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自然科学家的山水岁月

2022-05-31 20:09吕植
飞碟探索 2022年2期
关键词:雪豹三江牧民

吕植

我的兴趣一直在变化,从熊猫扩展到青藏高原,从研究到实践,从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到了解人的行为选择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而贯穿其中的,是对自己的观察和反省—人了解自己其实是最难的。

爱读书的调皮孩子

我从小是看杂书长大的。

上小学的年代,从课本中能接触到的知识非常有限,但空闲时间很多——每周有3个下午老师要进行学习,学生放假,所以我就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好在父母都是教师,家里还有些书,我就逮着什么看什么。从整套的《人民文学》、“历史地理小丛书”,到《鲁迅全集》《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很多看不懂,我就在里面找故事,囫囵吞枣地往下看。

父母的朋友见我爱看书,就把他保留下来的书借给我看,有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和一些苏联小说。后来,国外的文学作品重新印刷出版,家里买了整套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和妈妈抢着读。到我准备考大学了,妈妈怕我不认真学习,就不让我看小说了。我就把小说藏在抽屉里,桌上放着教科书,妈妈一来,我就往前一靠合上抽屉,等她走了再继续看。

这时候可看的书多了起来。中学的时候,我看了一些国外的科普和科幻作品,像《物理世界奇遇记》《爱因斯坦传记》,还有阿西莫夫的作品,我开始对科学和哲学感兴趣。

这样一来,我上学就有点应付了,虽然考试还过得去。上大学之后,我的这个毛病也没怎么改,除了应付功课,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看杂书,考试前一两周才临时抱佛脚。所以我对学生也很理解,没学好不赖别人,是自己没用功。

我从来都不是个特别听话的学生,有时也给老师捣乱,比如老师念错了字,我会小声纠正,弄得老师很尴尬。我的语文老师曾经做过我姐姐的班主任,就跟我妈抱怨我不如姐姐。住校的时候,我经常在宿舍熄灯后,点着蜡烛组织同学上演自己编排的各种节目,精力旺盛闹着玩。偶尔被抓住了,就得去小操场罚站。我因为这个写过两次检讨。

当然,我也想上最好的大学。我爸妈都是学文科的,选专业的时候,我自己有点儿犹豫是选文科还是选理科,但家里人全都赞成我选理科。那时候,国家正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到处在说科学的春天来了,所以我最终决定了选理科。

我是甘肃人,1981年北大在甘肃招生,文理科加起来才20个人,理科只招4个专业8个人,很幸运,其中恰好有生物。

对生物的兴趣缘于我初中时看过的一部英国电视剧《达尔文》。达尔文在环球航行中前往人迹罕至的异域,看到形形色色的生物和人,这些观察启发他总结出了物种起源、演化和灭绝的逻辑。这让我很着迷,于是找来达尔文的《小猎犬号环球航行日志》,里面涉及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分类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等生物学各个领域的知识,虽然其中不少描述挺枯燥也很生疏,但他的探险经历和对自然的观察非常引人入胜,让我无限向往——这是我的生物学启蒙。因此我报考了北大生物系。

我上大学的时候,北大校园里各种当代思潮和讨论都非常活跃,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科学、哲学和文学领域的最新话题,我自己也在图书馆翻阅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籍。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塑造了我的世界观的基础。

与大熊猫在一起

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生物系学的东西和我想象的差别很大。入校后需要选专业,都是我没听说过的: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细胞遗传学……我只好随着要好的同学选了生物化学专业(简称生化专业),上的课也主要是化学,有很多实验室的工作,和生物本身的接触是非常少的。当时我就感到有点儿无所适从,好像来错了地方。我有点儿不甘心,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点儿别的事。

我很幸运,在大二结束的暑假,跟着其他专业的同学到烟台参加动物学实习,在那里碰到了带队的潘文石老师,他当时在卧龙保护区做大熊猫研究。潘老师很擅长讲故事,每天晚上都有一帮小孩儿围着听他讲熊猫,以及他早年在西藏的科考经历。我这才知道北大生物系也有人在野外做研究。后来我就考了潘老师的研究生。

1985年,我在读大四的时候开始了在陕西秦岭的大熊猫研究,自此,1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3年博士后,以及之后直接做熊猫保护实践的5年,一共15年。其中,有10年的时间是在做研究,基本上涉及了熊猫生活史的各个方面:食性、分布和活动规律、种群动态、社会行为、遗传多样性,以及生存面临什么困境等。当然,10年时间也不足以回答关于熊猫的所有问题。

说起熊猫,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好可爱,也有不少人认为熊猫很笨,很弱势,繁殖力不行,这导致它走向绝灭。这些都是误解。熊猫其实很有力量、很聪明,有很强的适应力,繁殖力也与其他大型动物并无二致。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至少三四百万年,与它同时期生活的许多更强悍的动物,如剑齿象、剑齿虎,早就绝灭了,可以说熊猫是一个进化史上的优胜者,尤其是在近几万年与人类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它采取了与世无争的策略,得以存活到了今天。

在野外,如果离得太近,熊猫也会出于防卫攻击人,特别是带崽的雌性熊猫。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形,好在每次都能强作镇定,以气场制胜,让扑上来的熊猫止步。熊猫的力气很大,竹子一下就能咬断,人的骨头当然也不在话下。

了解熊猫,除了通过收集数据进行分析以外,和它们生活在一起,认识它们,认识森林的各種细节,体会它们在林子里生活的感觉,也是我个人在10年研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就和学游泳时讲水性一样,研究动物也要讲究自然性,其实就是与动物、与自然在身体和感性上的连接。这个我们骨子里就有,最多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自然性生存的,而我们如今已经忘记了。

那10年中有7年时间,我几乎都待在野外,一待就是几个月。时间久了,当你走进森林里,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熊猫会不会喜欢。刚开始去野外时,很难碰到熊猫,不知道它们躲在什么地方。这样过了两三年以后,去了就知道往哪儿看,看见熊猫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你就知道该上哪儿去找它们。你就像它家里的一个熟悉的客人,慢慢地了解了它的脾气、它的习性,它某个时候大概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环境是它喜欢去的。同时训练出来的,还有自己的眼力和听力,比如雪地里哪一团黑白是熊猫的形状,哪些微妙的动静可能是动物弄出来的,去久了自然就清楚了。

这些感性认识对分析数据很有帮助,特别是当我们用模型来解构变量的时候,良好的直觉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哪些结果符合常识,哪些恰好相反,背后的原因又可能是什么,需要如何进一步收集数据做哪些分析,以及究竟是需要解构还是需要整合……没有野外的经验,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

科学家所积累的,除了知识和信息外,是直觉和判断力。自然的研究者,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应该是一门必修课,这是机器和模型仍然无法取代的。

也正是熊猫,把我带上了自然保护这条路。刚参与熊猫研究时,我完全没有想过环境保护的问题,当时我热衷的是达尔文那样发现新世界的好奇和探险,是熊猫引导了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

发现学术和实践之间的距离

观察熊猫时我们发现,除了几个保护区外,所有熊猫生活的森林都在遭遇砍伐。在秦岭长青林业局时,我们跟着熊猫在林子里观察,了解到熊猫对森林的依赖,比如雌性熊猫有固定的产仔洞,如果天天有人在这里砍树,它的繁殖当然就会受到影响。

人要生存是没有错的,而熊猫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要继续生存下去也是天经地义的。有没有办法可以两全其美呢?这时候,我关心的问题就不只是了解熊猫本身了。

熊猫本身没毛病,我10年的研究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熊猫靠吃竹子就可以获取足够的能量,野外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也不是近亲繁殖,生儿育女的成功率和其他大型动物一样正常。有人曾经说熊猫的繁殖能力不行,其实这种话稍微深究一下就知道是站不住脚的。熊猫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生存历史,如果繁殖能力不行,早就灭绝了,何用等到今天。导致熊猫濒危的原因是人——猎杀熊猫和侵占熊猫的栖息地。

我当时面临的处境是,研究了这么多年熊猫为什么濒危,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写论文,拿到了各种学位,然而,发现了濒危的原因却不能解决濒危的问题,这让我感到很受挫。我意识到学术研究和实践之间的距离,以及你做研究想解决的问题和真正的问题得到解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研究无用,相反,研究很重要。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没有很多人的野外研究,也许保护熊猫的做法就会变成把它们放进圈养繁殖中心人工饲养。建立保护区、设立保护目标,也都需要科学的信息和依据作为支持。但是,有了科学,并不能真的解决熊猫濒危的困境,因为这里涉及人与动物在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冲突问题。如果与砍伐相关的一系列当地人的生计问题不解决,熊猫栖息地保护就没有希望。于是,我在做了10年(1985—1995)的熊猫研究之后,决定做一点实践工作。

我的目标是在研究和实践之间搭起桥梁。我想做的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做研究;同时研究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

20世纪80年代末,保护生物学正式成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学科。我的工作是属于这个领域的,但我开始做熊猫的工作时,保护生物学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保护生物学是随着不断出现的环境危机应运而生的,目标是用科学的方法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可以说,这是一个生态学的应用学科,仍然非常缺乏实践的案例,特别是实践成功的范例。就像医学一样,只有理论没有临床,是不能治病的。

于是,我选择参加民间的环保机构。当时国内的环保机构很少,所以我加入了国际环保组织。

公益机构,协调保护与发展

公益机构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对它的理解是:它满足的是社会的公共需求,做政府、企业、学术机构不做的事情;可以大胆创新、创造和试验新的理念,有风险但也有价值;不受行业、领域和既有框架的限制,既有独立的个性,又有跨领域的优势;它通过社会认可而获得社会的资源支持,当然就要承担社会责任,建立社会信任。

当时,公益机构的定位恰好可以满足我对自然保护的研究和实践两方面的兴趣。

1995年,我参加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简写为WWF),花5年时间在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做了一个“保护与发展综合项目”(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ject,简写为ICDP)。

其实,我在偏远的秦岭大山里思考的熊猫保护与人类生存的问题,也是整个保护界的反思。

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让当地人从保护中受益而不是受损,是目前保护工作的趋势。这很难,但如果不这么做,保护也很难实现,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公平性的问题:自然保护的宏大目标不应该以当地百姓,尤其是很多贫困百姓的生存和利益为代价。

既然“保护大熊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那我们何不多花一些心思和努力,让这句墙上的标语变成现实?因此,这些年下来,我专注做的一件事就是基于社区的保护:研究和实践鼓励机制,让当地百姓成为保护者,并从中受益。

从ICDP开始,20多年里,我们尝试过不少事情,从生态旅游、林副产品,以及后来的生态补偿,到生态文化,再到制度,包括市场的安排与开拓。有些失败了,有些還在尝试,在不断演化,从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我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认真回顾总结过去20多年里做的林林总总—到底什么是有用的,背后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

WWF之后我又在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简写为CI)做过7年,工作的范围也从熊猫扩展到了整个中国西部,这里是目前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特别是保留了诸多哺乳动物的栖息区域。青藏高原的大型食肉动物种数是世界上最多的。

2007年,我和几个朋友创建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差不多同时在北大建立了一个“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这些年下来,主要做的是两件事:基于社区的保护实践,通过研究支持保护的行动和政策。现在这个机构已经由年轻人来承担领导的责任了。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我在北大的团队近几年还做了一件事:自然观察报告。

通过独立收集和分析已经公开的数据和信息,评估中国的生态保护成效如何,并进行发布。这些年政府和民间都投入了很多资金保护生态,究竟有没有起到作用?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将自己收集多年的信息全部放在网上,进行了共享。我们还建立了一个自然观察的网站和手机App,联合一批有同样兴趣的机构共同建造一个数字化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让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和手机上看到某个地点有什么物种、栖息地的状况、是否有保护区,以及过去几年的变化是好是坏。

雪豹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牛羊重要

三江源位于青海省南部,因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所以被称为三江源。三江源在我国的自然保护中率先得到重视,先是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后来又发展为综合生态试验区,到了今天,成为国家公园的第一个试点,也成为第一批建设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

我们国家建立的各种保护地已经占到土地面积的近20%,但是所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兽类最高,也只有百分之十几,鸟类、两栖爬行、鱼、植物,大多不足5%,所以大部分的物种都在保护区之外,要靠更多的人,特别是当地居民来参与保护。

但是,如何让生活在偏远区域的老百姓参与保护呢?不能让他们受益,这是很难做到的。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三江源做的,就是支持当地农牧民来做保护,并且把这样的做法推广到主流的保护体系中去。

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又干又冷,植物的自然降解速度是非常缓慢的,牛羊吃草会加速物质的循环,适度放牧反而会提高草原的生产力。因此,在三江源存在一个牧民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可能空间。

事实上,这里的百姓都世代秉持着朴素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传统文化中也有保护自然和善待其他生命的自律和规范,这大大减少了保护的社会成本。我们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和社区一起,示范自下而上的保护成效,协助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沟通,把民众传统的保护意愿和行为与国家的保护体系和政策结合起来。

现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了公益管护员的体系,每一户会有一个管护员来做保护,国家支付工资,让老百姓不仅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也从保护政策中得到实惠。

雪豹是我们在三江源工作的核心。它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如果它还在,说明生态系统是完整的。然而,牛羊也是雪豹的食物,于是就有了雪豹与人的冲突。这就引起了讨论,老百姓的牛羊重要还是雪豹重要?当然都重要!但谁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我们跟当地牧民和林业与草原局讨论之后,筹钱为牛羊建立了一个保险基金,让老百姓自己也拿一部分钱给每只牛羊投保,成立委员会,牧民自己管理这笔钱,赔偿审核由自己推举的当地有威望的人来做,赔偿的规矩也由自己制定,包括必须自己做好牛羊管理等。这样大大降低了赔偿的成本,提高了双方的满意度,同时建立了政府与老百姓在这一问题处理上的互相信任。

如今,这个做法正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推广,建立村保护基金,由牧民和村委会自己管理,自己制定规则。也就是说,把保护的权利赋予了当地社区,通过赋权来影响老百姓的行为和责任感。

作为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雪豹在全球的分布栖息地有80%和人类牧场重叠。在这些区域中,如何在兼顾牧民生活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确保雪豹的种群健康?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助理教授肖凌云博士在《动物保护》杂志发表论文,首次揭示了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人与雪豹成功共存的机制。

研究团队根据放牧强度,在三江源自东向西选择了7个项目研究地点,持续收集家畜、岩羊和雪豹等多个类型的数据,分析三者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家畜密度的变化并没有对雪豹和岩羊的生存状况造成负面影响,三者之间呈现较好的共存关系。通过更细尺度的分析发现,岩羊和家畜在生态位上形成了分离。家畜更倾向于利用水草更丰美、更平缓的河谷地区,而家畜不常使用的懸崖峭壁,以及崎岖岩石的附近,却是雪豹和岩羊最重要的栖息地。这种空间利用上的分离,很好地保护了雪豹及其主要食物岩羊的种群健康,尤其在资源短缺的冬季,体现得更为明显。

目前,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雪豹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关注和保护。该研究成果表明,基于科学的管理计划,可以实现在同一片草场上,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

(文/徐谭 据光明日报客户端)

如果没有长期连续的实地监测,很难根据一个地方的野生动物的状况和变化来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也就无从评判保护措施是否有效。于是从5年前开始,我们试图在三江源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监测系统。但是我们就这么多人,靠自己做不了这件事。于是我们想了同样的办法:靠当地社区来完成。

我们把当地划分成5千米×5千米的网格,每个格子放置两台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并由一名牧民负责。牧民对自己的牧场比我们更加熟悉,拍出来的动物照片也能让他们感到自豪。现在,这个监测网络已经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很多村子铺开了。监测的信息既能为三江源的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更好地激发牧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进行学术研究。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在三江源向世界示范一个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范例。

打破框架

“你是哪儿的?”“北大。”

无论如何小声,这句话一说出来就已经是一种高调了。“北大”两个字代表着这个学校多年积淀的信誉,北大教授的身份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源,帮助你打开无数的大门。这一点在开拓一个新的工作地点时尤其明显。

我十几岁来到北大,在燕园里成长。30多年的人生都和北大紧紧联系在一起。北大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家,就是能包容你的地方。我做的很多事情可能没法纳入某一个学术领域,不能体现在晋升教授的惯常指标里,但不管我的行为多么不合常规、“不务正业”,只要合理,就能被包容、理解,而且有相对充分的自由。

2016年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共赢之路,设立了“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共有17211名牧民持证上岗,当地牧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守护者。此外,摄影家、牧民、漂流爱好者……他们同样利用自己的知识,用科学、本真的方式守护着三江源每一寸山河的生态。

在此基础上,三江源国家公园积极开展澜沧江大峡谷览胜走廊、黄河探源等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动,提高牧民的经济收入,积极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以社区为单位从事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等工作,使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收益。

(文/万玛加王雯静据《光明日报》2022年2月28日第5版)

当然,近年来我也用心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花更多的时间在指导学生、写论文和上课上面,争取不愧对北大教授的称号。我讲授的《保护生物学》全校通选课,评价还不错。有学生上了我的课之后,决定选择生态保护作为自己的职业。这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不断有新的学生加入进来,会逼着我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认识,我从学生身上学到了更多东西。

人有惰性,特别是当你在一个领域里感到得心应手了以后,就很容易走向固化甚至自负,张口闭口以我为中心,这就意味着你要过时了。年轻的时候我很看不起这样的人,但我现在过了50岁,开始感觉到必须要有意识地努力,才不至于变成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我对专业领域的框架有一种天生的反抗,不过前提是你得对专业领域和它的框架有足够的了解,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有可能打破框架,融会贯通。如果不了解就反抗,那就是无知了。

我的兴趣一直在变化,从熊猫扩展到青藏高原,从研究到实践,从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到了解人的行为选择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而贯穿其中的是对自己的观察和反省——人了解自己其实是最难的。

本文内容摘编自《我在北大当教授:20位北大学者访谈故事集》一书,知识实验室编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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