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流动视角下的农村新“读书无用论”：现实表征、发生逻辑与治理策略

陈奕涛

关键词：新读书无用论;阶层流动;乡村教育;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0;D6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5 — 0055 — 06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乡村建设的总要求，指明了乡村建设的战略方向。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1]。2021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提出，要通过“培养高素质农民”来推进“农业现代化”[2]。也正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的指引下，农村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快速发展，乡风文明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当前，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新的百年征程上，乡村振兴及其所内含的教育振兴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3]。然而，一些农村的新“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存在，却影响着新时期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实现与发展。所谓农村新“读书无用论”，是指农民基于自身状况，在教育成本升高、毕业生就业难、教育投入得不到相应的经济回报的社会大背景下，认为教育的效用下降甚至无用的观念。尽管目前这种新“读书无用论”没有大规模传播，但如果任其蔓延，长远的影响将会很大。由于轻视学业，农民可能缺乏动力投资子女教育，极易造成阶层流动的困难以及贫困的代际传递，并且也会对我国的乡村振兴与教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对于农村社会这一观念的研究，必然有着深刻的意义。作为这一观念的回应，诸多学者剖析了新“读书无用论”的形成原因，总结起来主要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难、教育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读书贵”[4]、“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就业机会的不均等”[5]等原因，随之提出了解决对策，诸如“促进教育公平、提升个人文明意识”[6]、“推动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改变城乡教育二元体制”[7]、“促进就业公平，增加农民子弟发展机会”等[8]。可以说，先前学界的研究多是从社会转型带来的“失范”进行剖析，聚焦于宏观层面的阐释与应对，对于破解这一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笔者认为，现有研究较少进行微观层面的探讨，未聚焦于这一观念产生的主体—农民阶层。因此，本文力求从农民个体与农民阶层出发，对这一现象做出新的思考与解读，探讨形成该观念的阶层和经济结构因素，为重新审视并化解农村新“读书无用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策略。

一、新“读书无用论”的现实表征：经济发展语境中特定群体的知识观及其现实行动

新“读书无用论”这一观念及相应的现实行动是基于农村特定的社会阶层而产生的，其表征为农村特定群体的认识观、知识观以及现实行动。具体来看，新“读书无用论”一观念在农村的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农村父母家庭教育的消极观念、农民子女厌学倾向以及部分农村父母和孩子对于继续读书孩子的不解与质疑。

（一）父母家庭教育的消极观念：“孩子成绩不好，不如不读”

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家庭的父母是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农村父母则是顺应子女的自然发展，这从本质上反映的是他们对于子女教育的消极观念。这一点可以集中表现为其将子女的教育责任盲目推给学校和教师，并且当孩子成绩不理想时，便轻易认为，“孩子不是读书的料”，“读的不好，就下学打工”①。

这些观念的形成与农村家庭经济條件相对落后以及农村家长文化素质整体不高有关系。通过调研发现，一方面农村家长为生计奔波，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挣钱养家上，导致对于孩子学习缺乏关注。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孩子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而对于孩子的学习或者心理方面则很少关注。另一方面，很多家长认为自身的文化水平低，教育理念也比较落后，怕自己会教“坏”孩子。同时，一种“宿命论”的观念似乎也在隐约的起着某些作用。正是这几种因素，使得部分农村家长在子女教育上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当孩子成绩不理想，便认为“成绩不好，便没有继续读书”的必要。可以说，部分农村家长存在的这种观念，是对孩子成长不负责任的表现，并且也对其子女的观念产生着影响。

（二）农民子女存在的厌学倾向：“不是读书的‘料、读不下去”

笔者通过对胶东地区A镇不同村庄的100位农村学生（已经毕业和尚未毕业）的问卷调查发现，有接近30%的被访者在中小学时期存在着厌学倾向，其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读不下去”。②同时，通过进一步的访谈了解到，在这部分人看来“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成绩也不好。所以，再读书也就没什么用了，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不如早一点选择另外的路”③。可以看到，这种厌学倾向及其背后的想法，与部分农村父母的观念不谋而合，反映了新“读书无用论”于农村社会的存在。

一方面，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这种“不是读书的料”的观念，似乎内在的暗含着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很多学生认为，“不是读书的料”是很正常的情况，毕竟是农村家庭，父母也是这样的文化水平。这一想法就相应地导致其在行动上放弃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当由于贪玩或其他个别因素造成学习成绩不理想时，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思维与想法，并轻易地认为自己不适合读书，读书于自己而言无用。另一方面，这种厌学倾向所反映出的“读书无用”观念，与教育者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联。在一般情况下，家长会严格要求其子女认真读完小学，并且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也比较听话;但是从初中开始，大多数家长并没有对孩子的学习过多重视，再加上青春期叛逆以及手机网络的普及，初二开始就有相当一部分学习较差的学生开始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有此学生开始辍学。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有很多处于初中阶段的农村学生，由于贪玩导致成绩相对较差，这使得他们在学校有时会被老师忽视，在家中则被父母认为没出息。而初中时期正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关键阶段，他们往往是通过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而片面了解自己的个人价值。因此，上述情况中，他们不仅缺少来自于家庭和学校的引导与帮助，而且缺乏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想要逃离，不想再被学校、父母所管制，以此来寻求新的心理安慰和情感慰藉。

（三）对继续读书孩子的不解与质疑：“读那么多书干啥”

上文中的两种现象分别存在于农村父母与学生之中，而本部分所指“对于继续读书孩子的不解和质疑”则在农村父母和子女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笔者在对陆先生和陈先生的（二者均为初中学历）访谈中了解到，他们都认为读大学或者研究生不仅浪费时间还不赚钱并且拖累父母承担“高昂”学费，并且认为那些所谓的研究生，等到接近三十岁时还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④。同时，笔者在跟王阿姨聊起读书的问题的时候，王阿姨说道：“原来都说上大学了就能赚钱，就能出人头地，但是你看看X家的闺女，说是读完了大学，但是考教师编考了两年也没考上，他爸爸为了给她找工作，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思。你说这读了这么多年学，花了那么多钱，还找不到好工作，多愁人。”①此外，就笔者的个人经历而言，初中同学聚会时，初中辍学打工或者是中专毕业已就业的同学，常会表达出诸如“不明白你们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女孩子读的好不如嫁的好”等言语。包括一些农村的家长也会有“你们读那么多书干啥”的言语表达。可以看到，这类言语表达的背后反映的是部分农民更加关注当前的利益，对读书与教育呈现出“单向度”理解，而不能从长远来看待受教育的意义。

因此，新“读书无用论”观念与当今的知识社会与文明社会是不相容的。虽然这一情况只是小范围存在，但是倘若任其持续发展，将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农民的思想与发展。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农村社会存在的这一观念，在剖析其发生逻辑的基础上，更好地破解新“读书无用论”。

二、新“读书无用论”的发生逻辑：乡村阶层的分化与特定群体的知识观

新“读书无用论”的存在，必然有其现实根源与发生逻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9]。因而，对于新“读书无用论”的解蔽需要回归到乡村经济结构与乡村阶层的框架中，探讨特定经济身份下的意识，剖析该观念发生的逻辑，从而才能够更加有力地破解新“读书无用论”。

（一）经济发展中乡村阶层的分化

社会阶层是基于经济地位（财富和收入）、政治地位（权力）、社会地位（声望）三个基本尺度而划分的社会群体[10]。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11]。因此，阶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且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其内部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

当前，随着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分化与固化”[12]。传统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封闭性和低流动性，然而当前随着制度变革、市场转型以及城乡融合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全要素流动社会，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流动。与此同时，这种流动必然使得原来的相对统一的农民阶层内部发生分化。以笔者调研所在的胶东地区A镇为例，该镇近些年来经济得到稳步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融合度不断加深，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乡土社会的流动与农民阶层内部的分化。可以看到，由于农民在市场上获得的机会不同，当前该地区农民按经济状况主要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农村的富裕阶层，这一阶层构成较为复杂，一部分人由于抓住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机会，成为包工头或通过开店成为老板而发家致富，还有一部分人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总的来看，这一阶层的人有一定的眼光与能力，他们经过多年打拼，基本事业有成，大部分在城市中拥有住房，并且努力为其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尽全力提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第二阶层是中产阶层，他们占据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这其中包括农业劳动者——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第一产业的劳动所得;农民工——其收入来源于打工所得;半工半农者——其收入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这一阶层收入不多，但几乎都能够维持日常开支，并有一定结余。第三阶层是农村的贫弱阶层，指劳动能力较弱，收入较少的农民。总体而言，该地区农民中的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占据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同时，就代际流动来看，该地区三代一直为农民阶层、收入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家庭占到半数以上，家庭三代中有两代或一代从事非农业工作的，转变农民身份的家庭占三分之一②。本地区阶层流动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读书获取足够的人力资本，或者通过当兵来实现身份的转变。

（二）经济基础决定下特定阶层的知识观：新“读书无用论”的出现

笔者在对读书无用性的认同度调研中发现，贫困阶层认同度最高，为60%，其次为中产阶层，为30%。③可以看到，相比于农村中的富裕阶层，由于思想、能力等局限，中下层农民更容易认同“读书无用论”。对此，笔者认为，这是由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

漫长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原本是农村中下层生存与生活的经济基础。同时，当时代变迁，土地不再能满足农民物质需要时，他们选择在拥有现有土地的基础上，找寻另一种生存与发展的方向，即依附于工业化的发展。因此，简单的农业再生产以及作为廉价劳动力、对于工业再生产的参与，成为大部分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笔者在对村民的访谈中了解到，对于那些到工厂打工的农民而言，由于其知识水平与能力相对较低，大多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并且大多为临时工，工资低、工作环境差;而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言，尽管农业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农业收入依旧较低，并且受天气因素的制约严重。①因此，这使得其经济身份与经济地位具有依附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内化为个体的倾向系统，即经济基础通过个人的实践和实践所获得的社会化经验内化为个人的倾向[14]，影响着农民的观念和思想。部分农民便形成了保守的行为模式与观念取向，他们具有依附性、缺乏个体主观能动性，不敢尝试新东西，而且对于读书与教育呈现出“单向度”与“短视化”的理解。当这一观念取向面临“教育成本升高、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竞争激烈”的社会背景时，便衍生出“读书无用，不如不读”的观念。具体而言，由于他们多年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且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与经济身份导向下，他们很少能从身边感知到知识所带给每一个个体和家庭乃至整個国家的真正意义。同时，由于收入的有限性以及思想的局限，导致他们不愿冒险，在接受教育时会对成本和收益进行仔细的考量，当看到接受教育后产生的净收益低于其他选择，便会倾向于不接受教育[15]。因此，在这部分人看来，在当今社会背景下，读完义务教育阶段就算是满足他们的基本期望了，如果成绩优异可以继续读好的高中和大学，而读硕士和博士就没有必要了;如果成绩不好，只是浪费时间与金钱，没有打工挣钱贴补家用实际。

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地区存在的一种消极对待教育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即新“读书无用论”。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后辈农民子女更容易表现出不理想的学习成绩和不良的学习习惯。当底层家庭在起初付出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时，得来的却是让他们失望的学习成绩，这又反过来更加坚定了其“读书无用”的话语表达和行为选择。由此，“读书无用论”不断在底层农村社会生产、蔓延，成为底层农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状态，而且越是底层的农村家庭对于“读书无用”或“知识无力”越认同。然而，对于那些渴望接受教育的农民子弟而言，残酷的现实以及新“读书无用论”所带来的社会风气，正时刻动摇着他们学习的毅力与决心，从而影响着其学习生涯与一生的命运。

三、新“读书无用论”的政府治理策略：以实施乡村教育行动为着力点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教育，教育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千秋伟业，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新“读书无用论”观念是基于特定的经济基础而产生的，但是，社会结构并非绝对性作用于个体的认知与心理，个体选择与主观意志也发挥着能动性作用。因此，政府治理要以实施乡村教育行动为着力点，从树立正确知识观、教育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入手来逐步化解这一观念，消除其影响。

（一）推动农民经济地位的自我反思：知识之于人的价值的乡村普及

要化解农村的新“读书无用论”，首先要让农民认识到知识的多维度价值。一方面，知识能够使个体获得内在的更高的生命价值。生命的意义在于运动与发展，为了避免生命停滞不前，我们就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这样生命体才有价值，精神世界才会更加丰盈，这一点是无法以外在的财富和地位来衡量的。同时，当今时代已然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本。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没有知识，农民子弟将会更加被排除在外。无疑，接受教育是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所以，无论从实现更高的生命价值层面而言，还是从生存的实际角度来看，知识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要在乡村中进行知识价值的普及，推动农民阶层进行自我反思，让他们明白，只有读书和知识才能使他们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

具体而言，可以从文化宣传、价值引导等方面着手推动知识价值的普及。首先，要注重知识之于人的价值的宣传。县、乡（镇）政府要主动加强与行政村的联系和对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例如，可以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名言警句制作成宣传标语贴在村中。同时，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应当充分挖掘新媒体传播速度快和传播层面广等优势，利用新媒体平台，包括抖音、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进行宣传。另外，也可以依托村广播站、文化宣传栏、乡村大舞台等载体。只有运用丰富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才能不断挤压“读书无用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转变观念。其次，应当注意树立和挖掘正面典型人物。可以看到，许多“高考名村”都将二十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大学生当作“知识改变命运”的案例进行宣传，使后人争相效仿，才有了后来越来越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因此，乡镇或者具体到村，要学会挖掘这些正面典型人物，借用这种鲜活的案例向农民普及知识的价值。以走出去的博士生、硕士生为榜样激发村民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当农民从自身所处的环境中真切地感知到知识的价值时，他们才会真正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第三，镇政府也应当通过村委会了解农村学生的读书情况，及时向困难学生提供帮助，鼓励其继续读书，避免因为经济问题而辍学。

总之，知识价值的普及以及农民意识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各种社会情境因素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稳固树立农民正确的知识观和教育观。

（二）建立不同阶层的社会交往机制：不同代际思维意识的开拓与知识之价值的重塑

农民日常生活所接触的大都是同一层次的人，他们由于个人能力等因素，缺乏机会与更高层次的人接触，因而也就很难看到知识的价值在这些人身上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于该观念的化解，可以从阶层这一角度考量，建立不同阶层的社会交往机制，促进底层农民思维意识的开拓，让农民真切地感知到知识的意义和作用。

不同阶层社会交往机制的建立，有赖于政府发挥核心作用。首先，对于农村中的青少年而言，可以定期带领他们到大学参观学习，让他们与大学生交流，从而使之产生对大学、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其次，对于表现突出的农村青壮年来说，政府可以向他们提供补贴，鼓励他们多走出去看看，不要把眼光仅仅局限于某一区域。第三，政府要搭建平台，助力乡贤返乡，发挥乡贤作用。乡镇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鼓励退休，离职的各界精英返乡，为乡贤反补家乡做好对接工作。这里的乡贤是指那些已经退休返乡的政府官员和模范人物、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愿意为家乡发展做贡献的先进分子，他们在村内有着较强的声望和感召力，通过加强农民与他们的交流，可以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改变错误的思想观念。第四，政府出面邀请其他有知识有能力的成功人士到乡村中感受田园风光，并借此机会促进农民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交往。第六，通过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提高农民努力学习新技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以此来提升农民获取资源的能力。社会交往是相互的过程，只有当交往双方能为对方提供一定资源抑或有一定价值时，交往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因此，政府在创造条件的同时，应当推动农民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这样才能建立长效的不同阶层社会的交往机制。另外，这种不同的阶层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该乡村走出去、已经实现阶层的向上跨域与身份转变的人。通过与他们建立有效的交往机制，能够有效推动农民思维意识的开拓，并重塑其对于知识价值的认知。

（三）乡村知识场域的建构：塑造乡村自治中的學习型社区

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16]，其中“乡风文明”是文化层面的要求。新“读书无用论”的存在及其蔓延反映出特定经济结构下的农民文化素养亟待提升。因此，在农村中建设学习型乡村，塑造乡村知识场域，提升农民素养，是消除农村新“读书无用论”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治理的内生价值。

具体来看，可以从资金保障、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文化活动的开展三个角度来考量。首先，要加强资金保障，合理规划文化基础设施布局。政府应当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完善农村文化阵地。要依靠村内党组织活动室等公共设施建设乡村文化书屋、图书阅览室等，以供村民们或者是学生们一起学习、交流。其二，要建设一支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过硬的乡村文化干部队伍，这是建构农村知识场域的人力基础，他们对于乡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管理和引导作用。同时也应当分批次对他们进行培训，提升其专业技能，全面提高乡村公共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为乡村知识场域建设提供有利的人才支撑。第三，要积极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一方面，可以广泛开展乡村文化节、乡村文体赛等群众文化活动，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与创造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开展不同主题的知识宣讲与文化教育活动，吸收寒暑假返乡大学生参与宣讲服务队，以集中宣讲、入户宣讲、一对一宣讲的形式，用生动活泼的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把科学文化知识转化为农民群众自身的需求，使之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乡村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外在智力引入：借力专家学者塑造学生的正确知识观

基础教育阶段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时期。在这一关键阶段，面对新“读书无用论”的蔓延，更需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知识观，从而抵制错误的观念。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作用，当前乡村的教育水平与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对此，应当注重在乡村基础教育体系中外在智力——優秀教师——的引入，努力扩大乡村教育优质资源，在原有的乡村教师基础上，用优秀教师的专业素养与知识塑造学生正确的知识观。具体来看，首先，应当建立专家引领小组，团队成员既包括校内老师，也包括校外专家，本土老师熟悉本地学生的具体情况，可以使教学更具针对性，而专家学者有着更高的专业素养，两者互相补充，在学生的知识观教育上实行“双师制”。第二，考虑到乡村学校的地域条件和资源限制，优秀教师引入方面可以采取“直接引入”和“间接引入”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乡村学校可以优秀教师学者来校讲座，在面对面交流中树立学生正确的知识观;另一方面，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乡镇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通过在线教育来间接引入优秀教师。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学校教师也应当向专家学者认真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素养，这样才能更好地教好学生。优秀教师的引入，会使得乡村基础教育体系更好发挥育人功能，对于农民子弟正确知识观的树立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01）.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3]刘复兴，曹宇新.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教育振兴：经验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建议[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9（01）：41-49.

[4]杨卫安.“读书无用论”何以会产生？——晚清以来出现的四次“读书无用论”评述[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20（04）：45-49.

[5]王文龙，赵妍.农村读书无用论：非理性的理性[J].继续教育研究，2011（12）：42-46.

[6]陈宇飞.“读书无用论”的公众诉求与解决之道[J].人民论坛，2019（20）：130-131.

[7]邓飞.新读书无用论的形成机制及其应对策略[J].教育评论，2017（08）：12-17.

[8]王文龙，赵妍.农村读书无用论：非理性的理性[J].继续教育研究，2011（12）：42-46.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4.

[10]Weber，M.（1994）.Class，Status，Party.In

Grusky，D. B.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West view Press Inc.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0、401、386.

[12]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2.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14]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5（03）：92-108+190.

[15]杨卫安.“读书无用论”何以会产生？——晚清以来出现的四次“读书无用论”评述[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20（04）：45-49.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理论学习，2017（12）：4-25.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