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甘布，从法显到翁达杰的旅行书写

朱英豪

01 殖民時期留下的运河

多年前，临近我家的商街上开了一家美容的小门脸，店招上用斜体写上中英大字：Serendipity意外的礼物。最早知道这个词，是从游遍了英帝国各大殖民地的作家简·莫里斯那里，“我在锡兰（斯里兰卡旧称）的一个早晨醒来，它在中世纪时（被阿拉伯人）叫serendip，霍瑞斯·厄尔普洱据此发明了一个抽象名词serendipity（慧眼识珠），一种意外发现珍宝的特殊才能。”

意外，意味着在计划和目的之外。十多年前，我的第一次斯里兰卡之旅，也是这么发生的。斯里兰卡航空在把我送到德里之前，会先在自己国家的海边小城待上一个晚上。这好比一个住在著名旅游景点边上的乡下导游，谦恭而热情，在去景点参观前，主动带你去他自己的村子里逛逛，买点纪念 品。

历史上，因为特殊的地缘，斯里兰卡经常以中转站、停泊港的面目出现。412年，高僧法显走陆路在印度取经完毕，以逆向的路线—跨印度大陆取海路，历尽千难万险，从锡兰乘船回广州府。郑和船队抵达之前，中国船货向东航行，多以锡兰为中转站，换船后再驶向阿曼湾和地中海。海上穿梭的船只编织着当时的互联网，唐宋时期多见于史书的“舶”（大船）字，在现如今包括泰米尔语在内的南岛语族里也还保留类似的发音，所以被专家认为很可能是外来语。

01城里的印度教、天主教和佛教信徒

02城里的印度教、天主教和佛教信徒

03城里的印度教、天主教和佛教信徒

海边小城叫尼甘布—这名字是葡萄牙语和僧伽罗语的混合体。那是一个清爽的早晨，导游带我们去参观尼甘布老街上的教堂和佛寺。坐落在科伦坡北部十公里的尼甘布，在弥漫着族群冲突的斯里兰卡算是个另类。它和南部其他城市一样，主要人口是土著僧伽罗人，但却是信仰天主教的僧伽罗人（还有少量别的族裔），而不是传统的佛教徒，更不是后来从印度南部移民过来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因此，拥有四十多个大小教堂的尼甘布被人称为小罗马。其实，这里也有不少穆斯林。中世纪时期，阿拉伯、波斯的商舶来此贸易，留下很多摩尔人在此定居。在尼甘布，你依然能找到斯里兰卡最古老的清真寺。

圣玛丽教堂供奉着19世纪中期意大利随行牧师J.B.Vistarani的塑像，穹顶上的壁画，是教堂神职人员专门请僧伽罗佛教徒艺术家创作的，我仔细辨认过，有耶稣喂饱五千人的那次神迹。和街上的多语种路牌一样，星期日的弥撒礼，早上五点用泰米尔语，七点用英语，九点是僧伽罗语。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希望不同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更多的宗教宽容。

尼甘布人一直以自己的宗教和谐为荣。虽然那时内战尚未结束，但已初露曙光。酒店的一位僧伽罗人告诉我，在斯里兰卡历史上，近代族群冲突，基本集中在僧伽罗和泰米尔族之间，所以我们尼甘布相对来说，更加安全和谐。

酒店海滩上，洒金榕树的树荫底下，稀拉拉躺着几个晒太阳的白人。这些白人也抱着类似的侥幸心理：哪怕还处于内战期间，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斯里兰卡自从在1983年爆发内战，境外游客数量一直低迷，直到2009年内战结束才开始逐渐恢复。但这片愈来愈亮的曙光在维持了十年之后却戛然而止，并引发断崖式的回跌。

2019年复活节的早晨，八处此起彼伏的巨型爆炸撼动着斯里兰卡大地。伊斯兰极端组织发起的那次袭击，光是在那间面朝大海的尼甘布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就夺走了一百多人的生命。

如果把目光都集中在南亚自己两大民族之间，那想必这位僧伽罗朋友忘记了一个事实：斯里兰卡历史上的第二轮泰米尔人大规模岛内移民运动，就和英国殖民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年很多运往英帝国的大宗锡兰茶叶，都是在泰米尔人手下种植出来的。

简单回溯一下中古时期的斯里兰卡历史以及中斯两国交往史，会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古代锡兰实在是“多难兴邦”，从公元前3世纪的阿努拉达普勒王朝开始到19世纪初英国人到来之间的康提王朝，斯里兰卡一共经历了181个政权。在这样密集的政权更迭之下，按照张星烺先生的说法，如果中国和南海诸国之前的关系，8世纪前维系于佛教的兴趣，8世纪后更多是贸易往来，那么这前后两个阶段国内发起的两次代表性旅行，玄奘的西天取经和郑和下西洋，居然都巧到和锡兰国内骚乱兵燹同频。

郑和之行后的闭关锁国，意味着随行的马欢等人是最后一批记载斯里兰卡的中国知识分子。稍稍回望过去，一统疆域的蒙古帝国为东西方频繁交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耶律楚材、柏朗嘉宾、马可波罗、周达观、鄂多立克、汪大渊、伊本·白图泰，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其中很多旅行家都曾踏足锡兰国。

04卖金枪鱼的老妪

01 尼甘布拥有斯里兰卡最早的铁路

02 鱼市场，捕鱼归来的渔民

尽管有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系统详实，以及汪大渊对锡兰人“手足温润而壮健”这样让人拍案叫绝的细节描写，比较那时候东西方旅行家的游记，会发现在华夷思维统摄之下的中国传统游记范式，已经开始相形见绌，渐落下风。

尼甘布有非常多的乌鸦，它们盘旋在著名的Lellama（渔场）上空，随时对那些被丢弃的鱼杂碎下手。这里也是观鸟爱好者的目的地，往峡湾湿地去，就能看到迁徙的翠鸟、苍鹭，和当地的热带巨嘴鸟……但我没有看到鄂多立克所描绘的双头怪鸟。

“ 我在这座岛上看见和我们国家的鹅一样大、长了两个脑袋的家禽……还有其他我不愿意在此描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14世纪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在《东游记》里写道。鄂多立克之后还在中国的钱塘江边饶有趣味地观摩了另外一种把鱼吐出来的怪鸟—在湖里帮渔民捕鱼的鸬鹚。这是西方文字第一次对中国鸬鹚的记录。

在内战爆发前夕，《英國病人》作者、著名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携家人在1970年代末回到斯里兰卡，重访自己童年时成长的地方，并写下了深情有趣的半自传体小说《世代相传》。鄂多立克的这句“不可描述”的描写，被作家拿来放在书本的扉页镇宝。

读罢传记，你会发现作家这么做，也许只是为了迎合书商“猎奇”的销售心理。他更加心仪的旅行作家，是17世纪被古康提国王囚禁了20年的东印度公司海员罗伯特·诺克斯和他的回忆录《锡兰岛的历史关系》。“这座岛屿将自己的知识隐藏了起来。错综复杂的艺术、习俗和宗教仪式都从新建的城市转移到了内地。只有罗伯特学习了当地传统，因而对这座岛屿作了较好的描述。”翁达杰在传记里写道。

不只是翁达杰在肯定这部几乎可以被追认为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源头之一的民族志作品，《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也说自己从《锡兰岛的历史关系》中获取了灵感来源：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克鲁索的特点，就会发现他不是一个生活在荒岛上的唯一居民，而是一个远离自己的同胞，居住在遥远的国度，生活在陌生人中间的人……他努力奋斗，不仅仅是为了回家，也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赋予他的唯一才能。

好一个“陌生人”（让我们暂且搁置这个已经被我们污名化的中性词）。虽然怀有“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焉”的好奇心，但在马欢等人所著的《瀛涯揽胜》—中古时代最后的官方出海游记里，“施及蛮貊”“化及蛮夷”等字眼随处可见，哪怕是“开读赏赐”，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相比之下，罗伯特，这位17世纪的英国版苏武，或许读过拉丁版《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航海者，书写《历史关系》时通篇所传递出冷静、客观、平等的视角，在那个东西方初见分野的时代，多少显得与众不同。文中他从来不把当地居民称为babarian（野蛮人）或是heathen（异教徒），而是不带褒贬地尽量把原住民还原到具体环境中去描述、分析。

《锡兰岛的历史关系》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成为真正的国际畅销书。它很快就影响到了当时很多其他的旅行家和学者。启蒙思想家洛克仔细阅读了书中涉及康地君主的五个章节，在其著名的《政府论》中，他向读者呼喊：如果各位想知道君主独裁是什么样的话，那就看看现在的锡兰吧！而近三百年之后，纪录片运动的先驱、英国导演巴慈尔·赖特在他那部经典的宣传种植茶园的《锡兰之歌》里，直接使用了罗伯特书里的文本作为解说 词。

直到现在，在涉及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族群问题上，科伦坡大学的Laksiri Fernando教授仍在援引《锡兰岛的历史关系》中的客观话语，希望以此弥合两个民族累年争斗中遗留下的创伤。难怪翁达杰会说，“除了诺克斯，很少有外国人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欣赏一下美丽风光，接着就离开了。”他说得没错，我那时就是这样的外国人。

疫情之下，楼下那家Serendipity没有撑过去年的冬天。但这肯定不会是斯里兰卡的结局，那里珍宝遍地，是serendipity初生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