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我的姐姐》去“看见自己”

阮莉雯

如果你是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的女孩，有一天父母在车祸中意外丧生，留下了一个尚在上幼儿园的弟弟需要你照料。此时的你正筹备赴京读研，你会如何做抉择？

电影《我的姐姐》把这样一个难题放在主人公安然的面前——是放下原有的自我规划留下来抚养弟弟长大，还是给弟弟找个收养家庭去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当真正需要做出选择时，安然发现这似乎又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面对众亲戚的教育和规劝，自己的内心需求还要不要去倾听和满足？在主人公安然困顿选择的背后，是一个人“看见自己”的必要性。只有“看见自己”，我们才有可能去趋近内心的平衡和丰盈，也才能为其他相关人生问题找到答案。

自我探索，主动去“看见自己”

“认识你自己”是刻在阿波罗神殿上的名言，心理学上称之为自我意识。婴儿在一岁前后就会出现自我意识的萌芽，而一个人对自我的看法将影响到他与周围人的互动方式。

如果一个人对自我没有充分的探索和了解，就容易在各种社会角色的扮演中迷失了自我，影片中安然的姑姑就是这样。在姑姑看来，姐姐安然理应养弟弟，因为她自己从小就是以弟弟为中心，结婚后以老公和孩子为中心的。她的一生，把周围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惟独委屈了自己的理想追求，以至于女儿直接怼她“活该你命苦”。

同样扮演姐姐角色，安然却一直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和人生规划。安然为何是这样的安然？姑妈为何是这样的姑妈？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是否能在成长中看见自己，我們又是否会因为各种关系而迷失了自我。

自我探索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埃里克森认为，青年期的核心任务就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对“我是谁”“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如何适应社会”等问题做出统一的认识。

姑姑年轻时喜欢俄国文化，被西师俄语系录取，却因为自己是姐姐，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上中专的弟弟。后来和小姊妹一起去莫斯科做生意，又因为家里要她回来照顾弟弟家的新生儿不得不匆匆回来。在姑姑家里一直留着几个俄罗斯套娃，它们是姑姑青年期梦想与追求的见证，更是姑姑因为姐姐角色而放弃了自我的精神慰藉。

人不光要生存，还要生活，更要有理想的生活，这个理想就是基于对自我的探索与“看见”。

看到“本我”，不被“超我”所困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是人的生物本能，遵循着“快乐原则”。“超我”是个体内化为自身价值观念的文化信念，遵循着“道德原则 ”。而“自我”是人的理性部分，它处于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超我”的道德追求与“本我”的利益需要之间，按照现实原则寻找权宜之计，是个体最终行为的决策者。

安然的焦虑就来自父母意外去世后“自我”在“本我”和“超我”的冲突中难以平衡。

在行为之下看见“自我”是每个人的成长必修课。所谓看见自己，不光看到“超我”的要求，还要允许自己看到“本我”的需求，这样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平衡。父母意外去世后，来自现实压力的“超我”部分不容安然立即抽身离开，一群亲戚认定该是姐姐来抚养弟弟，每个人都期待安然能表现得跟她姑姑一样“伟大”，虽然姑姑这一辈子过得连自己都一声叹息。如果安然屈从于现实，她就会成为另一个“姑姑”。还好，安然允许自己去看见“本我”的内在需求，实现了两代姐姐的不同选择。

姑姑的不幸有时代原因，如果今天还继续鼓吹这种“牺牲”和“伟大”，那是对人性的压抑。姑姑最后对安然说：“其实套娃也不一定非要装在同一个套子里”，历经世事的姑姑认识到，做姐姐其实也可以不按“超我”原则。如果姑姑这样的自我觉察能早点发生的话，是不是姑姑本人，还有她弟弟、丈夫、孩子的生命方式都会有不同呢？

倾听内在的声音，在爱的滋养中得到疗愈

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童年经历真的会影响我们一生吗？

当我们看着安然，不禁为她感慨，可怜的孩子从小没被人爱过，所以她与别人的交往也透着膈应和冲撞。

当安然在寻找合适收养家庭这个间隙与弟弟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安然变了，她变得会笑了，她似乎发展起爱与被爱的能力了，她抱着父母的遗像诉说：“我要的从来不是你们的房子，而是你们能觉得我还是不错的。”

归属与爱是人在生存和安全需要满足之后的必然需求，而当我们被爱时，我们又是能被滋养和治愈的。“你喜欢我，姐姐，我只想要你陪伴我”，当弟弟奶声奶气地说出这样的话后，姐姐坚硬的心在融化，父母没给她的爱，弟弟给她了。有了爱的能力之后，安然开始与过往和解，这个和解不是屈从理性与伦理压力的选择，而是真正从心底消解了心结。

再次坐在父母墓碑前的她感谢他们从小让自己学会了独立、坚强、勇敢，她大声说出“我好想你们”，风雨中安然与过往、与父母达成了和解。不管安然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至少当下安然处理好了自己与过去的关系。这种和解，基于她对“自我”的主动看见;这种和解，又为她与周围人发生爱的联结打下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