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中的俄罗斯民族之精神支柱

寇文涛

内容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纪实小说《死屋手记》反映的是作者亲身体验的19世纪中期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监狱中苦役犯们极其艰苦的生活、工作场景，以及沙皇时期俄罗斯司法制度的残酷。面对苦寒的气候、简陋的居住环境、低下的饮食质量、艰苦的劳作、以及动辄启用的严厉体罚，一个正常人如无强大的精神支柱，难以生存下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苦役犯各种生活、劳作场景的描写，潜移默化地揭示了俄罗斯社会中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三大精神支柱——宗教信仰，戏剧艺术和酒。读者通过深入洞察宗教信仰，戏剧艺术和酒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方可领会到《死屋手记》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更能更引发读者对自我救赎的人生意义的无限反思。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 《死屋手记》 俄罗斯 民族精神

幅员辽阔、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是由194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主体民族一直为俄罗斯族人，系东斯拉夫民族的一支。由于国土面积大部分处于高纬度的寒冷地区、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以及几百年来多次受到外族入侵、几百年来不断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摩擦，以及对外侵略扩张等因素影响，奠定了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情怀，以及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伟大的奉献精神，甚至是疯狂的掠夺冒险精神。而支撑俄罗斯人精神特质的载体，从很多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根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便是一部典型的揭示俄罗斯人精神支柱的伟大作品。该书深刻揭示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宗教本源、戏剧艺术对俄罗斯人文化思维的深刻影响，以及酒类对俄罗斯人渴求精神解脱的获得感。可以说，宗教信仰，戏剧艺术和酒从文明和粗犷两个维度支撑了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思想特质，成为了俄罗斯精神的现实支柱。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死屋手记》的思想基础

早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受到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等人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i成员，并在小组中表现活跃。1849年4月，在一次约60人的小组聚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情洋溢地朗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而该信一方面是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维护沙皇集权统治、为农奴制和教会制度进行辩护等保守观点的抨击，另一方面可视为当时俄罗斯革命阵营对农奴制的宣判。沙皇尼古拉一世接密探报告后对此大为震怒，由于担心精英知识分子动摇俄国农奴制的基础，沙皇下令将30余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逮捕并进行审讯。在漫长的审讯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反政府、反宗教的判决，剥夺其贵族身份和一切财产，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当年12月的一天清晨，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被押赴刑场等待枪决之时，沙皇的特赦令被宫廷侍卫送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在最后一刻被改判为服苦役或兵役;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前往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具有革命特征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反农奴制倾向使得他成为沙皇政府的打击对象，也为他今后的牢狱生活和根据牢狱生活总结提炼写出的伟大作品埋下了伏笔。

二.《死屋手记》写作的现实背景及社会评价

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4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体验到俄罗斯监狱生活的种种痛苦，领略到俄罗斯司法制度的残酷。出狱后多年，其以纪实的手法撰写的反映监狱生活的《死屋手记》发表。许多评论家认为，该书从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无法和作家其他长篇小说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左夫兄弟》等相提并论，故事情节也相对单调。但是，这些观点都是评论家无法深入探析当时俄罗斯农奴制面临瓦解前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俄罗斯底层民众社会心理而做出的片面结论。事实上，大文豪托尔斯泰对本书赞赏有加：“我不知道在全部新文学中还有比《死屋手记》更好的书了，包括普希金在内。”[1]赫尔岑认为：“《死屋手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象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2]据说沙皇本人读此书后也潸然泪下。而革命导师列宁更认为本书是“不可逾越的作品”[3]。在笔者看来，本书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社会的救赎思想，乃至对正义与邪恶、甚至人类生存意义的深层思索和拷问，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在阅读前读者如能深入了解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人民的精神世界，阅读时带着强烈的主体代入感，便可深刻体会到此部作品的伟大之处。

三.文章揭示的俄罗斯社会中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三大精神支柱

从一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即描述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监狱中苦寒的气候、简陋的居住环境、低下的饮食质量、艰苦的劳作，加之贯穿全文的不断提及的生性残忍、丧心病狂的少校典狱长动辄实施的严厉体罚，使得整个监狱生活几乎成为人间地狱。然而，作者似乎是带着平静、甚至乐观的笔触表达了这种肉体上的经历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这种写作态度和视角，很可能来自于应对沙皇当局当时对出版物的严格审查制度。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出狱后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及了监狱生活的困苦，而信中描写的困苦更甚于作品中的描写。如：旧营房的破败——夏天如同蒸笼，冬天能把人冻僵，拿盖不着两条腿的短斗篷当被子;提及了极其低劣的饮食——整日是面包和汤，汤里见不到一点肉，因此而害了胃病;提到了臭气熏天的室内环境——臭虫、虱子、嶂螂之类的东西， 可以用斗量。[4]总之，在如此严酷的环境当中，如无坚强的精神支柱，则绝无生存下去的可能。而穿插其中的各种情节描写，深刻揭示了当时俄罗斯社会中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三大精神支柱，即：宗教信仰，戏剧艺术，酒。

（一）宗教信仰

宗教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罗斯文学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论题。19世纪的俄国是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东正教是俄罗斯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一样，俄罗斯民族在形成之初也信奉多神教。公元980年，弗拉基米尔成为基辅罗斯大公后，深知巩固政权、保证国家统一与兴盛的重要性。为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弗拉基米尔开始考虑在国内推行统一的宗教。而由于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传统的友谊关系、以及拜占庭东正教富丽堂皇的宗教仪式，使得弗拉基米尔极为倾向将东正教定为国教。在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正式将东正教定为国教并受洗，史称“罗斯受洗”。之后，多神教地位在基辅罗斯逐渐降低，东正教地位在官方推动下逐渐得到巩固并深入人心。因此，作品中多次描绘到东正教徒对自己信仰的虔诚，以及由此虔诚而带来的内心的宁静。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既描绘了东正教徒的虔诚，也有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虔诚。而对这些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作者不吝大家宗教信仰的不同，一律给予了严肃而正面的描写。对于东正教徒，如：过命名日ii的囚犯一大早起来，在圣像前点一支蜡烛进行祷告。囚犯在出狱前向每间牢房的狱友们告别时，每走进一间房都要向圣像祈祷。服苦役时唯一可携带的书籍是《圣经》。在监狱外某个小女孩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施舍1/4戈比硬币时所说：“给，‘不幸的人哪，看在基督份上，收下这枚小硬币吧！”[5]以及一个类似疯修士的犯人，每每半夜起床点燃蜡烛，一直读《圣经》到天亮。在圣诞节这样基督教世界里最重要的节日，甚至进牢房清点囚犯人数的警卫队士官也向囚犯致以节日的祝贺。囚犯也回礼，双方都表现得和蔼而亲切。神父在各牢房里祈祷，唱贊美歌，洒圣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甚至每个囚犯的汤里都被放了一俄磅的牛肉。对天主教徒的虔诚与执着的描写，如：一个来自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因为之前烧毁了一个正在兴建的皈依派（东正教）教堂而入狱，却坚定地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而表现得自负。作者甚至也未对其宗教信仰的正确与否进行评判，只说明了他在“为信仰而受难”。[5]还提到了作者所在牢房四个旧教徒都是“熟读经卷”的老头子。对穆斯林的描写，如：一个叫努拉的列兹金人iii，在穆斯林节日的斋戒期间，像宗教狂一样严格持斋，整夜整夜地站着祷告。甚至在如此严格管理的监狱中，三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也可以在穆斯林节日里不干活。对犹太教徒的描写，如：福米奇在过犹太人的安息日时，进行庄严的祈祷仪式，严格遵从教规的要求，有时哭着吟诵经文，在号啕痛哭之中，突然又会放声大笑。甚至连残忍的典狱长也放过了对他这种癫狂状态的惩罚。读者可以看出，从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囚犯对不同宗教的信仰的虔诚、以及监狱官方对宗教的信仰的宽容，都成为了囚犯生存、以及监狱管教方式的一条精神主线，以及囚犯和管教双方的行为准则的重要部分。

从作品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强烈领会到：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主体“以苦难来救赎”和“苦难能洗尽一切”的观念似乎在当时大部分的俄罗斯民众、尤其是底层人民心中已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和普世的行为准则;同时，从作者的角度看来，当时的俄罗斯社会也包容了其他的教派。从更高意义上讲，宗教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有助于消除社会内部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混乱，从精神上促成社会的整体化，使人们能够有效而一致地应对民族共同的困苦和灾难。[6]

（二）戏剧艺术

在作品第一卷的最后一章，作者用整章的篇幅详细描绘了圣诞节期间举行的演出。这次演出分几天进行，演出了几部不同性质的音乐剧;而从编剧、导演、演员、场景布置直到道具搜集，全部由囚犯们完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次为期几日的演出，一方面在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普通民众、哪怕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囚犯们所表现出的对戏剧艺术的期待和钟情。在本章的描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澎湃的情感似乎随着文字奔涌而出，无论是他本人对戏剧艺术的深刻认知和热爱、还是他对狱友们同样钟情于戏剧艺术的感同身受的描写，都诉诸于充满激情的文字，表现了无限的情感张力，读后不禁令读者感慨：作为囚犯的观众，在一年365天中，甚至值得为这几天的戏剧欣赏而期待、而受苦。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要稍微让这些可怜的人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像人一样娱乐，哪怕只要一个小时不像犯人那样度过——人的精神就起了变化，虽然只是几分钟的改变。”[5]在圣诞节的第三个晚上，牢房里进行了第一场演出。在演出前，不但是承担演出任务的囚犯、观众，甚至连少校典狱长的情绪都十分不错。在第二、第三日的演出期间，甚至还有由囚犯手写的节目单。这种对戏剧艺术的尊重和仪式感，似乎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很多发达国家的监狱里都不曾见到。第一部剧是《情敌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属于通俗喜剧性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菲拉特卡的扮演者巴克卢申赞许有加，甚至认为他的表演超越了本人在圣彼得堡大剧院看过的同一部剧中演员水平;而第二部剧《贪吃的克德里尔》则属于正剧，剧情虽然很可能来源于民间的手抄本，但高度模仿拜伦的《唐璜》，且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认为：“许多古老的戏剧正是通過贵族领主的仆役才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繁衍于俄罗斯大地。”[5]而根据作者进一步介绍，沙俄时代的贵族领主和莫斯科的大贵族往往有自己的农奴组成的私人剧团，正是这些剧团成为俄罗斯民间戏剧艺术的源头。而对于来自切尔克斯地区的囚犯，尤其是犹太人福米奇来说，狱友们的演出是一次“真正的艺术欣赏”[5]——的确，仅乐队就有八名乐师，其中包括两把小提琴，三把自制的巴拉莱卡琴，两把吉他和一个铃鼓。往日里精明、吝啬的福米奇不但大方地给演员抛出小费，脸上甚至流露出“无上的喜悦”。[5]囚犯们用最廉价的旧麻布、旧包脚布、衬衣精心拼凑的一幅大幕布被观众狱友们视为最豪华的帷幕，连往日里脸色最阴沉、最挑剔的囚犯也喜笑颜开。演出期间似乎所有阴郁的囚犯都敞开了心扉。阿列伊在睡前还意犹未尽，仍和狱友们讨论着演出。而由于作者本人的贵族身份和狱友们对他艺术欣赏水平的公认，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而然地被安排到了最佳的欣赏位置，作者也颇为满意地欣然接受了这种安排。在作者对演出这一章的描写，似乎已让人感受到了所有囚犯在精神上获得的自由。

而从本人几年前与一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访谈过程中也了解到，直到今天，俄罗斯普通民众对戏剧表演的热爱程度依然不减：比如，大使馆聘用的清洁阿姨，在周末下班后就会换上正装，高高兴兴地前往戏院观赏歌剧。事实上，在俄罗斯，戏剧一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中国，一度盛传“剧场是俄罗斯人的教堂”。时至今日，莫斯科正式营业的剧场超过100家，圣彼得堡超过70家，按杨申（2015）的估计，平日里普通戏剧的上座率均达95%。现实主义戏剧永远是王道、经典作品和古典风格则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儿童剧剧团之间的竞争激烈。而且，俄罗斯民众在观赏戏剧过程中非常文明。在观剧过程中，不会有观众玩手机、打电话、发信息等等，拍照只有谢幕的时候才会出现。[7]而契诃夫经典话剧《海鸥》中的一句台词，也许更能概括俄罗斯民众对戏剧的态度：“没有戏剧，无法生活”。[8]

（三）酒

相比于宗教信仰、戏剧艺术而言，俄罗斯人对酒的喜好似乎显得更加世俗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不止十次地提到了在监狱严格的检查制度下仍存在的贩卖私酒情况，提到了许多苦役犯辛苦劳作数月、挣得一点积蓄后统统用来买醉、之后再辛苦劳作数月的周而往复的情况，提到了贩卖私酒者被发现后不但没收所有货物和金钱、还要受到鞭刑的情况，提到了贩酒者本身也是酗酒者的情况，甚至提到“囚犯之间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醉汉在鞭挞或棒责时不会那样痛”[5]的观点。15世纪中叶，伏特加在俄国诞生。这种酒的标准配方由化学家门捷列夫所研制。[9]面对漫长的刑期，高度数的伏特加酒的确每每给囚犯们带来了感官的自由，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某种幻想。

事实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人这样对酒有着强烈的嗜好。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们的笔下，经常描写到因酗酒而倒卧街头的醉汉;中国民间传闻的二战时期苏联红军特点的“右手波波沙，左手伏特加”绝非仅仅一句戏言——波波沙作为半自动枪械，具有装弹量大、稳定性高的特点，确保了苏德战场上苏军胜利的军事基础;而伏特加的确一度被斯大林批准配给至一线作战部队，被认为是苏军战斗的精神动力;酗酒行为在俄罗斯男性中普遍存在，直至今日，去俄罗斯旅游的游客也可遇到有人醉卧街头的情景。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8年发布的报告，在WHO全球六个大区成员国中，欧洲区15岁以上人群年均酒类消费量为9.8升，高居世界各大区榜首;而WHO欧洲区53个成员国中，俄罗斯15岁以上人群年均酒类消费量为11.7升，在欧洲区排名第14。[10]而这个排名，已经是由于俄罗斯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禁酒之后的结果（之前在全球酒精消费量一度排名前4）。

除此之外，相比其他国家，俄罗斯社会上普通民众对罪犯的宽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予了囚犯一定的精神力量。作品中不只一次地提到：俄罗斯社会上普通民众对犯罪的看法是“不幸”（而非“可恶”），把罪犯视为“不幸的人”（而非“可恶的人”），这种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的宽容态度，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也许反倒能够更加唤起罪犯的忏悔意识。称呼和善待“不幸的人”本身就是仁慈和仁爱的表现，是一种高尚情操。而把罪犯称为“不幸的人”实则是一种共同承担罪责的人道主义精神。[11]而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态度，无疑给囚犯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带来了一束温暖的微光。

不同于斯蒂芬·埃德温·金所著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充满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以自我拯救方式展现的《肖申克的救赎》，《死屋手记》反映的是俄式小人物对不公命运的认同而非对抗、乃至引导读者从精神上对整个人类社会救赎方式的反思过程。前者叙述了在不公正司法制度下蒙冤者身体上的越狱;后者叙述了在不公正司法制度下不幸者精神上的越狱（《死屋手记》第二卷后半部分即使描述了库利科夫和阿—夫两人身体上的逃亡，但两人最后的结局却是被抓回监狱，甚至受到了其他狱友的贬损——作者设计的这个结局似乎在向读者暗示：在当时的俄罗斯社会，接受表面不公的司法安排也许才是最好的安排;身体上的越狱注定失败，精神上的越狱才是正解）。正如茨威格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作为一个人，他受到的苦难愈多，就愈加愉快地认识到人世苦难的意义和必然性——使得他在任何敌意中都感觉到充实，感觉到一切苦难都是幸福……一切诅咒都会变成祝福，一切贬低都会变成提高”。[12]这句话可以说一方面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对苦难和幸福的态度，另一方面恰好代表了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广大俄罗斯人民对苦难和幸福的态度。姑且莫论两部作品的趣味性与观赏性，也不去分析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政治观点的倾向性，从作者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思考的广度、深度而言，后者无疑更能提现出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再与同样出身于上流社会、但遭受牢狱之灾的王尔德相比，英国的王尔德被苦役生活所击倒，出狱后不但作品寥寥、更仇恨起自己的祖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谓遭受灾难后涅槃重生，不但著作甚丰，且仍深爱着曾迫害他的祖国，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植根于俄罗斯普罗大众的精神支柱。总之，《死屋手记》不但揭示了农奴制晚期俄罗斯社会中广大人民待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更引发了读者对自我救赎的人生意义的无限反思。

参考文献

[1]尚显成.再论《死屋手记》对人性的解剖——陀思妥耶夫斯基系列研究之二[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5）：114-116.

[2][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原译，陈逸重译.死屋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3]房燕.从《死屋手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意识[J].青年文学家.2014（24）：80.

[4][日]小林秀雄著，常扬辉译.《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监狱生活的写照[J].文化译丛.1990（1）：10-11.

[5] [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娄自良译.死屋手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6]劳灵珊.俄罗斯东正教历史根源探析[J].西部学刊.2020（05）：149-151.

[7]杨申，俄罗斯什么戏剧最火？俄国观众的观剧选择与习惯[J].中国戏剧，2015，（09）：71-73.

[8]查明哲.在俄罗斯感悟戏剧[J].书摘，2007，（10）：62-63.

[9]王晓婷.俄罗斯酒文化初探[J] .北方文学（下旬刊）.2014（8）：186.

[10]WHO.Global status report on alcohol and health 2018[R]，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8，pp43，345-346.

[11]万海松.《死屋手记》中“不幸的人”与东正教认同感[J].外国文学研究. 2018，40（02）： 31-42

[12][奥]斯蒂芬·茨威格著，申文林译.三大师传[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注 释

i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反封建农奴制的团体。

ii沙皇俄国时期，大部分俄罗斯人在婴儿刚出生一周内带到距离家里最近的东正教会去受洗，让神父选择当天出生的圣徒或使者的名字来定帮孩子取一个名字，因此“命名日”既是孩子的生日，也是某圣徒或使者的生日。

iii居住在高加索南部的少数民族，大多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

（作者单位：广州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