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性诗人离乱书写中的时代观念与自我关照

刘倚含

[摘要]受到晚清时局动荡的影响，一批女性诗人在战乱中流离，在相关话题的书写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观念。这一批关怀时局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性创作中记述闺阁闲情的刻板印象，但同样具备一定的自我关照的因素。其纪实性的诗歌亦糅合叙事、议论、抒情、描写等多种方式，体现了中国诗学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的结合，是晚清离乱书写文学图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晚清;女性;离乱书写;时代观念;自我关照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4-0125-05

一、明清女性创作的繁荣与离乱书写的传统

女性作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自汉魏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家。”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如孙康宜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拥有如中国明清时期那样多的女性作家的诗歌选集或别集。”然而，受到诸多要素的影响，女性诗人的创作也常常容易囿于闺阁和家庭，以记游、唱和、闺阁之怨和日常琐事为主。但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我们应该注意到，时局的动荡和一些特殊的社会事件的发生，往往和每个人的命运休戚与共，也就更易催生新题材、新思想的文学作品。

“离乱”并不是传统诗学批评中常见的概念，而是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建构起的考察维度，当代学者欧明俊对“离乱”曾做出定义：“离乱，又称乱离，是指人们因天灾人祸特别是战乱而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相对于安居乐业的常态生活而言，离乱是非常态生活。”这个界定点出了离乱书写的根本内核，但似乎又过于狭窄。我们会感觉到，在这个概念下，只有当动乱直接落到诗人身上并切实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在这种压力下写出的作品才可算是离乱书写。笔者认为这个概念的外延可以再稍加延展，即诗人对动荡时局的描摹和对与之相关的话题的讨论，都可算是离乱书写的范畴。

站在这个视角下，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离乱书写的传统渊源已久。既有对战乱带来的凄惨境况的直接描摹如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也有分析战局和未来如杜甫：“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还有既反映社会现状，同时也对自身命运有所关照的作品如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男性文人如此，深居闺阁的女性也不例外。那些遭受兵灾的女性作家，常有感叹乱离之作，如蔡琰：“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再如李清照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的自我关照，另有对离乱之世的评价与讽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语。及至明清，这样的传统依然延续下来，由于时局的动荡和连年的兵灾，女性作家对战争和离乱的关注尤其密切。孙康宜對此曾作出如下评价：“可以说，中国女作家从未在她们的作品中如此关切过人类战争与灾难的问题。”这种“关切”，我想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明清女性作家在动荡中书写了相当一批题咏时事、关怀国事民生和战事状况的作品，这种向男性文人靠拢的话语表达在过去的创作中并不多见，同时，她们也延续着女性在离乱书写中固有的对自身命运与遭际的关怀。也就是说，她们的创作既有充满时代关怀的作品，也有注重自我关照的作品，而这两类作品的交织与对撞，造成女性作家在离乱书写中呈现出较为特殊的风貌。

二、晚清女性诗人离乱书写的时代观念

晚清女性诗人尝试用非常写实的笔触来记录战争的进程，其中最典型者要属陈蕴莲的组诗《津门剿贼纪事（起癸丑九月迄甲寅二月）》。这一组诗共十二首，所记乃咸丰三年（1853）九月至次年（1854）二月太平天国求王林凤祥北伐进攻天津之战事。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提及这一组诗，笔者在此无意蹈袭前人，而是试图转换视角，以偏向历史的角度对这组诗中的其六其七再进行详细分析，以挖掘陈蕴莲这组纪事诗的价值所在。诗云：

居安思患令公孙，文采风流将相门。预制神机藏武库，雷轰电掣殪游魂。（自注：杨慰农制府任都转时，即捐廉制抬枪五百杆。迨贼至津门，器械未能悉备，赖此故得以击贼。）五载军前草木风，吹唇沸地逞凶锋。佛郎机共抬枪手，歼厥渠魁凫雁同。（自注：九月二十八日逆匪猝至津门之黄姓坟园，距城八里。时津兵奉调在外，谢明府率义民迎击贼之前锋，即以抬枪及雁户枪排伏于水次夹击，毙贼无算。内有黄衣贼目名小秃子者，绝骁悍，立为枪毙。贼始胆慑，退至浊流，负嵎抗拒。）

之所以选择这两首，是因为它们非常典型地反映出陈蕴莲以一种史家的眼光来记录战争当中发生的诸多细节。其实录性的体现，学界已就陈蕴莲诗的组诗形式和诗中常见的以题注、自注等记录历史的方式做了讨论，而笔者认为，其纪实性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经过与史料的对读，陈蕴莲对史实的记录不仅非常忠实，而且翔实生动，诗歌中提到的事件如五百杆抬枪的准备、黄家坟毙敌、太平军首领开山王小秃子的骁勇等，均于史有载：

咸丰三年，粤逆北犯，运使杨公霈为防御计，捐廉倡率，制造抬枪五百杆，招募壮勇，逐日在署教演，名曰芦团……二十八日巳刻，突有老人报信云：“寇已在城西黄家坟造饭矣！”……贼首名小秃子者，矫健绝伦，贼中呼开山王，手握黄旗，左右指挥，奋迅剽疾，锋锐甚……乃以两枪上下交击之，立毙……号锣一鸣，雁户枪排轰发，贼纷纷倒地，惊以为水雷，遂大溃，是役也，毙贼约五百余，而我兵勇无一伤者。

经过与史料的对读，我们会看到陈蕴莲在诗歌内容上结合自注，对战争的时间、地点、双方军队的战法、战况以及所用的武器都做了详实的记录。陈寅恪先生言：“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陈蕴莲的诗歌已经完成了对天津战事的记录工作。

其次从内容上看，陈蕴莲的诗歌不止停留于记事，同时也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分析加入到诗歌创作中。首先是陈蕴莲对战争取胜的因果有所分析，比如用“预制神机”来形容杨霈以五百杆抬枪所进行的战备，这实际上点出了清军可以在天津屡挫太平军的重要因素。预备五百杆抬枪的杨霈，是直隶盐运使，属于地方官。对于历朝历代而言，地方拥有武装都是令中央政府非常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宋代以来，将国家兵权集中于中央是一个大的趋势。即使是面对太平军已坐拥半壁江山的压力，清廷仍然对地方预备武装心存疑虑：“经费何出？并将来如何遣散之处，亦应豫为筹及。”但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清廷最终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允许各地筹备武装团练以抵御太平军。而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失败最终证明，这一方式虽然不是导致太平军北伐失利的唯一要素，但也的确阻挠了其北伐的进程。同时，杨霈预备的抬枪在诸多地方武装中亦算是装备十分精良的一类，有研究者指出，从当时地方武装的整体状况来看，基本以传统的刀枪盾矛为主，拥有火器装备的寥寥，这亦足可见到杨霈之御敌筹备的重要性。其次在记录事件时，陈蕴莲应当是有所考虑、有所取舍。其七所记，是一场由县令谢子澄率领的地方武装团练与太平军的遭遇战，这场看似普通的战斗却对整个天津战场的局势有着重要影响，下面几条材料便是明证：

自逆匪犯顺以来，纵横数省，至此而凶锋始大挫焉。

天津掣贼，犹全赖练勇之力……贼匪猝至，直扑府城，若非盐政文谦、天津县知县谢子澄即刻带勇出城迎剿，立将贼匪击退，则天津城府能否保全，令人不堪设想。

加之谢子澄本人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听断明敏，无积案，无私押……当时有神明父母之称。”后又战死于抗敌前线，因此陈蕴莲特别选取谢子澄抗敌事迹加以书写，足可反映出她对历史人物的清晰评判和对战争局势的清醒认知，凡此种种，均体现出一种史家的眼光。

晚清女性诗人常在离乱书写中表达自身强烈的忧患意识，尽管兵灾带来的离乱可能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诗人自身，但她们仍然以开阔的眼光和胸襟来审视时事并抒发忧国忧民之情，高扬着爱国的思想观念。除前揭陈蕴莲记津门剿贼之组诗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女性诗人也在她们的离乱书写中表现出这样的意识。由于这一点内容比较宽泛，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分成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方面是直陈忧国之思。比如袁绶的《时事》云：“不战军师遁，无功将相惭，妖星尤闪灼，露布几时看。”中“不战军师”和“无功将相”，这种鲜明的落差凸显了诗人心中的愤懑与忧患。类似的作品如吴茝的《酒醒》其二：“漆室空悲志，巫阳失问冤。独弹家国泪，残夜卧荒村。”同样是在一种带有落差的话语中表达自己对国事的担忧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甘。

第二个方面是在对表忧患意识的同时寄托自身对时局的思考。其中较典型者为包兰瑛的《庚子团匪与西人构兵感赋》，这首长诗写于庚子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时，彼时，北京失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出逃。面对外敌，清军与义和团关系复杂，忽远忽近、摇摆不定。全诗虽没有像陈蕴莲那样大篇幅地纪实，但也反映出诗人对时局的关切与思考，在对义和团的定性上尤其如此。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旗帜，在抵御八国联军入侵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也颇遭清廷一些官员和人士诟病，特别是维新派人士，对义和团运动几无好感，这不单是因为义和团有盲目排外的局限性，也是因为义和团运动的过于激进而对清朝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反观包兰瑛的诗作，我们看到她在诗题中称呼义和团为“团匪”，又以“中外均一辙”来形容义和团的行为，这说明她一方面看到了义和团运动在抵抗列强入侵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付出的牺牲;另一方面也洞察到了义和团运动对社会秩序产生的负面影响，其眼光不可不谓超前而独到。

第三个方面是在忧患意识的影响下，女性诗人们时常在诗作中表达放眼天下、憐悯苍生的感情，比如杨蕴辉《仲秋携儿媳辈避乱吴航志感》其二和《甲申仲秋感事》两首作品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前者云：“困坐穷乡日似年，一枝鹩寄几频迁。东南半壁空屏障，谁与苍生挽倒悬？”诗题明言“避乱吴航”，但诗人想到的却是苍生仍有倒悬之急，在表达希望战事早日结束的情感的同时，也寄寓了一层对百姓的关切和同情。而《甲申仲秋感事》这一组诗共有五首，她并没有完整叙述中法战争的经过，而是着重描述了清廷在这场原本可以扬眉吐气的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她在第一首的结尾，用陶侃的典故喻指刘永福、冯子材的赫赫战功因为清廷的软弱而毁于一旦，将士们的拼杀换来的仍然是一纸不平等条约。但真正为将士们鸣不平的作品却是这组诗的三、四首——由清廷的妥协和软弱，诗人最先想到的还是在战争中受苦的百姓：“覆辙忍教全局误，厉阶谁识万民愁”、“已看貔虎窥铃阁，犹委苍黎付劫尘”俱在批判清廷对外妥协的同时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而最后一首诗视野再度拓展，杨蕴辉并没有在自己的身上做过多停留，而是大声疾呼，期待清廷能够早日涤荡胡尘，结束战争，足可见诗人心中民胞物与的道德关怀。三、晚清女性诗人离乱书写的自我关照与文学史意义

成长于晚清动荡时期的女性诗人们面对战争和离乱，除了以创作展现自己对时代的关注、忧患意识、爱国情操和淑世情怀外，还常常关照自身。本节本应该着重去谈女性诗人在战争和离乱中那些抛开家国社会转而书写自身遭际的作品，比如对身世的感怀、对亲人朋友的悼念、对自身痛苦的排解等。但这一部分内容在前揭朱君毅先生的《晚清女性战乱诗抒情的性别化与个人化》一文中已经做过较为详细的探讨，笔者更无蹈袭前人的必要。在我看来，女性诗人们对自我的体察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如果抛开左锡嘉、孙佩兰这样主要写自身际遇的女性诗人，那么我们在上一节讨论的作品，除了陈蕴莲的作品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记事之外，其余作品都可被视作是女性诗人的一种自我关照，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当我们站在整个中国诗学发展史的维度上时，帮助我们去定位这一批离乱书写作品在文学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首先这些带有时代观念的作品如何反映晚清女性诗人的自我关照。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与男性文人的相关话题的书写中加以对比来说明。通观晚清女性诗人那些带有时代观念的作品，除了常见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外，我们会注意到有两个特点是比较特殊的，一是在诗中常常见到对清廷在面对外敌或内乱时内部反而极易出现种种乱象的讽刺;二是在诗中蕴含着自己对局势的思考与判断。

然而，限于身份和性别上的阻碍，晚清时的女性们是很少有能像后来的秋瑾那样对社会事务和政治斗争有如此高的直接参与度。这种“怒深发上指，愤极体忘疲。肯效闺人泣，甘同烈士为”但却不得实现的心理落差造成了她们在书写离乱的时候，往往带着昂扬、激越、雄浑、悲壮的情感去秉笔直书。在前文出现的作品中，无论是传达批判之意，还是表露忧患意识;无论是表达悲天悯人的同情，还是吐露对战争结束和安定生活的期盼，我们会看到女性诗人在创作上除了偶尔会用一些意象如“铁衣金柝”、“霜月晓风”来烘托气氛，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直陈其意，比如包兰瑛对义和团运动的批判、杨蕴辉对结束战争的期盼莫不如是。除此之外，像陈蕴莲的“吾皇神武訏广漠，看尔游魂何处逃。”“背城借一犹堪胜，谁料诸公袖手看。”袁绶的“战守无长策，攻心乏将才……相持谋未定，何遽撤边防。”皆是非常直白的情感表露。

反观这一时段男性文人的创作，则情况有所不同。在这个动荡的阶段，凡对国仇家恨有所涉及的诗作，也常见强烈激切、直陈其意的话语，比如谢章铤《西洋刀歌》一面痛心疾首地大加挞伐，一面强烈地表达自己赤胆平虏之愿。这些作品的内容呈现出的现实关怀、情感表现出的慷慨激越，与女性诗人们那些关照现实、体谅民情、忧心国事的作品并无二致。

但有一些男性诗人的创作却与女性诗人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貌。这主要表现在男性诗人与女性诗人面对时事时观察视角与分析深度的不同。比如张际亮所以能得晚清名家之称，最终还是由于他在鸦片战争前后对时势的心声投入。我们就以他为例略作申说。列强向中国输送鸦片，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已出现，而清廷对于鸦片贸易的暧昧态度甚至是“弛禁”态度，使得鸦片问题在中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道光十八年（1835），鸦片贸易在中国已进行了半世纪之久，彼时人微言轻的张际亮却早已经预见到鸦片对整个中国的危害，他在《青士观察次小湖侍御韵枉题近诗仍次韵奉酬》一诗中写道：“五市不严边海令，度支终绌大农资。若不变法杜绝，将来益可忧矣。”这对鸦片在未來可能造成的长久危害做了非常精当的预言。他在另一首《大庾岭》中写道：“窃闻岛夷强，蓄意藉通市。熟穷彼我情，良恐倭如鬼。”点明了鸦片交易背后列强的根本目的。所以，他特别利用自己的诗歌来提醒清廷要防患未然、及时止损：“生聚自来关国计，提防应与奠天功。”

要注意，张际亮的创作和晚清女性诗人相比，其最大的不同在于由兵灾带来的离乱还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我们可以说张际亮围绕鸦片问题的一系列书写是一种较为纯粹的以议论为主要形式的预言和分析，与自身的遭际和利益毫不相干。而反观女性诗人们的创作，虽然她们当中有些人也对时事有非常尖锐而深刻的认识，但往往都是身处战乱或是在战乱发生之后，根据眼前所见和心中所感而成诗以记，这仍然是一种内心世界的映射。而从认识问题的深度而言，女性诗人们在诗歌中可以详细地记录并歌颂清军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或是对清廷的软弱妥协提出尖锐的批判，但大都就事论事，表达身处战事时的所见所感，很少有像张际亮这样以冷峻、客观的眼光对国家可能经受的损失甚至灾难有非常清晰的且带有预见性的认识。

基于此，我们认识晚清女性诗人离乱书写的文学定位与价值的第二个方向就是如何评价那些带有史官色彩和史家笔法的纪实性极强的诗歌。我们需要将这一问题放在整个中国诗学的传统下进行讨论。一般认为，“诗言志”是中国诗学发展的开山纲领，二者共同代表了中国诗学中不可忽视的、亦是占据主流地位的抒情传统。与这一传统相对的，便是文学中的叙事传统。叙事传统在以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中较为常见，但中国的诗歌同样包含着丰富的叙事要素。关于诗歌的叙事性，学界也已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兹不赘述。站在这个视角下，以陈蕴莲《津门剿贼纪事》为代表的晚清女性诗人创作的纪实性诗歌，便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应与实践。

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叙事在常常只是作为创作的一部分出现，会和其他的创作方式如抒情、议论、描写等混合使用，即使是通篇几乎都在叙事的长诗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或是白居易的《长恨歌》、王安石的《明妃曲》，我们也能看到议论、描写、抒情等要素的存在。在前文分析陈蕴莲《津门剿贼纪事》时，我们已说明这是一首组诗，当把这十二首诗歌连贯起来看，便是一部生动详实的清军与太平军的天津战史。同时，我们也一再强调，陈蕴莲《津门剿贼纪事》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史官眼光，对所描述战事的筛选和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而并不只是在于完整描述了战斗的进程。但纪实性的话语不代表诗歌就没有感情和思想，相反，陈蕴莲诗歌的纪实性只体现在她还原了战斗的画面，但诗中的用词用语如“贼”、“文采风流”、“神机”、“游魂”、“渠魁”等已包含了很明显的情感倾向，诗歌虽然没有明确地出现抒情，但陈蕴莲对清军平叛的支持、对谢子澄、杨霈等人的赞颂已经通过这些语词得以体现。

其他女性诗人的纪实性书写，如钱守璞的《即事感怀》四首亦是如此。第一首有句云：“闺中亦有忧时感，蒿目疮痍泪暗挥。”写出自己目睹山河破碎的忧愤。而其二、其三则几乎全篇议论：“兵机呼吸判安危，未雨绸缪贵预为……客气从来多偾事，棋输一着恨无穷。”这组诗的语言虽不具备叙事因素，但是以议论的方式表达了清军将领向荣未能及时把握战机、做出预判而导致反被太平军突出重围，逃至永安的惋惜与不满，至于诗歌背后所发生事件的交代，则全通过自注的形式呈现出来。其三则用同样的方式对太平军突围至永安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开议论，表达了对向荣与广州副都统乌尔泰虽然已经合围永安，但因意见不合而再致进军不力的惋惜与痛恨。至于将帅失和之事，也同样用自注的方式呈现。其四亦是同样的道理，这里不再赘言。总之我们看到，将四首诗统而观之，是对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清军镇压不力之状况的详细记述，而单首作品则兼有叙事、议论、描写等多重因素。

有学者指出中国诗歌以其对语言和形式的要求而具有叙事功能先天不够发达的缺陷，因此诗人往往会通过突出抒情因素而保留叙事意来扬长避短，这固然是大部分中国诗歌的创作困境。但陈、钱等人的纪实性诗篇一方面通过自注题解和诗歌语言对战斗场面和进程的陈述与还原提升了诗歌的叙事性，同时也以用词用语和议论的方式保留了诗歌的抒情性，寄托了作者在诗中的种种情感——她们的创作，很生动地反映出古典诗歌中叙事和抒情这两条传统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

要之，我们认为，晚清女性诗人在体现其时代观念的离乱书写中，同样包含了自我关照的因素，在这方面她们的创作往往是记一时所感，有时不及男性诗人的相关书写有深度和前瞻性。但另一方面，她们的纪实性创作则融中国诗学发展脉络中的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于一身，鲜明地体现了诗史的创作特色。因而尽管她们的离乱书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就其爱国之情切、忧患之虑深、纪事之详尽而言，足可成为清代诗歌板块中的重要拼图，这些在动荡的时局中孕育而生的作品，与男性诗人的创作一道，共同构成了清代文学中离乱书写的丰富文学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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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