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的时间与空间

张更祯

余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余华的思想比一般的作家更加独特，更加新颖，他的作品视角颠覆了以往的传统观念。在余华先生的诸多作品中，《活着》最突出的文学特色，是其具有典型的双重叙述结构和鲜明的文艺美学特色，这种结构贯穿于小说的每一段故事，既体现了“活着”的真实生活哲学，又极大地衬托了它特有的美学效果。其双重叙事空间中的巨大张力、不同频率、不同时差所产生的韵律，赋予了其叙事的特殊时空美。另外，在小说的艺术形式背后，还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审美意蕴，这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审美力量。在富有美感的叙述结构和艺术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举重若轻”的美学意蕴，这就是人们在面对变幻的命运时所表现出的顽强、伟大、原始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至高的审美力量。

一、“举重若轻”的空间美感

（一）第一人称叙述层

在第一人称叙述层面，“我”并不负责讲故事，“我”的真正任务是引导故事，在故事的连贯性上表现出特定的观点，偶尔还会对故事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恰当的评估，或者在与故事情节类似的地方，以串联的形式将下一段故事的情节串联起来。《活着》中，“我”成功地将福贵老人引入了剧情，而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他真的成了一个听众。这样“解构”式的叙述，让“我”在福贵老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听话、懂事、通情达理的倾听者，而福贵老人对“我”的忍耐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但是，这里的“我”是以串场的形式出现的，“我”经常会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出现，而这个时候，就会使故事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降低了小说的速度，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活着》里的“我”，主要是通过耐心地聆听福贵老人的独白而得到认同，而“我”则是其中的“采风人”，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将民间的事情记录下来。“我”的重新出现，其实就是为了表现福贵老人的强大心态，增加了读者的同情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是真正的故事作者，“我”的存在是为了凸显福贵老人这个故事的主角。这样的烘托方式，让读者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也让读者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福贵老人的内心，让他的故事变得更加悲壮。同时，要注意的是，“我”在达到巅峰的时候，会悄然现身，制造短暂的停顿，营造一种祥和的气氛，让读者能深刻体会福贵老人内心的痛苦，并尝试着让读者“在风中寻找答案”。

（二）以福贵为主的叙述层

本文的第二个叙事层面上的福贵，是整个故事的真实叙述者，也是故事的主体。福贵老人将自己的一生娓娓道来：父亲被自己气死，母亲病逝，儿子有庆因献血过多而死，女儿难产而亡，妻子、孙子相继死去，最亲近的人都离开了他，最后只剩下勤勤恳恳的老牛陪伴着福贵老人。他说起自己的家人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更多的时候，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掩饰不住心中的悲伤。就《活着》的叙事结构而言，“我”和福贵老人这两个叙述层次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平行的结构，“我”的叙述层主要是起到了导向的作用，福贵的故事层主要是揭示事情的本质。从福贵老人的讲述中，可以知道，福贵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在受苦受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那种无助的感觉，让福贵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悲伤，但这并不能磨灭福贵一家人对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坚定信仰。而家人的离开，却让现在的人更加坚定了要活下去的决心，在这份真实的痛苦中，福贵老人超乎常人的承受能力和心理素质，令人不禁称赞他的乐观。福贵老人从不长吁短叹，埋怨苦楚所造成的悲惨命运，也从不埋怨世间的不公平，即使到了最后，身边只有一头老牛相伴。余华也说得很清楚，《活着》里的福贵，除了苦难就是苦难，但是仍要乐观面对，仅仅是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说，福贵的人生阅历让他的心灵越来越坚强，也让他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形成了一颗坚强的心。无论国家、民族、社会如何变迁，福贵都能忍受、平静地接受，用自己的劳动去忍受乡村变革的苦难，而福贵这个角色的形象和他的不幸经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数十年来的艰苦历程。

二、“举重若轻”的时间美感

（一）节奏美感

在叙事学中，频率是叙述时间的一部分。通常，“按照故事中的事件与叙述之间的重复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类：一次发生一次的事件，描述多次发生的事情，多次讲述一次的事情，叙述一次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活着》一书中的重复，是一种“描述了多次发生过的事情”，更确切地说，是对“同一性质”和“同一主题”的多次描述。

首先，我们从“重复”的去世开始分析。自从1992年《活着》问世以来，最让人难忘的是，主角福贵的家人们以各种方式死去，无论剧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逃不过“死亡”的命运。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该作品大致分成两个叙述层次，福贵老人作为叙述者的第二叙述层次是故事的主體。其中，“我”的四次插足导致了故事的中断，将整个故事分为五段，讲述了福贵七个亲人的“死亡”：第一段，福贵是有名的富二代，他成天吃喝玩乐，把家里的财产都输得一干二净，他的父亲当场昏倒，从粪坑里掉了下去；第二段，福贵洗心革面，老婆家珍也把儿子接回家，可是好景不长，福贵为重病的妈妈抓药，半路被当兵的军官强行带走，两年后回家妈妈就去世了；第三段，福贵与妻子儿女平安度日，一家人其乐融融，谁知有庆给县长妻子捐血，却因为医生抽血过多而不幸身亡；第四段，福贵家中喜气洋洋，妻子身患重病，但奇迹般地痊愈，女儿凤霞与二喜结婚后不久便怀孕，但不幸的是，她因难产大出血而去世，没过多久，家珍也去世了；第五段，二喜在工作中被两排水泥压死，而福贵仅剩的一位亲人苦根，但他七岁时也因为吃太多的豆子而死。通过上述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福贵的生命中，美好和快乐的人生往往是如此的短暂，当家庭和睦、喜事来临之时，总有一些亲人离世。更可悲的是，福贵的七个亲人，一个也没能逃过一劫，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只有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因为疾病过世，其他五个都是因为意外而死。所以，作者把福贵的一生谱写成了一首哀乐，他的每一位亲人的逝去，都会成为一道沉重的音符，敲打着读者悲伤的心；而那些痛苦的故事，就像是一首主题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让“死亡”的沉重和压抑变得更加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活着》中的重复性叙述，除了七个亲人的相继过世，还经常出现“太阳下的福贵”这个情节，作者用一种平和的语气，用清新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宁静的田园景象：福贵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坐在一棵茂盛的大树下，眺望着远处的田野。偶尔有一阵清风吹起他那一头稀疏的白色头发，旁边还有一头正在啃食青草的黄牛。村子里一片寂静，老人看起来是那样的平静。如果说福贵的七个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死亡”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一幅幅恬静温馨的农庄画面，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活着”这个词。小说的文本实质上是“生”和“死”的交错，确切地说，是生胜于死，是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而福贵却还在，在为生存而活。由此可以看出，《活着》并非单纯的“死亡”歌曲，而是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打断节拍、转换情感，减轻了痛苦所带来的沉重。换句话说，“生”和“死”这两种旋律交织在一起，既展现了音乐的韵律美，又创造了一曲普通而又宏大的人生之歌。

（二）速度美感

一篇小说要表现出一种跌宕起伏、张弛有度的时间美，就必须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改变时距来控制叙述的速度。具体而言，若缺乏文字的加速，则情节的发展将会停滞，因而变得枯燥乏味；反之，若缺乏慢节奏的文字，则会使故事的内容失去真实感，令人生厌。就《活着》来说，作家巧妙地把握了叙述的变化，让时间赋予了“故事与神奇”。

首先，小说中有很多“加速”的动作来描述“死亡”的情景。福贵的七个亲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人世，占据了更多的篇幅。然而，读者们却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死亡”的整个故事情节上，而忽视了作家在这一刹那的表现。回顾余华“先锋”时代的作品，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死亡场面，作者常常会放慢叙述的节奏，以“慢镜头”的方式，细致地描绘着角色的死亡，让作品充满了暴力与血腥。而在《活着》中，作者用简短精练的文字，省略了本来可以“大显身手”的一幕。在“有庆死亡”的故事中，作者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描述有庆为什么要捐血，也没有说有庆是怎么死的，只写了寥寥数语，福贵赶到医院的时候，有庆已经在一间小屋中躺着，福贵带着有庆回家，葬在了“我爹”和“我娘”的墓上。福贵安葬有庆之后，在村口看着通向镇上的道路，一共十一页，而有庆的去世，只有两段很短的片段，极大地降低了读者对死亡的消极情感，减轻了读者内心的压抑和沉重。

其次，在对温馨画面的描绘上，存在着许多“减速”的现象。《活着》通常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福贵的人生所遭受的磨难。实际上，我们若仔细阅读，会发现其中蕴藏着许多温暖的日常场景，用“慢镜头”来减缓叙述的节奏，创造出一种温暖、祥和的气氛。比如说，在故事的后半段，家珍和有庆一起从娘家回来，这对本来就家道中落、妻离子散的福贵而言，当然是一桩大喜事。正文在“有庆半岁归来”这一段话后，又详细描述了“家珍身穿一件大红旗袍，手里拿着一只蓝底白花的包袱”，接下来是对周围环境的描述，“道路两边的油菜花都是金色的，还有蜜蜂在嗡嗡地飞”。“水红”和“金黄”显然是一种温暖的色彩，它能营造出一种温馨、愉悦的气氛，而“漂漂亮亮”“飞来飞去”等词语，则以活泼的声调。作者在这幅温暖的画面中，采取了“减速”的手法。可以看出，《活着》中的“加速”活动，可以有效地缓解“死亡”所带来的沉重，而温柔的“减速”，则为读者营造了一种温馨与安宁的气氛。余华善于运用时间的变换，使得作品具有张弛的美感，而且一再强调“活着”这个主题。

三、“举重若轻”的美学意味

俞敏华指出，对小说的艺术形态的探讨，并非把它们视為机械化、抽象化的象征，而是要以文本为核心，通过叙事学、语言学等理论对文本进行细致地解读与剖析，从而使之成为文学作品所构建的文学世界。而在审美上，则要以审美的直觉和敏锐的洞察力来全面地评判作品，探索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蕴。所以既要从《活着》的时空美入手，又要对其背后的深刻审美内涵进行剖析。或者说，通过形式分析，深入到更深层次的含义。

时空的空间化、双重叙事空间的并列、叙事时间的弹性变化、两种旋律的交错“重复”，实际上都在形式上实现了“沉重”的死亡与“苦难”的消解与超脱，使读者与作品之间的美学距离得以拉开，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张力，使小说的叙事方式呈现出“举重若轻”“化重为轻”的美学效果。其实，《活着》更多的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形象化的人生寓言，而“举重若轻”这一艺术形态，最终所指向的却是人生的真实力量与审美内涵。具体来说，福贵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年代，却失去了自己的家人，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然而，福贵以一种平和、轻松、乐观、积极的态度，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不仅体现了“举重若轻”的表达手法，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情趣。换句话说，作者运用这种艺术形式，就是要表现一种“举重若轻”的生命力：人在生存的荒谬和命运的无常面前，并不是软弱的，而是在与现实的痛苦斗争中，迸发出强烈的生命活力，从而实现“人”的自我身份，以及对“活着”的真正含义的肯定。所以，余华最后要表现的是“举重若轻”的美学意蕴，那就是人在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时所表现出的顽强和伟大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崇高的审美力量。而从这本书中，读者们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一种在苦难面前，依然充满着温暖和希望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而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最终反思，一种对生命崇高力量的肯定。

总体而言，余华在《活着》的叙述时间和叙述空间上做了一种特别的艺术处理，他想要表达的并非“死亡”的沉重和荒诞，而是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种与命运抗争中所产生的崇高美。也就是说，福贵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但他却还活着，这是一种超越了死亡和痛苦的精神境界，用“活着”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表达生命的本质，就像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后，依然“举重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