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徐政，郑霖豪

摘要：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既是中华民族长期追寻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实现物质层面的富足，更包含了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环境宜居等多个层次的内涵。高质量发展是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是新时期发展的方向和重要课题。经济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以此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实现经济富裕。其中，坚持科技创新的首要地位、目标与结果和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以及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道路鲜明的时代特征。基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从理论逻辑、时代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角度讨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共同富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在时间脉络上相互衔接，同时也具备实践意义上的可行性。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拥有着时代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群众基础、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是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时代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财政压力、数字技术发展不平等、新旧动能转换造成短期经济承压、新冠疫情加剧不确定性五大挑战。最后，提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顺应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加科学的现代化手段;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金融发展质量，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可以认为，本研究结论对理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间的内在逻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收入分配;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4-0039-1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战略是面向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发展形势变化制定的重要发展战略，统筹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中国在取得经济增长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成为顺应社会矛盾转变新形势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际性进展”的阶段性目标。我国“十四五”规划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需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题，这是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局面作出的重要部署。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鉴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对于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界研究进展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当前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和实现路径。比如：刘志彪和凌永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民经济结构性失衡，而解决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通过发挥结构转换中的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作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何立峰认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把握评价维度的系统性、目标和思路的动态性以及实现过程的长期性[2];张军扩、侯永志等人从制度发展和转变角度剖析现实状况和矛盾症结，他们强调从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角度推动高质量发展[3];徐政等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问题，高速发展阶段扩大了贫富差距，高质量发展应该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共享性，重点富裕向共同富裕转化[4];陈四清认为，金融要发挥实体经济的血脉功能，以金融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5];李彦宏认为，智能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要顺应数字化转型，以智能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6];杨耀武、张平认为，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7]。

对于“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诠释、共同富裕程度的评价和测度、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等。比如：从政治逻辑视角出发，郁建兴、任杰認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是中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几个关键因素，而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可持续关乎共同富裕的稳定[8];李军鹏认为，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是生活丰裕、生态优美、社会和谐、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富裕[9];杨宜勇、王明姬认为，共同富裕可以拆分为“共同”和“富裕”两个层面，由“富裕差异性”和“富裕共享性”来衡量“共同”，而“富裕”又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足”和“生活环境宜居”[10];刘培林、钱滔等人从共同富裕的测度和评价角度认为，必须同时对总体富裕程度、发展成果共享状况、共同富裕实现过程和实现程度等诸多方面进行度量，要引导缩小差距但不能搞平均主义[11]。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也是学界讨论的另一个重点。蒋永穆、谢强提出，要从稳定脱贫、多渠道就业、高质量教育、平等分配、健康中国几个角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12];魏后凯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显著缩小城乡差距[13];吴卫星提出，要通过推动金融改革和创新来助力共同富裕实现[14]。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目标，目前学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成果不多，而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阐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内涵，讨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探索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二、共同富裕思想的起源与内涵解析

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好追求和宏伟愿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从原始社会步入封建社会的转型变革阶段，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尖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状况也反映在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15]，墨子追求的“兼爱交利” [16]，管子建言的“以天下物利天下人” [17]，都体现了天下人对于“平等地分配物质财富”的渴求，这既是先哲们的思想光辉，也是社会意识和人民精神诉求的集中反映。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的精神诉求不断延续和发展，阶级矛盾的缓和和加剧随着一次次封建王朝的更迭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思想也在曲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虽然这种共同富裕思想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在概念上还存在一定差异，仍然属于较为朴素的共同富裕理想，但仍然像其他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样，深深地印刻在了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中，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基础。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的系统科学提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科学社会主义者们在吸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劳动，消除剥削现象，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各式各样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包括先哲们朴素的共同富裕理想，以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共同富裕的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批判继承18]，使共同富裕的概念走向了科学化和体系化，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富裕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因素，这也是共同富裕为什么只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原因。

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跟随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到了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发展。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富强是分不开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强，是共同的强” [19]。计划体制的经济僵局让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成为讨论的焦点。改革开放后，面对党内外的质疑之声和对于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争论，邓小平同志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0]，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后富”这一实现路径。改革开放的进行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分配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问题。对于“发展成果如何分配”这一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思想[21]，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意。对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共同富裕的关系，胡锦涛同志提出要“依法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2]。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核心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的基本矛盾，阐述了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的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解迈向了新的高度。共同富裕就是要处理好“增加经济总量”和“重视分配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23];“实现共同富裕应当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这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内涵的深刻理解[23]”。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共同富裕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而全面脱贫的如期实现是共同富裕征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当然，消灭了绝对贫困仍然与实现共同富裕相距甚远，目前我国人均GDP还处于相对低位，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这些都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愿景仍然存在着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

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时代特征

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形势变化作出的重要判断。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1978—2017年的40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速达到9.5%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标准，GDP平均增速以1978—2017 年的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平均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原始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2018年8月31日。。2020年，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亿元，其中人均GDP为72 447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但高增长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产业结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部分产业存在重复投资、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情况，这也是黨中央提出“去低端产能”的政策指向;产业经济附加值较低，科技成果转化不够充分，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升，在关键技术领域掌握度较低，存在被“卡脖子”风险;单位经济总量能耗高、污染高，造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特定选择，也是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时代要求。

（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变革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结合，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并不意味着否认经济增速的重要性，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前提，扩大经济基本盘的量仍然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要议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注意经济结构转变、新旧动能转换、高新产业赋能、新经济增长方式培育等重要方面。高质量发展更重要和更具有开创性的要求在于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24]，而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经济发展固然是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环节，但是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工作，导致文化贫瘠、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尖锐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同样也是不可取的。高质量发展理论赋予了经济发展之外其他领域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权重，旨在促进全面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根植于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社会土壤，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高质量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科技创新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驱动因素

科技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自古典经济学伊始，就得到各个时期、各个学派的重视。亚当·斯密通过社会分工说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以其建立的用以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索洛模型”而享誉世界，索洛通过在生产模型中引入技术变量，来说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内生技术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新时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产品日新月异，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科技创新的作用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创新颠覆传统的发展模式，克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存在的痼疾，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方式，拉动低碳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均衡发展。此外，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技术手段，缩小区域差距，助力社会公平。

2.坚持过程与目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的实现和现代化国家的建成这一结果固然重要，发展的过程也不容忽视。同样，发展数量和质量也不是二选其一，而是缺一不可。应当运用辩证的思维看待发展的过程和目的，兼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五位一体建设，通过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目标设定上，通过建立更多层次、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更好地评判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通过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提升我国的政治治理能力，推动我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都要坚持以“质量优先，兼顾数量”为原则，既要重视数量的积累，又要重视质量的提升。

3.坚持发展成果的普惠性。

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一目标。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以及改革面临的各种阻力，这一目标距离完成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贯彻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是新时期高质量发展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在实现全面脱贫的时代新起点上，需要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弥补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目前仍然存在的发展短板。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出现变化，需要我们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各种差距进一步缩小，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现代化的坦途，实现共享发展、充分发展和协同发展。

四、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摆在新时代共产党人面前的两个重要命题。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并不是两个毫无联系的理论概念，而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通过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具有理论逻辑、时代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一致性。

高质量发展是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经济环节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政治环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人民政治权利的完善，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治理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文化环节的高质量发展可以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促进文化的繁榮，让人民群众在繁荣的文化中丰富精神世界和陶冶情操。社会环节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营造“绿水青山”的美丽家园。对共同富裕的把握不应只是从经济视角，而应该全方位把握。具体而言，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应当包含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环境宜居，这些都是共同富裕中“富裕”一词的应有之意。从理论逻辑上看，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见图1）。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美好愿景，需要落实到五个领域的具体工作中。在朝着共同富裕奋进的伟大征程中，需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和前进动力，把为人民谋福祉作为工作的主要着力点。需要认识到，共同富裕无法脱离高质量发展而独立实现，牺牲社会或者环境的发展利益来实现经济增长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同样，如果无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发展也难以称得上是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在新时期拥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和环境宜居五个层面的意义，其中经济富裕是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富裕的两个重要层面是居民财富的提升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这是存量和流量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分配制度安排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通过建设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统一的收入配置体系，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是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更多地倾向于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相对公平使得初次分配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能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而逐渐缩小;二次分配的主导力量是政府，经济主体不必直接通过劳动而可依法获得的收入，把功能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保系统进行重新分配，形成了二次收入分配;第三次分配助推分配正义的充分实现，促进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三次分配追求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提升贫困人民生活、医疗以及教育的水平。其中，初次分配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在影响收入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居民财富水平的均衡化。三种分配方式协调统一，是促进社会分配公平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完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统一”的收入分配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附加值增加，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提升劳动报酬。目前，在国家分工链条的末端仍然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较低，劳动者付出辛勤劳动却只能获得较低的劳动收入。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有助于提升“劳有所得”的所得水平。二次分配的主导权在政府，政府推动二次分配的主要力量是税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政府在减税降费、减轻低收入者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又能确保税收任务的足额完成，为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促进社会公平的二次分配行为提供物质保障。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下物质财富的充盈和社会风气的积极向上，有助于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气，高收入者把扶贫济弱作为承担社会责任、弘扬道义担当的自觉行动。当前，相较发达国家，我国三次分配的社会风气尚未广泛形成，三次分配的制度保障和道德激励仍然有所欠缺，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认为：（1）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具有时代逻辑上的一致性。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2020年，“十四五”规划将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2021年、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分别设定了6%和55%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于高速增长目标而言，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表明了中国政府把政策重心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了经济高质量增长。2020年，我国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是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从全面脱贫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到2035年，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中国拥有广袤的农村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程度很大程度决定着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制定和实施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从实现全面小康后到2035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显著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显著缩小城乡差距和居民的收入差距。到205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以上是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时间脉络。高质量发展的逐步深化和共同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具有时代逻辑的一致性，统一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2）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可行性。2021年6月，浙江省通过了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这是共同富裕落地地方的一次先行先试。实施方案提出了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心，通过创新带动发展，通过创业造富人民。在推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发挥浙江地区民营经济强大的独特优势，用民营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实施创新首位战略，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产业集群驱动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筑牢根基。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方案表明，高质量发展有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大动能，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可行性。

五、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机遇、挑战及实现路径

在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拥有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的时代机遇，也面临着由于改革存在的痼疾或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一）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机遇

1.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夙愿和美好追求。历代共产党人不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而努力奋进，并不断提升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和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精准扶贫、高质量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参与到扶贫攻坚战中，献策献力，为实现全面脱贫做出巨大的贡献。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得以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此外，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补足短板，在关键领域实现高效率发展。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政府集中各方力量，通过发展生产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等措施，减少贫困人口，促进经济发展，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补足短板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也将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

2.民心向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使命，信守执政承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迈向共同富裕，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近年来，为实现社会公平，党和国家加大了反垄断力度，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更加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推动社会保障的均等化;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防范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和潜在的经济风险;推动税制的动态调整，通过二次分配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并鼓励三次分配来促进社会公平。这些推动社会公平的举措，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目前为止也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政策效果。改革逐步走向深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路途也不会一帆风顺。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上，人民的立场和观点是高度统一的。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于推动共同富裕工作的积极性，保障人民群众对相关国家政策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高质量发展中自身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才能更好地夯实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群众基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坐标和时代方位。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迎来了全面脱贫战的胜利，实现了全面小康这一伟大工程。国家机构改革不断深化，现代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同时，又要向下一个目标砥砺奋进，开启建设社會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我们既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目标，也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宏伟梦想。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起点，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机遇。

（二）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挑战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的基本国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发展问题。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是长期困扰我国的发展问题。同时，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短期内国内经济容易产生波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经济发展存在的固有问题以及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1.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发现，2018年区域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不均等的贡献程度为1.82%;2020年，我国城乡收入倍差为2.56倍。其差距虽然较之前有所降低，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收敛性不足，发展质量有待提高。魏后凯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存在总体人均收入的绝对收敛，但存在条件收敛或区域收敛，其中关键性因素有工业化程度、市场开放程度、技术引进力度等[25]。发展的收敛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过去几十年区域经济发展不充分，发展质量较低。可以认为，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面临的重大挑战。

2.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财政压力可能迟滞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人口红利支撑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红利体现在较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和高投资，为承接其他国家产业转移提供大量的产业工人，且充足的产业工人可以保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支柱，在推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实现全面脱贫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人口老龄化成为困扰国家发展的一大问题。根据中国发展基金会测算，2020年中国约有13%的人口年纪在65岁以上。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政府财政需要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养老保险、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中，造成财政资源的紧张。显然，用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资金将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和限制。

3.数字技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差距

数字技术可以优化服务体验，帮助人们更好地改善生活。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都能很好地提升社会总福利。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会带来数字鸿沟，使贫富差距拉大，从而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会造成垄断现象以及其他形式的市场滥用，过度的数据提取和隐私侵蚀以及网络攻击风险，让人们的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在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新的歧视。在技术更迭加快的时候，中老年人可能跟不上前进的步伐，用到数字场景时可能会增加生活负担;而面临虚假信息的轰炸，也可能使人们盲目相信数字网络，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层面带来损失。数字经济固然有其优点，但放任其不当发展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

4.新旧动能转换造成短期经济承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较高的环境成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发展和环境问题，这是不可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新常态的转变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而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实现动能转换意味着需要“腾笼换鸟”。客观形势转变要求主观思维也必须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内部需求仍有待提升。随着内外部形势的变化，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衰竭，亟待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去除过剩、落后产能后，产业升级的任务可能还刚刚起步，对整个国民经济拉动作用达不到计划中设想的效果，这一出一入短期内造成经济缓慢增长甚至是经济衰退的压力。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在淘汰传统产业后又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而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与迈入发达国家的机遇失之交臂。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客观命题之下，如何在保证一定经济增速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任务。

5.新冠疫情使得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不确定性加剧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GDP增长率仅为2.3%，其中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第一季度，GDP出现了6.8%的缩减。在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住宿、餐饮、文旅、交通等传统服务业随即受到致命冲击，大量的经营者破产或者被迫改变职业。服务业在创造就业岗位、增强经济活力、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居民收入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持续近两年且距离结束仍遥遥无期的新冠疫情重创服务业的正常运转，而服务业中存在的大量小微经营者和个体户的破产和失业意味着这一创伤可能是不可逆的。而新冠疫情在其他国家的蔓延改变了原有的供应链格局，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可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经济摩擦的加剧。从国际环境上看，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在供应链上的优势地位被重新洗牌的潜在风险。

（三）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1.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新旧动能转化面临的短期经济承压要求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一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在当前阶段，仍需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和不断丰富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夯实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根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分配制度。将按劳分配结合按生产要素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与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

经济活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政治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济资源通过这四个环节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主体间循环流动。按地理边界划分，经济循环又可以分为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通过出口初级工业制成品获得贸易收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增长。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由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继续采取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乏力，所以往往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外结合，以内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发展，将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销并进、供需平衡和效率提升，提升国内经济发展质量。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一万美元，把人均收入在中间收入组水平以上住户作为宽泛的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是扩大内需，实现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同时，实现高质量的国内经济循环，也将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2.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充分发挥财税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财税制度是上层建筑调控居民收入分配的关键环节。根据现实情况调整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原有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动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关键在于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安排。在就业方面，进一步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限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为减轻土地财政依赖，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同时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综合征收范围。此外，推动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改革，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当前土地财政存在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征收资产税可以缓和阶层固化，增强代际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对于尚未开征的房地产税和遗产税，可以考慮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改革。国外历史经验表明，通过征收遗产税和房地产税，可以提升富裕者进行捐赠的意愿，鼓励富裕者多进行慈善活动，通过第三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在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中，需要切实做好“提低、扩中、限高”。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完善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将资源向欠发达地区以及困难民众倾斜;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并给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限高”方面，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加快《反垄断法》修订，遏制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非法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将蛋糕切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3.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在全面实现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农村工作的基调转向乡村振兴这一重点。这既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我国目前有五十多万个村庄（社区），每个村庄在具有一般性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现实情况的特殊性。工作范围广，现实挑战大，乡村振兴的任务艰巨而繁重。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着力点，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兴，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经济附加值，扶持小规模生产农户，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农业的同时又不局限于农业，以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作为重要抓手，打造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和纵向一体化发展。在产业开发和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应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化转型，实现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开发利用相协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仅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有力支持，更需要市场、企业、金融在产业振兴中的投入，以及农村居民、知识人才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完善乡村振兴相应的保障制度，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4.顺应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轨迹，利用好数字化红利为人民提供更好服务，同时需要重视数字鸿沟的存在，尽力减小数字鸿沟。在政府方面，需要更好地规范数字技术的运用，在激发数字创新发展的活力时，还需要严格规范和保护个人隐私权，并加强数字场景应用的监管，完善数字技术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数据保护框架，尝试通过规定具体权限和对数据处理活动进行限制等，让人们的个人隐私信息得到合理保护。此外，还需要倡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甄别信息，不能盲目跟风大数据消费。对于中老年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多增加培训，提升用户的大数据体验，从而减小数字技术代沟。数字技术还可以被运用在减贫事业中，例如秘鲁社会保护计划利用数字化身份证，以保障公共资源发放到受助者手中;泰国、菲律宾借助手机与地球观测数据使预测的贫困水平更加精确，从而更加精准地改善贫困状况;中国贵州研发了让多个政府部门连接的大数据平台，更好地反映与贫困户教育、医疗以及就业相关的实时信息。因此，要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上科学合理地利用好数字技术，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将数字鸿沟转化为数字红利，促进共同富裕。

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战”以来，欧美国家动辄以科技封锁作为国际谈判的筹码，企图扼杀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仍然较为薄弱，仍然有多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尚未攻克。政府层面需要加大高端技术人才的培育力度，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可以通过引进国外人才、增加人才培养的经费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费支持，更好地为核心技术的发展增添动力。在企业层面，需要加大研发人员的奖励力度，并进一步完善技术人才的培养方案，让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熟。加强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同行业人才的定期交流，降低学习成本，提升技术研发的效率，更好地为促进共同富裕服务。

5.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金融发展质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关键。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础，重视质量，提高效益，紧紧抓住“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个“牛鼻子”，全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高质量的产业结构促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产业发展效率是资源利用程度及投入产出效果的直观反映，坚持产业结构优化的效率变革导向，需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企业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需要考虑到地区与城乡间不平衡发展的现实问题，通过产业转移形成地区间的比较优势。此外，还需要加大对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提升产业基础水平和产业链供应能力。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加强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加快动能转化，清除过剩产能，引导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把握“低碳绿色、高端智能”的产业发展方向，结合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用产业升级带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实现共同富裕。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需要重视金融业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金融是支持关键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力量。金融在促进科技创新、释放消费动能、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资金融通基础功能，增加信贷投放供给，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创新产品形式，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不断发展产业数字金融，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支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数字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力度，支持脱贫地区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增加脱贫地区人民的财富积累。此外，还要利用慈善信托、慈善基金等金融工具，以慈善公益项目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让金融为共同富裕助力。

参考文献：

[1]劉志彪，凌永辉.结构转换与高质量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20（10）： 50-60，281-282.

[2]何立峰.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8（4）：4-5，14.

[3]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J].管理世界， 2019（7）： 1-7.

[4]徐政，左晟吉，丁守海.碳达峰、碳中和赋能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经济学家，2021（11）：62-71.

[5]陈四清.以金融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1（19）： 46-50.

[6]李彦宏.智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J].中国中小企业， 2020（12）： 66-67.

[7]杨耀武，张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J].经济研究，2021（1）： 26-42.

[8]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政治学研究，2021（3）： 13-25，159-160.

[9]李军鹏.共同富裕：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J].改革，2021（10）： 12-21.

[10]杨宜勇，王明姬.共同富裕：演进历程、阶段目标与评价体系[J].江海学刊，2021（5）： 84-89.

[11]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8）： 117-129.

[12]蒋永穆，谢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1（4）： 15-24，2.

[13]魏后凯.实现共同富裕需显著缩小城乡差距[J].财贸经济，2021（8）： 9-12.

[14]吴卫星.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助力实现共同富裕[J].财贸经济，2021（8）： 16-19.

[15]论语[M].何明，译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95.

[16]墨子[M].张永祥，肖霞，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71.

[17]管子[M].李山，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97.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2.

[1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N].人民日报，1997-09-22（1） .

[2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23]中国新闻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EB/OL].（2021-08-17）. https：//www.chinanews.com. cn/gn/2021/08-17/9545682.shtml.

[24]丁守海，徐政，张普阳.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33-146.

[25]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J].中国工业经济，1997（3）： 31-37.

Internal logic and path choi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XU Zheng， ZHENG Linhao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 R.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a long history. It is not only the goal pursu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it is also the proper meaning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ee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was emphasized.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only the realization of material wealth， but also includes multiple levels of connotation， such as economic prosperity， political prosperity， spiritual prosperity， social stability，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mor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imed at meeting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promoting the five-in-one construction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the direction and important topic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t wi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otal economic volum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come level of residents， and achieving economic prosperity. Among them， adhering to the prima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goals and results，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the inclusiveness of development results ar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tter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internal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can be discuss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logic， era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Common prosperity must be based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result of successfu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re interconnected in terms of time， and are also practically feasi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has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imes， but also face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ss found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re opportunities of the era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empower common prosper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faced with five major challenges： regional disparity and income disparity， population aging and financial pressure， unequ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short-term economic pressure caus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and the heightened uncertainty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Finally， a practical path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empower common prosperity is put forward： improve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grasp the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improv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b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assis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conform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and modern means for common prosperity; promote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better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exploring the path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come distribu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責任编辑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