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几件元代文物中的文化交流因素

李永洁

摘 要：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历史上较长时间分裂割据的状态，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推崇，中原传统的礼仪典章制度广泛实施，城市建设启用唐宋制度，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推广到北部边疆地区，农牧业经济繁荣发展，商品经济活跃，手工业快速发展，门类众多，金属冶炼、纺织业、制瓷业空前兴盛。文化和科技取得较大成就，东西文化交流通畅，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众多外国使者、商人等都到达这里，出现了多民族、语言、文化、宗教共存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文物中也有所体现。

关键词：文化交流;融合;元代器物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2）07-0017-03

元代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中外交流频繁，经济、文化等方面成就蜚声海外，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高潮时期。元代沿袭唐宋以来的官府手工业机构，其中，中央少府监所属的文思院，仍“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拥有数十所作坊，专供朝廷所需，民间金银作坊继宋以来继续发展，涌现了一批能工巧匠。在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农牧业经济繁荣发展，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科技取得较大成就，东西文化交流通畅，草原丝绸之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本文选取几件内蒙古出土的元代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元代器物上较为突出的是龙凤纹的使用。龙凤纹样图案在中原汉族长期使用。但在蒙古贵族的服饰、生活用具等物品上也大量采用龙纹、双龙纹、云龙纹、龙凤纹等图案和纹样，这体现了蒙古族同中原汉族一样，以龙凤纹样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志。

龙凤纹镂雕金马鞍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墓葬出土的龙凤纹镂雕金马鞍，由前后鞍桥、前后鞍翅组成，通体采用镂雕工艺，其工艺难度极高。整套马鞍饰用了双龙、单龙、飞凤等贵族最高等级的装饰图案，显示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的身份地位。①

马是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和游猎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因此他们对马具的制作十分重视，而且特别考究。蒙古族习惯把自己的主要财富，转换为金银珠寶佩戴在身上，以便保存及迁徙。为此，蒙古贵族对黄金白银十分推崇。这套龙凤纹镂雕金马鞍造型纹饰相当考究，既有西方金银器的镂雕技术工艺又有中国传统的龙凤纹图案，运用对称布局手法，是中西艺术元素结合的精美作品。

皇元敕赐寿公之碑 出土于元上都东北角大龙光华严寺遗址的皇元敕赐寿公之碑，碑首以汉白玉雕刻而成，上方龙身肢体圆浑有力，龙身躯细长，采用了线雕、高浮雕的技法，彰显了龙的灵动飘逸，立体感极强。碑首中央以小篆题额“皇元敕赐大司徒筠轩长老寿公之碑”，该碑碑身已无。

在1941年出版的《上都——蒙古多伦诺尔元代城址调查》一书中，记载了在华严寺遗址发现的石螭首、龟趺等，更重要的是在皇城之南发现了“皇元敕赐寿公之碑”②的碑额部分。据考证，大龙光华严寺的第六代主持“惟寿”便是碑额上所提到的“寿公”。③因此，这块碑额便成为印证华严寺遗址所在的证据。“皇元敕赐”指皇帝亲自下令赐碑刻，“寿公”被加封“大司徒”表明墓主人可能生前担任“大司徒”一职领太常寺，或为作为重臣的加官封号没有实职，这都足以说明墓主人“惟寿”显赫的身份和地位。

关于墓主人“惟寿”其人，文献记载较少，但是从与元统治者交往甚密的禅宗僧人印简、子聪（刘秉忠）、至温等人的记载来看，他们都是通过佛法教化统治者以汉法治国安民。石碑首的发现，充分证明了元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纳，特别是对汉地佛教赋予了极高的地位。

由于受游牧文化的影响，元代瓷器因器型较大、胎体厚重，特色鲜明而享誉海外。蒙古族与中原汉地的交往中，文化上产生了融合出新的时代特色。

钧窑“小宋自造”香炉 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太平庄乡白塔村附近一座古城遗址的窖藏中。④这件香炉器形浑厚凝重，颈部堆贴麒麟纹，腹部饰有兽面和铺首衔纹环，双鱼耳，通体施天青釉，高达42.7厘米。香炉正面相对的两只麒麟之间有一题记，“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明确记载了香炉的烧造时间，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有确切纪年款的元代钧窑瓷器。像这样的大型钧窑香炉在元代瓷器中并不多见，而大件器物的烧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型器物要避免胎裂、变形、没有一定的工艺水平，是很难做到的，这件香炉堪称已发现的钧窑瓷器之最。

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产品种类众多，其中以钧釉瓷器最具特色、影响深远。其制作工艺精湛，质量优秀，尤其是它突破了青釉的传统色调，烧制出天蓝色釉，并成功地烧出高温铜红釉，使天蓝色与铜红釉错综掩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纹样上，麒麟纹属元代瓷器新出现的题材。⑤麒麟是中国传统瑞兽，此种动物形状似鹿，头上长角，身上有鳞，古人以此作为吉祥的象征，常有“鳞趾呈祥”之说。兽首衔环，商周铜饰上早已有之。它是兽面纹样的一种，有多种造型，嘴下衔一环，多用于镶嵌在门上的装饰。铺首作装饰，以作避祸求福之用。

造型上，由于受到游牧风格的影响，呈现出胎体厚重、器形高大的特点，装饰也出现了层次多、画面满、纹样繁缛的特点，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不同时代的显著标志。

香炉出土地白塔村附近的这座古城，即辽时期丰州城故址。城内西北隅现存有辽时期建筑的楼阁式砖塔一座，即著名的“万部华严经塔”，通称“白塔”，金元两代继续沿用。⑥从其出土地点来看，香炉是此塔内供器。窖藏内同时出土的还有钧窑镂空带座摩羯耳瓶1对，应该是与香炉同时摆放在佛前的一组供器，属“三供”（香炉1件，花瓶2件），这种组合自元代开始多见，逐渐成为常见的陶瓷供佛器形式。⑦

青釉荷叶盖罐 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古城的青釉荷叶盖罐，罐体圆浑饱满，配有酷似荷叶造型的罐盖，盖上以荷叶柄为盖钮，器身整体呈荷叶脉凸出瓜棱状，造型优美，形象逼真。这种造型在金元代广为流传。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龙泉窑荷叶盖罐中体积最大的，是元代龙泉窑中的精品。

荷叶盖罐多见于元代。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钧窑都有生产，存世数量也比较多。其中以龙泉窑、景德镇窑的荷叶盖罐质量最高，体积也最大，并承袭宋代风格并加以变化，更注重纹样细节的表现，增添了像生元素，整体风格更为活泼。荷者，莲也。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以莲纹做装饰的器物出现，宋代周敦颐的名作《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更是广为传颂。盖做成荷叶形，应该是宋元代人们对荷花喜爱的体现，这类纹样、造型在当时的器物上非常流行，成为一种文化风尚。⑧

荷叶盖罐出土于集宁路古城，它位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土城子村，蒙古草原的南部边缘，是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地带，正处于元代的“腹里”行中书省、陕西行省的北部边缘地带，是岭北行省及漠北各大城市进行贸易往来的纽带。正是自身所处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古城出土的大量瓷器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⑨

格里芬纹织锦被面 内蒙古自治区集宁路遗址出土的格里芬纹织锦被面，在椭圆形花瓣边团窠内装饰S形鹰首狮身格里芬，以龟背纹为地。边框外饰一周缠枝牡丹纹。这批窖藏丝织品中，有一件提花绩上有繁体墨书的“集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等字迹，说明它们与集宁路的达鲁花赤有关。⑩

格里芬是希腊神话中一种鹰头狮身有翼神兽。它是元代丝织品中具有外来文化特征的题材之一，起源于两河流域，跨越了千年历史和广袤的欧亚大陆来到中国，成为元代丝织品中受人喜爱的主题，在欧洲、印度、欧亚草原和中国，都可以看到这一艺术形象。元代丝织品中的格里芬形象非常丰富，有带翼狮、人面狮身、鹰首羊身、豹身等形象。最早的格里芬均为单个出现，成对出现且相背回首而立的对格里芬最早出现在12世纪上半叶的伊斯兰文化丝织品中。11被面中的缠枝牡丹纹是也元代织物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图案，寓意富贵绵延。牡丹花自唐代流行开来就已经被冠上富贵的象征，与不同的祥瑞组合形成不同的谐音有不同的美好寓意。龟背纹虽然是一种中国传统纹样，其发展却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影响。龟背纹于唐代开始流行，元代织锦上数量开始增多，主要用于装饰的底纹。也有人认为将元代纺织品中的龟背纹做底纹是受伊斯兰风格的影响。12

格里芬紋丝织被面，尚刚和林梅村都认为这类的锦是由伊斯兰织工织造，和中国工匠一同从事丝织品生产，从而制造出了富有多元文化因素的丝织品。

文物是历史的足迹，它以点滴的形式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13-14世纪，不同族群在今内蒙古地区杂居、融合，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相知、相遇，使这里成为不同文化汇集、民族交往的重要平台。这些凝聚着多元文化因素的金银器、瓷器等文物，是研究这一地区各民族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珍贵实物资料。希望能通过这几件元代文物——这一文明的载体，可以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真谛。

——————————

注 释：

①丁勇，德力格尔.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的元代墓葬[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02）.

②东亚考古学会.上都——蒙古多伦诺尔元代城址调查[J].东亚考古学会，1941.

③野上俊静.元上都的佛教[J].佛教史学，1950（02）.

④李作智.呼和浩特市东郊出土的几件元代瓷器[J].文物.1977（05）.

⑤刘兰华，张南南.中国古代陶瓷纹饰[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⑥李逸友.内蒙古城址概说[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

⑦张婧文.元明清组合式陶瓷供佛器研究[J].中原文物，2017（05）.

⑧李钰.宋元瓷器中的荷叶盖罐[J].东方博物，2015（03）.

⑨陈永志.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概述[A].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⑩潘行荣.元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窖藏丝织物及其他[J].文物，1979（08）.

11赵立波，张烈.元代丝织品中的格里芬图像研究[J].装饰.2018（07）.

12董波.明代丝绸龟背纹来源探析[J].丝绸，2013（08）.

参考文献：

〔1〕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卷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2〕薄音湖.蒙古史词典（古代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

〔3〕齐木德道尔吉.天之骄子（蒙古族）[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

〔4〕魏坚.元上都[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8.

〔5〕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6〕袁桷.清容居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冯宝，魏坚.元上都宗教建筑布局的考古学观察[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06）.

〔8〕何汉男.石碑的来历[J]文博，1991（02）.

〔9〕宝音德力根.内蒙古通史·第三卷（蒙元代的内蒙古地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10〕刘迎胜.元统二年（1334）朝廷收还田产事件研究——国家与贵族、寺院争夺土地斗争的背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C].2012.

〔11〕马昇.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2〕潘行荣.元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窖藏丝织物及其他[J].文物，1979（08）.

〔13〕赵立波，张烈.元代丝织品中的格里芬图像研究[J].装饰，2018（07）.

（责任编辑 孙国军）

Factors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Some Cultural Relics of the Yuan Dynasty

LI YONG-jie

（Inner Mongolia Museum ，Bachlor of Arts， Museologist，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ended the fragmentation and chaos that had existed for a long period in history.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have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has been consolidat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is period， Confucianism was highlypraised and the traditional etiquette and ordinances system of Central Plains was widely implemented.Meanwhile， the Tang and Song systems were put into use i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advanced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 production techniques were extended to the northern frontiers.The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s flourishing， the commodity economy is active， the fast-growing handicraft industries present numerous categories， and metal smelting， textile and porcelain industries are unprecedented flourishing. Diplomatic envoys and merchants from many nations came to here， and appeared the phenomenon of coexistence of many nationalities， language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This phenomenon is also reflected in cultural relics.

Keywords： Cultural Exchange; Fusion; The Yuan Dynasty Cultural Rel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