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记取嘉陵岸”

马泰祥

2015年，画家赵蘅曾尝试重探当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旧址，寻访她的父亲——学者、翻译家赵瑞蕻曾于抗战时期在此地执教、生活、研究过的痕迹，最后发现这里仅残存当年大校门入口处的一间收发室，而原校址的所有“房子，人，一切都隐在万木花丛之中”。到如今，在都市更新与开发热潮下，一座崭新的污水处理厂以及一个城市湿地公园已将其轻轻覆盖。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机立断，派遣教授西进勘探布置并与四川地方势力斡旋，于1937年底将学校搬迁到了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创造了“战时中国文化教育内迁的一个典范”。

相较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艰辛而艰险的徒步体验，中央大学的师生利用民生实业公司的乘轮优待券，借助长江水利之便抵达重庆，“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地西上。对比日后浙江大学五迁抵达遵义，同济大学六迁方确定四川李庄办学，以及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多达八次的迁移，中央大学虽将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安排在成都，实验学校迁贵阳，但校园主体部分均在重庆，可谓“一迁到位”。甚至连中大牧场中的优良牲畜，也在管理牧场的王酉亭的安排下，“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长途跋涉，“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校长罗家伦追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难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此时会发出慨叹，“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南开大学被日寇炸弹轰毁得鸡犬不留，而中央大学则是搬迁得干干净净，“鸡犬不留”。

到了1938年，罗家伦又择嘉陵江畔一块“植有广柑”的肥美水田建立了供大一新生入读的柏溪分校，绝大部分新生升至大二后，再转回沙坪坝本部继续就读。此地原名北溪口，与对岸南溪口隔江相望，历史上一直是水田与广柑林密集之地。罗家伦将此地定名为“柏溪”，自然因此与原地域名称“北溪”有语音上的粘连，正与大本部地名“松林坡”形成参差对照。

在教授赵瑞蕻的记忆里，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不啻一块悬崖上的苦修地。“在稿纸上写下这个题目《梦回柏溪——怀念范存忠先生，并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我立刻沉入了遥远的战乱的年代中，心上浮起无限惆怅。我飞往五十五年前的春天，也是四月，我那时正在重庆……嘉陵江畔一个小山村里寂寞幽静的柏溪教大一英文”。柏溪的生活太过清苦，英文教授们反倒笑称“Peichi needs only a cafe to make it completely modern（柏溪只要再开一个咖啡馆就完全现代化了）”。

与在柏溪生活际遇之窘迫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在学术研究上的大丰收。“就在这样的境况里，在‘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这样的诗句所描绘的心态中，我们教学、读书、翻译、研究，大家都愉快地努力工作着”“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愛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度过了四年难忘的时光”，回首往事，“柏溪”如梦中。

而对于在柏溪分校学习生活的青年学子而言，文学写作遂成为他们求精神慰安、思考成长经验的一种存在方式。在这里，1938年入读师范学院国文系的钱谷融，于柏溪分校正跟从伍叔傥先生“各体文习作”课程，以丽尼式的情调叙写一位战时文学青年“从一个浅滩转移到另一个浅滩”的空间挪移下，“学生时代的思慕和憧憬、欢喜和忧伤”，在日后这些文字将形成他“嘉陵江畔”“甜蜜悲哀、温馨惆怅”的动人回忆。1940年入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马騄程，与学友刘溶池、潘慈光等一起成为南雍耆宿汪辟疆之入室弟子，共学诗词、治文史，认同“文之归宿，有用有我而已”，师生协同编印学术月刊《中国文学》，诗录群雅，酬唱一时。刘溶池有《柏溪道中》一诗，寄寓了抗战流离中的一段心事：“山色空蒙夕照低，含风鸭绿此相携。他年记取嘉陵岸，欸乃声中过柏溪。”“柏溪”与“嘉陵”即景入心，成为师生间吟咏唱和的一大主题。1943年考入文学院历史系的左翼青年曾卓，则在柏溪延续着《诗垦地》“紧紧拥抱那个时代”的诗歌精神，在柏溪分校，曾卓激愤写下《熟睡的兵》，记录一位因抗战负伤得不到救治而死于路边的“中国的士兵”“二等兵吴祥兴”;在《江湖》这首赠别诗中，曾卓则喟叹身处柏溪的自己“一个人还在这座灰色的城市中流荡”“却又没有载我的破旧的马车，送我去想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