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小说不如看《京话日报》

高善罡

彭翼仲（1864年—1921年）

1907年4月17日清晨，古老京城出现一幕感人至深的场景：数千民众自发聚集大佛寺，为一位发配新疆监禁的报人送行。他就是我国清末民初知名维新志士、《京话日报》当家人彭翼仲。

彭翼仲，1864年生，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自幼在北京长大。他出身于“门无布衣”的名宦世家，七进考场，始终未能博得太大的功名，只在江西当过通判一类的八品官。母亲去世后，因看不惯官场的污浊，弃官不为，回到北京。迫于生计，他从事过几年房产营建生意，还经营过煤矿、贩卖过面粉、摆过挂货摊子和赶车拉水。这些经历，使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多了解，加深了对普通百姓疾苦的同情。

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困陷危城”的彭翼仲，亲历洋鬼子白昼入室“倾筐倒箧，搜索殆遍”的抢掠，身遭为枪所指、命悬一线的欺辱。他的父亲耳目失灵，被鬼子以枪刺挑着帽子戏弄，受到惊吓，两月后撒手人寰。“国难家难，一时并至”，使他深受刺激。

1902年春天，彭翼仲的堂弟彭谷孙从上海回到北京， 二人见面“痛论时局，悲怆咨叹”。 彭谷孙在新学中心上海见过世面，听闻彭翼仲感叹“手无寸柯，救时乏策”，建议他“欲从根本上解决，辟教育儿童之捷径”，并将自己的房屋售款借与他，启动办报。

彭翼仲拿这笔钱在北京创办了《启蒙画报》。两年后，他又创办了《京话日报》《中华报》，并将《启蒙画报》停刊。在他创办的3份报纸中，《京话日报》影响最大，是北京第一家销量过万份的报纸，在普通民众中树立了极好的口碑。《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曾盛赞：“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

彭翼仲将《京话日报》的办报宗旨明确为：“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务期雅俗共赏，妇稚咸宜。”报纸在语言上采用白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在栏目上，既有“演说”之类的言论栏目，又有“紧要新闻”之类的新闻栏目;在内容上，既有严肃的时政新闻，又有实用性、趣味性的生活资讯;在售价上，尽量考虑普通百姓的购买力，每张报纸零售仅三文。彭翼仲在创刊号中言道：“这三个大钱，譬如买了块糖，吃了一根烟，便可买这张报，看过一遍，能知道许多事情。”

左图：《启蒙画报》内页。右图：《中华报》。

左圖：《京话日报》合集，现存于北京博物馆。右图：《京华日报》创刊号。

宣传反帝爱国主义思想是《京话日报》的重要内容。 1904年10月至1905年4月间，报纸连续报道南非英国当局虐待华工的暴行，英公使萨道尔为此施压清政府， 清廷“勒令具甘结（具甘结，即向官署做出书面保证），不准再登交涉事”。彭翼仲却亲自与英国公使“辩论”，以《本报忽逢知己》为题发表演说， 并连载报社同仁编撰的描写南非华工“极苦极贱”惨状的小说《猪仔记》，劝告华南沿海民众，不要再去南非上当卖命，这一宣传使应募去南非的人大为减少。1906年2月22日，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持刀杀死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引发了当地民众杀死该主教并焚毁教堂的事件，遭到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当时，法国方面有意隐瞒行凶事实，企图诬赖江知县是“情急自刎”而死。《京话日报》在多方采访的基础上发表多篇报道，陈述事件经过和江召棠死亡真相，并发布了死者的铜版图片，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法国方面理屈词穷。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刊发的铜版照片，也是国内日报上刊载的第一幅新闻摄影照片。

在彭翼仲的打理下，《京话日报》不畏强权，为国人伸张正义。当时，报纸不断发表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新闻和述评，如《本报又得罪了德国钦差》《忠告日本内田公使》《胶济铁路扰民实情》《外国府的势力可怕》《论俄水手杀人案》《德国轮船火车虐待客人的情形》等，得到社会大众的交口称赞。

此外，《京话日报》还刊载了大量报道，揭露王公贵族、豪绅地主和流氓恶霸恃强凌弱、贪赃枉法等丑闻和暴行。在发行之初，该报就声明：“本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留情。”

1906年7月19日凌晨，北京南锣鼓巷小菊儿胡同的一个满洲旗人家庭发生了凶杀案。死者新婚之妻春阿氏被诬谋杀亲夫，屈打成招，最终死于牢狱中，社会舆情反映激烈。《京话日报》明确表示，欢迎民众写信给报馆，提供线索、发表议论。随着事件调查的不断深入，该报连续刊登调查进展及民众的来函， 不仅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而且引起了社会上对于朝廷刑部草菅人命、贪赃枉法行径的热烈讨论。类似这样的报道，《京话日报》还做过很多，如豫王府派驻香河县的庄头欺侮和陷害当地佃户的报道，宛平县令接受贿赂徇私枉法的报道，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活埋侍妾案的报道，驻防北京的姜桂题军纵容士兵行凶打人的报道，等等。这些报道，体现了彭翼仲敢于说实话、“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的办报风格。

彭翼仲还针对社会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利用报纸作为平台，发起或推进多项社会运动，比如倡导女学、倡守公德、创办济良所等。影响较大的当数发起“国民捐”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国民捐”事件的起因是庚子之难，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面对巨额赔款，清政府无力承担，若分期偿付，带上年息 4 厘，需还款39年，共计近10亿两白银，而所需款项最终还是要转嫁百姓头上。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1905年9月6日，彭翼仲和王子贞在《京话日报》联名发起了“国民捐”运动，并对捐款过程给予“跟踪报道”，不管捐助者是官是民，都可以在报刊上公开表扬，大大提高了民众捐款的积极性。

“抵制美货”运动，是以1905年5月10日上海各界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大会为契机发动起来的。《京话日报》得知消息后，立即在“紧要新闻”栏，进行连续报道，并在6月1日至4日刊出长篇评论《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介绍了在美华工遭受凌辱虐待，以及美国政府限禁和歧视华工的历史，同时愤怒地指出：美国政府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类看待”，“决没有受人虐待不准抵制的理”。这篇评论还被印成1万多份传单散发。随后，《京话日报》又连续公布了京城行销的美货清单，号召北京各阶层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美货的行销，并针对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不同表现分别给予表扬和批评。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一度连街上卖烟卷的小孩也不卖美国烟了。

《京话日报》的出现如暮鼓晨钟一般，将貌似平静、 恍若大梦般的北京激得一石千浪。时人亦有言“自甲辰以后，……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见梁焕鼐、梁焕鼎编 《清梁巨川先生济年谱》）。

《京话日报》为何能开启民智并产生巨大影响？报馆在京城广设阅报处、讲报所，以及大力推进戏剧改良功不可没。阅报处的设立，便于一般读者利用闲暇时间阅报，而且节约了平民大众的阅报开支;讲报所的设置，则完全针对目不识丁的启蒙受众。有言道：“看小说不如看报，看报不如听讲报，听讲报又不如看好戏。”为此，彭翼仲组织报馆同仁编写剧本《女子爱国》和《惠兴女士殉学》，前者根据古书上漆女忧鲁的故事改编而成，后者则是表彰杭州惠兴女士毁家兴学、以身殉学的事迹。早已不登戏单的《京话日报》破例为这两出戏做了广告宣传，并把剧本全文刊登在报纸上。其中描写新戏演出盛况的报道说：“合园子里，拍掌称好的声音如雷震耳，不但上等人大动感情，就连池子里的老哥们儿，和那些卖座儿的，也是人人点头，脸上的神情，与往日大不相同，可见好戏真能感人。”

1907年4月，保皇党吴道明、范履祥二人在天津被袁世凱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京津各报对此皆不敢言。彭翼仲核实后，毅然在《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真相。这篇报道触怒了清朝当局，彭翼仲被扣上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等罪名，发配新疆。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数千人送行的一幕。

左图：1907年，《北京画报》刊登了《彭翼仲起解》，图中彭翼仲拱手向送行者道别。右图：彭翼仲（中）和家人。

1910年，《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到新疆乌鲁木齐采访，碰到了流放到此的彭翼仲。从左到右依次是莫理循、彭翼仲和当地官员梁玉书。

在彭翼仲发配新疆时的数千送行者中，有 60多岁、曾经为彭翼仲所办的报纸充当义务讲报人的郭瑞，还有 30多岁的送报人苗风梧，两人都自愿陪他到发配地。前者随行到了保定，才被劝了回去。后者拒绝劝阻，坚持同行5000里， 陪着他一直到了戍所，最后留在了新疆。

从1904年8月16日创刊至1906 年9月28日被迫停刊，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是《京话日报》最辉煌的时期。彭翼仲发配新疆达7年之久，1913年4月返京。在他的主持下《京话日报》复刊，后又在袁世凯干涉之下两次被查封。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京话日报》第四次复刊。

1918年5月，忧国忧民的彭翼仲登上天津至烟台的轮船，决计蹈海自杀，以抗议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出发前，他寄出绝命书，内中有“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再贪生”等语。所幸他自杀未成，被人救下，1921年冬因病去逝。之后，梁漱溟接办《京话日报》，至 1922 年上半年最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