲究的浅色大衣。前座上，面对他们坐着两个孩子：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娇嫩得像朵小花，披着一头浅色头发，也打着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八岁的男孩脖子细长，锁骨突出，戴一顶水手帽，抱着两条长飘带。做父亲的怒气冲冲地责备车夫，怪他没有及时抢在队伍前面穿过马路;做母亲的嫌恶地眯细眼睛，皱起眉头，把绸阳伞放得低低的遮住脸，以挡住阳光和灰尘。大屁股的车夫听着主人不公正的责备，皱起眉头，面带愠色，因为走这条路，正好是主人吩咐的。他费力地勒住那几匹笼头底下和脖子上汗光闪闪、一个劲儿往前冲的黑马。

警察一心一意想为豪华的马车的主人效劳，想把犯人拦住，放马车过去，但他发觉这支队伍里有一种阴森肃穆的气氛，不能破坏，即使为了这样一位阔老爷也不能破例。他只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表示他对财富的尊重，然后严厉地瞅着犯人，仿佛决心保护车上的贵客，不让犯人们侵袭。因此这辆豪华的马车也不得不等整个队伍走完，直到最后一辆装载行李和坐在行李上的女犯的大车过去，才继续赶路。在那辆大车上，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刚安静下来，一看到这辆豪华的马车，就又尖叫和号哭起来。直到这时，车夫才轻轻抖动一下缰绳，那几匹黑鬃骏马就在马路上迈开步子，拉动那辆微微晃动的橡皮轮马车，往别墅跑去，把丈夫、妻子、女儿和脖子细长、锁骨突出的男孩一起送到那里去消夏享乐。

做父亲的也好，做母亲的也好，都没有向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解释，他们看见的景象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两个孩子只好自己来解答这问题。

女孩子看父母的脸色，这样来解答问题：这批人同她的父母和亲友截然不同，他们都是坏人，因此就该这样对待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女孩子只觉得害怕，直到那些人看不见了，她才放下心来。

不过，脖子细长的男孩一直盯住犯人的队伍，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同。他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坚决相信他们也是人，跟他自己，跟所有的人一样，因此一定有人欺侮他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他怜悯他们。他害怕这些戴着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同时也害怕那些硬要他们戴上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男孩的嘴唇才撅得越来越高，他好容易忍住眼泪，因为他认为在这种场合哭是丢脸的。

聂赫留朵夫像犯人们一样快步向前走去。他只穿一件薄大衣，但还是热得受不了，主要是因为街上灰尘飞扬，空气炎热，停滞不动，使人闷得喘不过气来。他走了半里路光景，就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坐马车走在街心，他觉得更热。他竭力回想昨天同姐夫的谈话，但这事此刻已不像早晨那样使他不安了。这事已被囚犯们走出监狱和列队出发的景象所冲淡。主要是天气实在热得厉害。在矮墙旁边的树荫下，有個卖冰淇淋的小贩蹲在地上，他的面前站着两个实科中学的学生。其中一个孩子正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个孩子则等待小贩把黄糊糊的东西盛满玻璃杯。

“什么地方可以喝点东西解解渴？”聂赫留朵夫感到口渴得厉害，很想喝点什么，就问车夫。

“这儿有一家好饭店，”车夫说，赶着马车拐过街角，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家挂有大招牌的饭店门口。

肥头胖耳的掌柜只穿一件衬衫，坐在柜台里。几个堂倌穿着脏得发黑的白工作服，因为没有顾客，都散坐在桌子旁。这当儿看到这位不寻常的客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赶紧迎上前来伺候。聂赫留朵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较远的地方挨着一张铺有肮脏桌布的小桌坐下。

另一张桌旁坐着两个人，桌上放着茶具和一个白色玻璃瓶。他们擦着额上的汗，和颜悦色地算着账。其中一个皮肤很黑，头顶光秃，后脑壳上留着一圈黑发，跟拉戈任斯基一样。这个景象使聂赫留朵夫又想起昨天跟姐夫的谈话，他很想在动身之前跟姐夫和姐姐再见一面。“恐怕来不及了，”他想，“还是写一封信吧。”他问堂倌要来了信纸、信封和邮票，一面喝着泡沫翻滚的清凉矿泉水，一面考虑该写些什么。可是他脑子里千头万绪，信怎么也写不好。

“亲爱的娜塔丽雅！昨天跟姐夫的谈话给我留下痛苦的印象，我不能一走了事……”他开了个头。

“接下去写些什么？要求他原谅我昨天的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他全以为我放弃原来的看法了。再说他这是在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这样写，”聂赫留朵夫又感到对这个同他格格不入、自以为是的人的满腔憎恨，把那封没有写成的信放进口袋里，付清账，来到街上，坐车去追赶那批犯人。

天气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仿佛都在冒热气。光脚走在滚烫的石子路上一定像火烧火燎。聂赫留朵夫的光手接触到马车上过漆的挡泥板，就像被火烫着似的。

马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跑着，蹄子在尘土飞扬的坎坷的路上发出均匀的得得声。车夫不住地打着盹儿。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眼睛冷冷地瞧着前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一条倾斜的街上，一座大厦的门口聚集着一群人，还站着一个持枪的押解兵。聂赫留朵夫吩咐马车停下来。

“什么事啊？”他问扫院子人。

“有个犯人出了事。”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走到人群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坎坷倾斜的路面上，头朝坡下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犯。这犯人肩膀宽阔，蓄看棕红色大胡子，红脸膛，扁鼻子，穿着灰色囚袍和灰色囚裤。他仰天躺着，伸开两只雀斑累累的手，手心朝下。他睁着两只呆滞的充血眼睛，望着天空，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隔很长一会儿他那高大的胸脯均匀地起伏一下。他的旁边站着一个皱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阳伞的老太婆、一个手提空篮的男孩。

“他们的身体在牢里关得虚了，虚透了，如今又把他们带到这么毒的日头底下来，”店员对走近来的聂赫留朵夫说，显然在责备什么人。

“他恐怕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哭丧着脸说。

“得把他的衬衫解开，”邮差说。

警察用哆嗦的粗手指笨拙地解开犯人青筋毕露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显然又激动又紧张，但仍然认为必须把群众呵斥一番。

“你们围着干什么？天气这么热，还要把风挡住。”

“应该先请个医生来检查检查。把身体虚弱的都留下。要不然把半死不活的都拉了来，”店员说，有意显示他通情达理，懂得规矩。

警察解开犯人衬衣上的带子，挺直腰板，向四下里扫视了一下。

“对你们说，走开！不关你们的事，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转过脸来对着聂赫留朵夫，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是他在聂赫留朵夫眼神里看不到同情，就瞅了一眼押解兵。

可是押解兵站在一旁，只顾瞧着自己踩歪了的靴后跟，对警察的困难处境不闻不问。

“该管的人都不管。活活把人折磨死，天下有这样的规矩吗？”

“囚犯是囚犯，可到底也是人！”人群中有人说。

“把他的头枕得高些，给他点水喝，”聂赫留朵夫说。

“已经有人去拿水了，”警察回答，把手伸到犯人的胳肢窝下，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身体拖到高一点的地方。

“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忽然传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声音。

警官穿一身白得耀眼的制服和一双亮得更加耀眼的高统皮靴，快步向人群走来。“都走开！站在这儿干什么？”他还没有看清楚人群围着干什么，就大声吆喝道。

他走到紧跟前，看到奄奄一息的囚犯，肯定地点点头，仿佛早就料到是这么一回事。接着对警察说：“这是怎么搞的？”

警察报告说，有一批犯人押过，其中一个倒在地上，押解兵吩咐把他留下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他送到局里去。叫一辆马车来。”

“扫院子的去叫了，”警察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说。

店员刚说了一句天气太热，警官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事轮得到你管吗？呃？走你的路！”店员就不作声了。

“得给他喝点水，”聂赫留朵夫说。

警官对聂赫留朵夫也狠狠地瞧了一眼，但沒有说什么。扫院子的端来一杯水，警官吩咐警察端给犯人喝。警察托起犯人的脑袋，想把水灌到他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咽下去，水顺着胡子流下来，把上衣前襟和满是尘土的麻布衬衫都弄湿了。

“在他脑袋上泼点水！”警官命令道。警察脱下犯人头上薄饼般的帽子，对准他红棕色的鬈发和秃顶泼了水。

犯人仿佛害怕似的把眼睛睁得更大，不过没有改变姿势。他脸上流着沾有尘土的污水，嘴里仍旧均匀地呻吟着，整个身子不住地哆嗦。

“这不是马车吗？就用这辆车好了，”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对警察说，“过来！喂，叫你过来！”

“有客人了，”马车夫没有抬起眼睛，阴沉沉地说。

“这是我雇的车，”聂赫留朵夫说，“不过你们用好了。钱我来付，”他对马车夫补了一句。

“喂，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警官嚷道，“快动手！”

警察、扫院子的和押解兵把奄奄一息的犯人抬起来，送上马车，放在座位上。可是那犯人自己坐不住，头老是往后倒，整个身子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躺平！”警官命令道。

“不要紧，长官，我就这样把他送去，”警察说，稳稳当当地坐在垂死的人旁边，用有力的右胳膊插到他的胳肢窝下，搂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没有裹包脚布而只穿囚鞋的脚，放到驭座底下，让两条腿伸直。

警官环顾了一下，瞧见犯人那顶薄饼般的帽子掉在马路上，就把它捡起来，戴在犯人向后倒的湿淋淋的脑袋上。

“走！”他命令道。

马车夫怒气冲冲地回头看了看，摇摇头，在押解兵的监督下向警察分局慢吞吞地走去。警察跟犯人坐在一起，不断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起来。犯人的脑袋一直前后左右晃动着。押解兵走在马车旁边，不时把犯人的腿放放好。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