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冰床旧忆

王美珏

冰床，又称凌床、拖床、法喇、冰排子等，是一种专行于坚冰之上的木制交通工具。它主要由人力拖拽向前滑行。明清以来，在大量官私文献尤其是诗、画记载中，冰床皆与“帝京”紧密地联系起来。帝京冰床形制的多样性、宫廷冰床的游玩趣味及民间冰床的旺盛生命力，这三者的交汇构成了老北京的冰床旧忆。“文字的冰床”与“图像的冰床”之下，实际蕴含着京城人士鲜活的生活痕迹，是明清乃至民初时期北京社会的真实写照。

帝京冰床的“俭”与“奢”

由人力拉动的冰床，其记载最早见于北宋江休复《嘉祐杂志》和沈括《梦溪笔谈》。二人笔下，官民常乘凌床渡冰河。何为凌床？沈括写道：“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1]犹如坐具一般的粗简凌床形象，是今人所知晓的冰床最初形制。当冰床的时令性、地域性与帝京的神圣感、神秘感发生碰撞，明清“帝京冰床”逐渐成为众人关注的热点。它最直观也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形制多样——民间冰床、官绅冰床和皇家冰床可谓各有千秋，既诠释了古都北京特有的社会阶层复杂性，也反映出帝京冰床形象的丰饶与纷繁。

民间冰床面向社会大众，自然而然地延续了北宋凌床的简朴风格。一块木板，下嵌铁条，再配上牵绳或撑杆，是最常见的老北京冰床样式。“似车无轮，似榻无足”一语出自清人阮葵生，很好地代表了时人对民间冰床的观感。而清末民初各式风俗画的存在，恰好提醒我们“图像”对于保留民间冰床记忆的重要性。晚清名声大噪的《点石斋画报》刊载过一幅《冰上行槎》图——一架载有三名少女和一名车夫的冰床在护城河上滑行。只不过，上海画师“想象”中的帝京冰床不是由木板而是由竹筏构造，颇有些喜剧效果。

相较于不避风雪甚至有些简陋的民间冰床，主要服务于官绅人士的轿厢式冰床明显更具舒适性、观赏性。清官员汪由敦将自己从京南奔赴天津的乘冰床经历吟咏成诗。其中“编苇横度直两版，施茵张幄如碧油”一句，说明他乘坐的是一架带有青蓝色帷幄的轿厢式冰床。庆幸的是，清代宫廷绘画中也曾出现官绅冰床的样貌。乾隆皇帝命张廷彦等绘制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就描绘了数架供随侍高级官员乘坐的不同色泽的轿厢式冰床。它们由车夫前拉后推地在长河中跟随皇家冰床行进。可以说，官绅与轿厢式冰床的结合体现了特殊群体对舒适度的追求，以及不同于平民的心理诉求——它是封建社会中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皇家冰床无疑是帝京冰床的一抹亮色。乾隆皇帝曾与二十八位大臣即兴作《冰床联句》，内有四韵详述御用冰床之制：“高注旗森攒雉尾，夹趋柄蜿刻龙头。肩舆坦坦肩宁勚，步辇迟迟步讵遛。檀榻簇葩匡既好，柘檐缬翠盖斯觩。方裀茸燠敷貂座，圆极虚明屏罽帱。”[2]插着雉羽的旗杆、刻着龙头的头柄、雕着花纹的矮榻等，共同组成威严奢华的皇家冰床形象。关于乾隆皇帝御用冰床，我们还可从姚文瀚所绘的《紫光阁赐宴图》、张为邦和姚文瀚合绘的《冰嬉图》中观赏一二。美国人凯瑟琳·卡尔撰写的回忆录还谈及慈禧太后乘坐的冰床样式：冰橇带有布篷，里面衬着毛皮，铺设皮毯。内部三面设座，观看焰火时，旁边的棉帘子和前面的挡风玻璃可以收起来。[3]由此可见，集华丽与舒适于一身的皇家冰床，处处彰显着王朝统治者的无上权威和奢靡生活。

明清宫廷冰床之乐

明朝时期，西苑成为专供帝后游兴玩乐的皇室御苑。苑内三处水面统称太液池，水光山色，与岸边楼阁相映成趣。冬日太液池上冰床穿梭更是苑内一景。《明宫杂咏》中的诗句：“玉楼银殿雪婆娑，西水桥边冻不波。一霎胡床冰上过，主儿飞渡北花河”[4]，就是诗人借助嘉靖朝史事，遥想太液池雪色及皇太子坐拖床飞渡之景而作。太监刘若愚也对西苑冰床印象深刻，“至冬冰冻，可拖床。以木板上加交床或稾荐，一人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积雪残云，点缀如画”[5]。明熹宗朱由校尤擅斧锯凿削，一度改进御用冰床，即“以红板作拖床，四面低阑，亦红色，窄仅容一人”，命随侍宦官用绳索、竹竿前引后推，享受“万里霜原赤兔飞”的冰上滑行乐趣。[6]明皇室对冰床的喜爱，使得宫廷冰床在原有代步基础上新增了游憩属性，二者融合之下的冰床之乐也深远地影响了后世。

有清一代，冰床在皇家游玩中大放异彩，由此迈入黄金发展期：冰床的使用频次陡然增加，是为一。清统治者于隆冬时节游赏太液池，冰床作为娱玩工具必不可少。乾隆皇帝游瀛台、淑清院诸胜时，就写诗留念：“短墙接曲堤，冰床犹可前；渡彼琉璃浦，来此蓬莱山。”慈禧太后不仅自己喜欢坐冰床、观焰火，还大张旗鼓地宴请各国公使和公使夫人享受冰床欢乐。值得关注的是，以八旗竞技、表演为主要内容的冰嬉在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形成典制。清帝每岁阅试冰嬉时，往往乘坐特制豪华冰床，“驻于琉璃之界，豹尾扈于鸑鷟之隈”，场面十分盛大。不仅如此，西苑门内准乘冰床也成为清帝赏赐王公大臣的一项恩旨。冰床的使用场合不局限于西苑一处，是为二。清代皇家园林兴盛，圆明园、清漪园（后称颐和园）等处都有开阔水面。乾隆皇帝御制诗中，留下了其乘坐冰床游园赏景的文字记载。如“六桥界面湖，山榭欲临之。冻铺画中亘，冰床镜里裹”写的是清漪园睇佳榭周边的冰雪美景。此外，冰床还用于园居以外的皇家长距离游乐。乾隆皇帝常奉太后在长河——自昆明湖至西直门的水路中乘坐冰床，于倚虹堂小憩后，方易辇进宫。

融入诗、画的清代宫禁冰床记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寓情于景的表达方式。乾隆皇帝写下“皑皑玉画中列，辘辘冰床镜里行。今日慈心真是悦，寿筹添拟海山盈”的诗句，本质上是以西苑雪山、冰河及冰床作衬，藉慈心大悦来表达“善事父母”的至孝情思。前述《紫光阁赐宴图》《冰嬉图》中描繪的冰床之乐更是同国事、国俗联系起来——乾隆皇帝大宴西征将士的得意情怀及八旗兵丁冰嬉的习武情愫都是画中之义。无怪乎王国维慨叹：“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民间冰床的“前世今生”

“坐冰床”是明清时期北京民间社会的岁时习俗。“冬至以后，水泽腹坚，则什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7]冰床带来的冬日便利、赏景情趣及围酌之乐，使其一跃成为帝京颇具吸引力的消寒物事。史载拉冰床者往往挽绳疾行，后跳上冰床任其滑行，待缓慢时再重复疾行，速度飞快。清人黄乐之入京后甫坐冰床，惊叹道：“但觉天风急须边，不遣纤埃刮眸子”。一位自名凡夫的文人回忆幼年与堂弟在前门外冰面上坐冰床的趣事，也说“疾驶如飞，有飘然世外之想”。相较于“便行”，冰床的“怡情”明显更让京人沉醉：清人张赤山的“直似游仙尘境里，琼壶咫尺忽周遭”，以及杨敬亭的“风和日暖时端坐，疑在琉璃世界行”，都写出了作者坐冰床赏冬景的梦幻体验。至于围酌之乐，明朝已经大行其盛——“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十余床，携都蓝酒具，铺氍毹其上，轰饮冰凌中以为乐”。清代沿此风习，“风雅之士将数床联络一处，周围约坐，围炉饮酒，烘砚赋诗”[8]，亦属雅人深致。

当我们将目光从“坐冰床”的惬意转到“拉冰床”的繁苦上面，便可更全面地观察明清乃至民国元年以后北京市井生活的幽微细节。明时“近京贫民，群来趁食，于皇城内外，凡有冰处，拉拖床以糊口”，到清时“每值冬季，河上冰坚，贫民辄驾冰床以载行人，藉谋糊口”，再到民国时期一位拉冰床老者向游客“倒苦水”——“我们是苦人哪”，都可看出京中贫民是冰床车夫的不二人选。他们不仅在冰壮时谋生，也敢在冰薄时走冰。价钱方面，一位客人只收几文钱不等，如遇数人包乘可至几百文。迫于维持生计和打点胥役、闸官（闸官放水，河面好结厚冰）的压力，冰床车夫只能“身上无衣盼天冷，惟忧冰解天放晴”，靠着“一夫牵挽躬伛偻”艰难度日。

随着颐和园、北海等处向公众开放，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冰雪活动成为席卷北京的户外摩登“游戏”，也可以说是“体育”和“运动”。历经千年风霜的冰床，也迎来破茧重生。其一，冰床的属性发生质的改变。冰床从最开始的代步工具，到其后兼具交通和娱乐功用，最终演变为纯粹的冰雪娱乐器具。人们不再利用冰床赶路，只是享受单纯的冰上时光。其二，冰床从“人拖人”的活剧变为自得其乐的欢愉。当自由平等的春风吹向社会每一个角落，北京公共空间中带有压迫性质的“人拖人”式冰床就逐渐失去市场。人们开始制作小冰床，借助两根铁钎后戳使力，令冰床快速滑行，以此体验自我掌控的身心愉悦。其三，冰床真正走入民众生活，成为大众娱乐项目。昔日，京城权贵、富家子弟和文人墨客是“坐冰床”巡游的主体。如今普通民众成为体验冰床乐趣的主角。可见在大众文化的感召下，精英与平民、男性与女性、耆老与幼童的社会界限被逐一打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现代社会关系构建起来。其四，以户外运动和强身健体为内核的体育思想融入冰床娱乐，将其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项冬季户外运动，滑冰床在强健体魄、提升意志、疏解压力诸方面大有裨益，一样承载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新中国体育精神。

得益于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新兴报纸对帝京冰床的记录和想象，我们才可在数百年后透过文字和图像去感受冰床的巨大魅力——它是一种交织着“传统”与“变革”的奇妙存在。在小小的冰床演进背后，是北京这座城市发生的从旧到新的剧烈变化，亦是人们对新社会、新生活和新知识的全面追求。我们回忆老北京的冰床，走入历史深处找寻那些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因素，尤应注意将“历史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连接，助力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焕发勃勃生机。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国书店，2019：401.

[2]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77）[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02.

[3]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M].王和平，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206.

[4][6]朱权，等.明宫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256，25.

[5]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142.

[7]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91.

[8]嘯咏冰床[N].申报，1881-1-16（2）.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