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梦里暖阳：我那“多事”母亲别样情深贺

自打贺典典当上医生，远近的“熟人”来了医院都要找她托托关系，贺母由此成了镇上最风光的人物，直到贺母自己病倒。

以下是贺典典的自述……

金榜题名，母亲成了镇上的大红人

自从我考上医学院，母亲在镇上说话的嗓门就大了起来，腰杆儿也挺得笔直。邻居大妈赵大嘴站在院墙上，率先得到消息，说：“呦，小妮子得了铁饭碗啊！你们家祖坟冒青烟喽！”

母亲仰着脖子，对着墙那边咯咯地笑道：“是啊，祖上八百代都务农，就没出过医生。”消息经赵大嘴扩散，镇上都知道了。远近的乡亲们都上门来道喜。

请客那天，母亲特意穿了大哥买的暗红衬衫，昂着胸脯，在大家一阵吹捧下，猛灌了几口酒，一一回应着：“哪里哪里，都是娃自己争气，没让我操什么心。”

“对，以后咱医院里也有人了！”

父亲跟在母亲后面，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乐呵呵地派着烟。

我接受著亲戚、乡邻们的祝贺与恭维——这是我十年寒窗苦读，大馍就着咸菜为自己赢得的高光时刻。

1980年，我出生在河南农村。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共生养了四个孩子，两儿两女，我是老小。在我们那镇上，不上学的孩子一大把，大人们从来没有指望孩子非得上学才能出人头地，反正退路就是那大片大片的土地。而我，不想一辈子像母亲那样囿于土地，永无出头之日。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进了河南省南阳市的医院，被分到泌尿科。“妈，身体有什么问题，一定告诉我。到时候，我给您专门安排个病房，在医院养着，我还能天天看到您！”

我在电话里跟妈妈这样说。母亲很高兴，她不厌其烦向镇上的每个人说着我许诺的话。实际上，我被分到的泌尿科是典型的阳盛阴衰，当时连我在内只有两个女医生。

科室又是医院有名的“尴尬集中营”，每天为患者肛检，作为女医生，在面对男性患者时，还会涉及很多敏感话题。很长一段时间，问诊的时候，我都尴尬得满脸通红，根本不好意思抬头看人，因为这个，还被我们主任点名批评。直到大半年后，我才渐渐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可这些，我没法跟家里一一诉说。每次，母亲打电话问起，我自然选择报喜不报忧：“放心吧，医生这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都好着呢。工资也存下了，同事们都很照顾我。”

当时，我每月的工资，除了必要的吃喝，还要租房，就只剩400来块，好几年，我都不敢给自己添置新衣服。后来，我又进修读了在职硕士，在积累丰富临床经验后，2014年，终于晋升为科室骨干，这也意味着，每天要查房，要上台做手术，面对的情况更复杂，处理的事情更烦琐。

与此同时，我医学院那些老同学，在省内各大医院也都开始独当一面。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对此产生了什么误解，俨然把我当成“名医”，还觉得我的关系网遍布省内医疗界，开始给我找“麻烦”。

那些年，在镇上，母亲只要听说谁家有个什么事，总拍着胸脯，张口就来：“咱小妮子在医院，你们去了可一定找她，免得去了大医院，晕头转向，跟无头苍蝇一样，她现在都做主刀了！”

“郑州的医院，她也有同学，一个电话的事儿！让小妮子给你们联系联系，现在谁不知道看病难啊，钱咋花的都不知道，有个自己人，心里才有底啊……”

这话一说出去，我们镇上、县里，远近亲戚，乡里乡亲，只要能扯上点关系的，不论大病小病，牙科，眼科，妇科，生孩子的，骨折的，只要来市医院，都要找我这个“熟人”，而且，找我的时间特别随意，不分昼夜，晚上十一二点也是常有的事。

母亲有个远房堂哥，有次回家过年，不知道互相怎么就聊到了屎尿屁上，这一聊，我这个堂伯就说了自己尿频的问题，经常起夜，每次小便困难尿不净。“哎呀，真是的，你咋不早说啊？咱小妮子就是干这个的！”母亲亮着嗓门，对堂伯没有及时互通情报后悔莫及。

什么叫干这个的？我在里屋听见这话，尴尬得跺脚。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堂伯前列腺炎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他是个爽朗之人，大手一挥，要在镇上最好的“聚贤楼”宴请我们全家和镇上的亲友。那天，我被一桌子老头老太太夹在中间，他们喝了酒之后，讲起话来活像二百只公鸡和鸭子嚷嚷吵吵，一顿饭从中午直接吃到了下午两点半。

从此，我“药到病除”的美誉也被大肆宣扬了出去。这样几年下来，镇上几十户人家，没有哪家没来找过我。

无可奈何，母亲给我找各种麻烦

农村的确存在看病难的问题。医院有个熟人，对他们来说，关于病情能问得仔细一些，每分钱花得明白一点，不至于心里打鼓，也是能够理解的。不过，医生也要守规则，该排队的，照样要排队。

最怕的是，找上门来的都是拐了好几道弯的。有一次，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来科室看包皮，正是腼腆害羞的年纪。他背对着我，扭扭捏捏好半天才半褪下裤子，还用手半遮半掩地捂住下体。我打算速战速决，正准备帮他检查，电话执着地响了又响。接了电话，对方说是赵大嘴表姨家的弟媳，三年没怀上孩子，现在，人已经到科室外面了。

我让弟媳先等着。一转身，看病的男孩手忙脚乱又把裤子给提了起来，双手紧紧捏着裤头，一双眼睛惊恐地看着我。我只好先安排师兄来问诊。出门，我把整一层楼都跑了三遍，也没见到咱弟媳的人影。再三询问下，才知道她把“市医院”听成了“四医院”，人一直在四医院转悠。折腾半天，弟媳又坐反了公交，还得我去把她接过来。

得知她从很远的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特意赶来，我才搞清楚这个弟媳是隔壁赵大嘴年轻时候在外地结识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只是偶然打电话瞎聊聊出来的事儿。赵大嘴捧着饭碗，来我家串门，跟母亲八卦这姑娘因为怀不上孩子，被老公打，被婆家人嫌弃，多么可怜。母亲听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拍大腿，张口就说：“要不要让姑娘去咱医院看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市医院在母亲嘴里就成了“咱医院”。她们怕我嫌外地人关系远，就编排了这么个弟媳。找我们院的医生也还好说，最让我头疼的是，让我帮着找外院的专家看片子、做手术的，一般这种，总要辗转几道，才能搭上线。

后来，我被各种人情搞得几近崩溃，索性看见陌生电话都不接。但很快，母亲的电话也紧随其后轰炸过来，扯着嗓门噼里啪啦就给我一顿骂。

母亲说，我们家有今天，全靠亲戚乡友们支持，她一个个列举张三李四王五对家里的好。

“那年，因为我天天在地里忙，没时间管你们，有一次赵大嘴路过咱家，发现你二哥快被被子捂死了，救了他的小命；你父亲常年在外，大华叔不知帮了咱们多少忙。做人啊，哪能忘本？还有你姑婶这些亲戚，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知道我们难，每到开学，几十、一百的小钱，给你们从没含糊过。”

因为这些矛盾，母亲总觉得我不懂人情世故，说：“你有了好事只顾着自己，最后你就只剩一个人了。一个人就没有人情往来，就叫孤家寡人！”

其实我知道，我当医生，母亲是最直接的受益者。镇上谁家有新鲜东西，池塘里钓的鱼，自家养的鸽子，山里打的野兔，都往家里送，尽管母亲要强，从不占人便宜，少不了给人家回礼，但她喜欢这份門庭若市的热闹；谁家闹个家庭纠纷，也愿意请她当个和事佬，就连仰着鼻孔看人的老村长，也时不时来家里坐坐套套近乎。

但我却因为这些困扰，对母亲不能体谅我的辛苦，生出许多怨言，电话里也没什么好言语，索性，那几年我回家的次数也少了。大姐劝我：“当年，为了你读书，从不求人的母亲挨家挨户借遍了镇上能借的人，把家里所有的绿豆卖了，才勉强凑够你的学费。她张罗着为你摆宴席，明着是祝贺你考学成功，实际上，是感谢大家对咱家的支援。所以，乡亲们送来的礼金，咱妈原封不动退了回去，每家还添了20个土鸡蛋。”

大哥也在电话里说：“咱妈不告诉你这些，是怕你读书有负担，心里总惦记着学费的事儿。现在，你出息了，以她要强的性子，承了人家的情，那可不得掏心掏肺啊！”

我这才回忆起那几年，是家里最难的时候。大哥在广东省深圳市要买房，我和二哥考上大学也是前后脚的事。办完我的庆祝宴后，母亲躲在灶台后面，用袖子抹眼泪，我还以为母亲是太激动，完全忘了当时家里是怎样的光景。

后来，我怀孕休产假，母亲风风火火住进了我们南阳的小家里。我儿子出生，母亲高兴地抱着孩子不撒手。那三年，全靠母亲帮我拉扯孩子，我才能安心应付工作。只是，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母亲也把她的“医学外交”从农村推广到了市里。

儿子三岁半的时候，母亲往家里带了个人。一问才知道，是遛娃的时候结识的大妈，就住在我们隔壁单元。大妈体检肺上有点毛病，但去社区医院拍片子，都说看不太清，打听到我们院的专家看片子很厉害，但专家的号太难挂，我母亲一听那专家就是我们院的，便带着她来家里等我。

我绕了几个弯子，才搞到专家号，又怕出什么岔子，上班顺带载上大妈。母亲见大妈的儿子女婿都忙着上班，便自告奋勇也要一起。

那天，我刚进医院，就接到通知，我负责的一个病人出了点状况，需要马上手术。母亲让我赶紧去忙，她陪着邻居去找医生。三个小时的手术做下来，我回办公室，看到母亲在我科室外转悠。一见到我，她就抱怨说专家让大妈重新拍个片子，结果队排了两个小时，还没排上。我安慰她，在医院都是这样的程序。

刚想喝口水，走廊里一个上了年纪的病人骂骂咧咧地在闹情绪。起因是我们告知他是尿路梗阻，需要紧急住院，不然会导致急性肾衰竭。可他却觉得我们在危言耸听，说“医生就是喜欢拉人住院来收钱”，还拿着网上搜来的资料，一条一条反驳我的意见，固执地不肯住院做手术。

劝说无果，拦都拦不住，最后我只好让他签了一份责任书。患者办好手续就回家了。

各种琐事一耽搁，等我忙完想起母亲，打电话一问，她老人家已经回了家。我这才意识到，已经是下午两点。晚上，母亲告诉我，我们院的专家给邻居大妈看了片子，马上断言那阴影部分不是结节，而是一个有问题的囊肿，要赶紧做手术确诊治疗。

半个月后，母亲告诉我，大妈在我们院做了手术，幸好发现得早，情况比较乐观。

“人家还夸你们的医生态度好呢！”母亲脸上透着满足，就像人家夸的是我本人一样。大妈的儿子为表感谢，送来许多罕见的热带水果，摆了满满一桌子。我故意逗母亲：“您又不缺那一口。以前的那些病人，不管怎样，沾亲带故，总还有点人情，现在真是啥人都往我这儿领了。”

“远亲不如近邻，这道理在哪里都没错！今天我陪着她排队，才知道，看个病真复杂，你们当医生的，也真挺辛苦，嗯，都不容易！”敢情您才知道啊！

没想到，三天后，那个因尿路梗阻闹出院的家属到我的科室来索赔，说老爷子回去后陷入昏迷，还住进了ICU！当时，要不是我让患者签了那份责任书，那事情更加没法收场，我的工作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母亲听说这事，问怎么还会有这样胡搅蛮缠的病人和家属，说：“医生的话，还是要听的啊。”

我当时心烦意乱，有点借题发挥：“您啊，总是心善，结交广。但现在，医患关系本来就紧张，医生救死扶伤，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有时候，一不留神，医生都是要承担相应后果的。”

母亲不再说话。从那之后，她没再给我添任何麻烦。也得亏母亲，她带去看病的那户人家，儿媳妇恰好在小区幼儿园当幼师，顺利帮我儿子办理了入学，还对他颇为照顾，也让我着实省了不少心。

梦里暖阳，“多事”母亲别样情深

2015年夏，我儿子上中班，母亲提出回老家。回到镇上，母亲在院子里继续种着红薯、豆角、西红柿、黄瓜、韭菜、蒜苗，节假日我们回去，每个人的后备厢里装的全是这些。那年冬天的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有点面瘫，要不是村医大宏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我忍不住数落她：“镇上哪个人我没有带着在医院跑过，就您怕麻烦我。”

早些时候，父亲得了糖尿病，2016年突然摔倒后就再没有起来。父亲走后，母亲不愿意去任何一个孩子家里住，总说老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2019年3月，赵大嘴特意打电话告诉我，镇上很多人看到我母亲，都说她脸色蜡黄，很不好。别人家红白喜事，她去吃饭，也是闻不得油腥味的样子。我心里咯噔一下。仔细一问，这样的情况应该已经有小半年了，母亲却硬是咬着牙，没有给我透露半分！

我赶紧联系省城郑州的同学，预订床位。大姐把母亲送到郑州，很快，母亲的骨穿检查结果出来了，是急性髓系白血病。听到结果，我一阵天旋地转。

虽然母亲已经70岁，但我综合一些同学的意见，在家族群里拍了板——化疗。

母亲起先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还责备说：“我早就叮嘱你姐了，我来医院检查的事情，不许他们告诉你。你看看，能有什么问题，你还大老远跑一趟，这不影响工作嘛！”说罢，她还一个劲儿催促我赶紧回南阳，不要分心。

“不要分心”四个字，是她对女儿的爱，那一刻听起来，却尤为刺耳。

母亲看到邻床新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光头，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女的”，她不能理解地问：“那怎么没有头发？”我边给她整理床铺，边背过身，说：“病人的隐私，咱们不要随便打听，不礼貌。”其实，过不了几天，母亲就会明白的。

化疗开始，母亲非常配合，全身蜷作一团，硬是忍着，没有发出呻吟。事后她说简直就是换血。紧接着，她也开始大把大把地脱发。母亲明显沉默了一些，心里大概知道了自己的情况，却也从不问我。不过，她对我的话言听计从，就像她之前说过的，“生了病，医生的话还是要听的。”

自此，母亲走上了漫长的化疗之路，大姐和小嫂子是照顾母亲的主力军，钱方面大哥出了大头。而我，因为医生的工作，总走不开，只能趁倒班的时候，坐五个小时的车去看望母亲。

有天，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母亲知道我要来，一直在病房走来走去，不时往楼下张望。我进门和她说话的时候，吵醒了邻床。母亲赶紧解释：“我女儿是医生，来一趟不容易。”

她言语里不改往日的自豪，我却惭愧得两眼肿胀。经历七次化疗后，母亲恢复得不错。回家休息的一个月里，她还不忘小片荒，依旧打理着生菜、蒜苗、豆角之类的蔬菜。每次我打电话回去，她总嗔怪：“不要你操心，我都好全了，你看我又能下地了。等你们来，记得摘些蒜瓣去种……”

2020年10月，母亲病复发又住进了郑州的医院。我郑州、南阳两地奔波，同时计划等母亲好一些，帮她转到我所在的医院，方便照顾。没想到，五天后大姐告诉我，因为脑部感染，母亲已经被下达了病危通知单，她闹着非要回老家，还一再叮嘱，不要告诉我，不要给我找麻烦。

我连夜赶回镇上，看到母亲一只眼睛失明，左边身子已经不会动弹，嘴巴里发出谁也听不懂的言语，扶着墙差点没站住。

倔强了一辈子的母亲轰然倒塌。办完母亲的后事，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清明节，我们回去给母亲上坟。以往每次开车回家，总是看到她匆忙小跑出来的身影，她说她能听出我的车声。老房子空空的，院子里的菜早被雜草替代，只有母亲种在墙边的几株生菜依旧粗壮有力。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在厨房找到一个袋子，打开一看，竟是蒜瓣。

现在，穿着白大褂行走在医院里，从之前到处找人托关系看病，到别人托了各种关系来找我，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只是，每当想起我曾经承诺母亲，给她准备的病房，她却一天都没有享受过，便觉得心里被针扎一样，说不出的难受。

现在，我在医院办公室，转身看向阳台，那袋从老家带来的蒜瓣，我在家里和办公室分别种了一些。绿色的蒜苗挨挨挤挤，齐刷刷地簇拥在一起，我便觉得母亲又回来了……

编辑/邵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