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侨汇救国轶史

霍安治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的经济侵略，洋货倾销百年，贸易严重入超，巨量白银滚滚外流，时人常忧虑国内白银总有枯竭之日，中国必将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然而，事实却是，中国的白银如变魔术般逆势增加，贸易逆差越大，流入国内的白银就越多。抗战时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张肖梅利用海关资料撰文分析，发现在1888年至1931年间，国内白银净输入额高达15亿元。这个天文数字，相当于南京政府1931年度全年总支出的两倍。

拿着白银大买洋货，兜里的银子却越来越多，这是近代中国的经贸奇观，时论称为“贸易入超，外资流入”。如此奇特的国际资本反向流动，使中国经济逆势崛起，不但没有被列强的经济侵略榨干，更积蓄起充沛的经济成长动力，使民族工商业突飞猛进。

為何会出现这样的经贸奇观呢？表面上，国际资本反向流动的主因是中国银价偏高，洋商将白银带回本国不划算，宁可把钱留在中国做投资。但外资是变幻莫测的，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30年的全球大萧条，都造成了外资大退潮。

然而，中国的国际收入长期稳定，不随外资波动而起伏，这是因为一战后海外华侨汇回的“侨汇”逐年增加，稳定地向国内输入白银。在1914年至1936年间，贸易入超造成了28.8亿元白银外流，而同时期的侨汇却高达 15.46亿元，抵消了约半数的贸易入超额。

使中国国际收支“反败为胜”的侨汇，主要来自南洋华侨。当时，殖民东南亚的英、法、荷兰各国，惊觉“侨汇”数量太大，纷纷设下严苛的对华汇款限制。但是广东侨乡特有的民营汇兑组织“水客”与“侨批局”，以个人自由行的方式，突破列强的国际通汇壁垒，把大量现银源源带回中国。这些组织规模微小，大致停留在“个体户”，时人称为“巡城马”。小归小，他们却堪称国际资本市场上最精明老练的通汇专家，手段之高妙、市场触觉之灵敏，常使大银行自愧不如。

在1930年代，广东一省经由“巡城马”吸收的侨汇占全国侨汇总额80%以上。1933年全国入超7.3亿余元，广东侨汇2.53亿元，靠一省之力就轧平了1/3的贸易逆差。小小“巡城马”，为艰苦的近代中国创造了逆势崛起的历史机遇。

“巡城马”创造的资本循环

清末民初下南洋的华侨，大多在荒山僻壤的矿场、森林与种植园从事劳力工作，远离城市。他们攒下工资想寄回老家，却汇款无门。于是，以自由行方式带钱回国的“水客”应运而生，串起南洋与广东侨乡的通汇网。

“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还走海忙。”“水客”是个体户，每年单身下南洋两三次，深入荒山野岭，踏遍穷乡僻壤，逐一拜访散在各处打工的老乡，搜集汇款带回家乡。劳动工人的汇款金额小，银行瞧不上眼，“水客”却不问金额，即使只是一块钱，也能热心代汇，更贴心提供免费带家信服务。返国后，“水客”不辞劳苦，逐一找到老乡们的老家，将现银与家信当面交给收件家属。当时国人识字率不高，有的连自家地址都写不清楚，“水客”经常满城跑，挨家挨户到处打听收件人的住址，赢得“巡城马”的美名。

“各侨乡都有类似状况。到了每年十二月中下旬，人人都望着那两位‘巡城马，他们真是财神爷。什么是‘巡城马？就是来往香港与乡间的‘水客。过去侨汇不能直接汇回乡间，一定先汇返香港，由香港金山庄接到侨汇后，换成广东通用之毫银，而后交‘水客带回乡间，分送各侨眷。”

原籍新会的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高信，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巡城马”来敲门：“每一次‘巡城马回乡，都挑了重重两大箩毫银，按照从美国、加拿大、中南美及南洋各地寄回侨眷过年之款，逐家送递，大家都喜气洋洋。有些家庭收不到儿子或丈夫寄来过年钱，当然忧心忡忡，不知是赌博输了钱，还是遇有什么意外事，就苦不堪言。”

这“两大箩毫银”的来源是十分曲折的。下南洋的华侨主要集中在荷属东印度、法属安南（越南）、英属马来亚（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荷、法、英列强不乐见资本外流，纷纷制定严苛的汇款限制，其中以英属新加坡与马来亚最为严格，华侨单次汇款不得超过45叻币（英国海峡殖民地国库银票，当时官价：1叻币为英镑2先令4便士，约合袁洋1圆1角半——笔者注），现银出口更是严厉禁止。“水客”无法直接拎着大批纸钞或银币从南洋各埠上船出境，只能另找带钱方法。于是，“水客”化身为进出口商人，利用汇款在南洋就地购买商品，运到香港或内地市场出售换取现银，以间接路线实现国际汇款。

做进出口生意，必须具备敏感的市场嗅觉。一位跑越南的“水客”，老家在织布业发达的兴宁，他以收到的侨汇买洋纱，运回家乡抛售换现，万无一失。但进出口获利有限，唯有进军金融界，才能赚大钱。这位“水客”很快学会炒外汇，在越南黑市买入美钞英镑，走私香港套换港币，转手就是巨利。

“水客”要利用金融业生财，就得以香港为基地。香港是洋货输入中国的主要口岸，白银由内地滚滚流到香港，还来不及运出去，又被“水客”一箩箩套回内地，完成了资本大循环。

1910年代，“水客”利用香港构成便捷的国际汇款通路，南洋侨汇金额大增，“水客”单靠汇差，也能大赚。当时叻币兑港币的汇率长期维持在1∶1.85，港币对银圆大致维持在1∶1.05。用叻币换港币，再用港币换银元，一转手就是将近翻倍的厚利。许多擅长做生意的“水客”，索性不向客户收汇费，单靠汇差赚大钱。

侨汇越来越多，“水客”的个体户式模式渐不够用，纷纷开办店面，注册行号，扩大为“侨批局”。邮局也对侨批局破例优待，提供“批信”服务。“批信”只准写收款人地址与汇款金额，折成一寸见方的小纸片。一两千张小纸片包成一大袋邮包，由南洋各埠寄回国内本号，无论有多重，邮局只按一封国际邮件的资费收取邮资。

有了廉价的“批信”，侨批局不需派员工亲自到南洋带回对账明细，大幅节约成本，更增快了汇款速度，形成高效率的通汇网路。即使是资本雄厚的大银行，也无力与侨批局竞争。

1928年10月，南京政府宣布中国银行转型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主营国际通汇。大银行好摆花架子，对客户的服务远不如“水客”周到，经营了十余年，仍打不进侨汇市场。1939年，中国银行驻粤分行全年经手的侨汇金额只有区区65万元，而同时期由侨批局与“水客”带入广东的侨汇却数以亿计，仅嘉应五属（梅州），“水客”侨汇就高达3800万元。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报告感慨指出：“侨批局在南洋有深厚之根基，雄富之资力，信用亦著。年来批局间业务竞争极烈，不惟服务周到，汇价低廉，且多对汇款人作短期信用贷款，藉为吸引，因之营业日广，根蒂日深，银行殊不易取代其地位。”

在侨批局日渐壮大之时，原本下南洋干苦工的华侨也熬出头来，累积起巨大财富。有了便捷的汇款渠道，侨汇的规模突飞猛进，迎头扭转了贸易逆差。

侨资推动经济升级

华侨下南洋，原是“卖猪仔”做苦工。南洋富藏无限，英、法、荷殖民地政府积极开发掠夺，本地工人懒散，于是大量招募“契约华工”下南洋。华工待遇恶劣，形同奴工，却能刻苦奋斗。熬满三年合同恢复自由身，自己在异乡创业，就是南洋各行各业的顶尖企业家。到了1910年代，华侨已占南洋经济半壁江山。由传统的农、渔、矿业，到商业、轻工业、服务业、航运业乃至金融业，多由华侨企业家担纲。荷属东印度研究专家布鲁克写道：“一般说来，南洋土人主要从事农业，中国人与阿拉伯人是商业阶级，而少数的西方人则高踞金字塔的顶端。”

南洋本地市场潜力有限，经济发展外销导向，而华商最熟悉的市场就是中国。因此，中国成为南洋的首要倾销市场，造成严重的贸易赤字。而滚滚外流的白银多落在华侨的口袋里。

由越南与泰国进口的“洋米”，是华侨控制南洋贸易的典型范例。洋米是广东最大宗的进口商品，1933年广东进口“暹罗米”与“安南米”的总金额达到7100余万关平两，折合银元约1.1亿元。相比之下，1933年度广东省库总支出也只不过是5291.8万元。洋米造成的巨额贸易赤字，常使时论胆颤心惊。然而，“洋米”实际上是由华侨经营的。

清华大学教授陈达于1934年下南洋，亲访暹罗第一米埠曼谷，发现碾米经销的“火砻”（即新式的碾米厂）与进出口商行均由华侨包办：“在暹有火砻约四百，大半属于华人。曼谷华人在市区有火砻约六十……进出口大概都是华人的企业，暹人对于商业似不感兴趣。”再到越南西贡的米埠堤岸，又发现“安南米”其实也是华侨的垄断生意。当地米厂资本异常巨大，堪比上海滩大公司：“堤岸有大规模米绞（火砻）约五十，大部分在华人之手。资本每米绞约西贡币100万元，每日可出米400吨。”

华侨心向祖国，在海外创业有成，总是千方百计将技术与资金带回国内。经由侨批局源源输入国内的现银，带来了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快速发展的蓬勃景象。

广东是中国第一华侨大省，由潮梅、广府、四邑、南路到海南岛，有海岸的地方就是侨乡，华侨的技术与雄厚资金成为经济进步的前锋。旅越侨商陈启源于故乡南海县开办广东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自己画设计图制造机器，广东出现了机械纺织业。新加坡牙医陈玉波受到橡胶牙托的启发，细心研究出橡胶制造工艺，回到老家广州创业，开办“中国第一家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广东兴起了树胶工业。南海县的一位机器工人陈拔廷创业，开“协同和机器厂”，自行研发碾米机“米磨二号”，获得越南、泰国华侨火砻的热烈支持，大量采购，攒下充裕资金，放手扩张，广东机械业突飞猛进……

1929年陈济棠开府岭南，广东社会安谧，经济快速成长，为更大规模的侨汇投资打下基础。陈济棠深知侨汇潜力，他营造稳定的投资环境，大力号召华侨返国投资，有效激起投资热潮。1933年，广东侨汇金额为粤洋2.53亿元，1935年增至5.5亿元。“巡城马”的业务原本多是数十元的小额养家费，到了1930年代，养家费升格为创业侨资，单笔汇款常数以万计。

广东当局的下一着棋，是引导华侨投資政府的经济建设项目，推动产业升级，扭转国际贸易年年逆差的困境。陈济棠以省营糖厂为试点，侨商热情回应。广东当局继续推出海南岛建设等多个侨资经建项目，招商引资前景大好。1937年7月，侨商投资兴建的“南中国第一高楼”爱群大酒店盛大开幕，成为广州新地标，标志着侨商投资即将进一步扩大，抗战却在同月爆发，无情打断了侨资兴国的美好憧憬。

80年前的“货币战争”

抗战军兴，华侨大力支援抗日，侨汇大幅增加。1937年侨汇总额折合美元约1.5亿左右，1938年增至2亿，“巡城马”迎来前所未有的业务量。中央银行报告记载道：“‘水客资力微薄，每人经手侨汇数量不大。战前每帮至少数千元，战后则数额大增，每人所带，动辄数十万元。”只是好景不长。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又占领广属（广州府）、四邑、中山与潮汕等侨乡的主要县城，侨汇网路大受打击。1939年，侨汇金额下跌至1.5亿元，严重削弱抗日战力。

侨汇的重要性在于源源不绝地带入外币兑换法币。香港与上海是抗战期间中日货币战的主战场，日寇于沪港市场大量抛出由各地掠夺而来的法币现钞，全力贬低法币价格，重庆政府只能向沪港货币市场狠心抛售珍贵的外汇买回法币现钞，挺住法币。只是中央银行外汇有限，货币战只打了半年，外汇储备已近枯竭。此时，广东侨汇大幅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成为货币战的主力援军。

要稳住法币，还要吸收更多侨汇，单靠“巡城马”的力量是不够的。重庆政府决定让金融机关放下身段，模仿“巡城马”的经营模式，建立规模更大的通汇网络。

邮政储金汇业局率先吸收“巡城马”的经验，打通侨汇新管道。邮汇局握有现成的邮递网点，国内派送是老本行。因此，邮汇局与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合作，由华侨银行收汇，邮汇局负责国内递送。

邮汇局的汇款原本使用的是手续复杂的“汇票”，老百姓望之却步。为了争取侨汇，邮汇局特设“侨汇专差”，模仿“巡城马”送款上门。曾任广西邮务管理局局长的陆能柱回忆道：“投递侨款时，规定按址投送。如对收款人有怀疑，可由乡长、村长或左右邻舍的口头证明。如确找不到上述各种人证明时，只要察看收款人家内所奉祖先神主牌确系与收款人同姓者，亦可交付。收款人如系不识字的，侨汇专差可以代写回批，由收款人加盖指模为据，方便收款人处，真是无微不至。”

邮汇局手握大笔资金，无需做生意换现金，递送侨汇远比侨批局迅速。而且模仿“巡城马”的免付费模式，“无论穷乡僻壤或汇款多少，均派专差送交收款人，不取分文”，大获欢迎。

广东省银行也以“巡城马”为蓝本，开发出更完备的通汇模式。第一步以香港分行为轴心，细密铺开通汇网路：“指定香港分行为今后侨汇之征收机关，潮梅侨汇以梅县支行为经付总枢，并辅以兴宁、揭阳、惠阳、老隆、陆丰等十余办事处。澳门支行为四邑中山侨汇经付总枢，海南岛亦在腹地设处。至海外亦广设行所，除新加坡、暹罗外，保怡、吉隆坡等地，已赶紧筹备，若干小埠市，亦托当地批局银行驳汇。”

侨批局以“批信”通知付款，广东省银行则以电报通知，速度大增。但省行仍虚心学习侨批局的长处，不但收汇一律免费，更改善付汇方式，开办“巡城马”式的当面付款服务：“侨汇众多的地方，在各乡镇委托商店代付汇款，以求驳汇迅速。又举办航电联汇，与航信电报联络，由总行充分供给。侨汇众多的地区，增设华侨服务课……酌采‘水客送汇方法，将款直送至汇款人家属。”

完成了南洋通汇网，广东省银行更进一步，补上“巡城马”的通汇缺口。“巡城马”以自由行方式办通汇，下南洋得其所哉，但要经营跨越太平洋的美洲侨汇就很吃力了。因此，美洲华侨得付高昂汇费，向外国银行买仄纸（汇票）寄回家乡。更麻烦的是，仄纸得拿到香港的外国银行兑换，十分不便。奸商乘机压价收购，华侨吃亏甚大。广东省银行提出公平价格，在美洲华侨最多的四邑收购仄纸，“除按月每百收回邮费五角外，其余手续费一律免收”，有效提升美洲侨汇的积极性。

邮汇局与广东省银行的努力获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广东邮汇局于1938年开办侨汇业务，1939年经办侨汇金额已达到4000万元。广东省银行在1937年经办侨汇376万余元，1938年劲增至2396万余元，1940年达到8322万元，业绩压倒侨批局。

行有余力，广东省银行出手拉了侨批局与“水客”一把。在广州与汕头沦陷后，“巡城马”无法把资金带进内地，被迫停止收汇。省行增设办事处，以现款挹注侨批局，“巡城马”绝处逢生，纷纷复业，“批款几全部假省行接济”。

“巡城马”、邮汇局与广东省银行三强联手，成功维持了侨汇通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带入侨汇总计4.5亿美元，有力支撑了法币。回顾这段货币战轶史，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杨格感慨道：“侨汇立场坚定，鼓舞人心，是法币的重要支柱。无论汇率变化如何激烈，上亿美元的侨汇总能发挥稳定作用。”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