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对农机本地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研究
——以湖北省监利市和江陵县为例

刘 笑，周 晶，郭张薇，马梦燕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农业机械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发展动力。2020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报告指出：“2019 年，中国农业机械装备保有量2.01 亿台套，农机总动力达到10.3 亿kW，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0%，农作物机耕、机播、机收作业面积达到48.2 亿亩次，比2004 年增加27.4 亿亩次”［1］。

随着机械化的推进，以及对规模化生产的要求，农机社会服务市场应运而生，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作为农业社会化体系的一部分，其为整合小且细碎的农户需求、配置农机资源、深化分工、推进规模化生产的进程提供了合理路径。一方面，通过比较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地规模经营论和服务经营规模论，罗必良［2］指出由农地规模经营论转向服务经营规模论是顺应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向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仇叶［3］指出当农户对农业机械服务需求具备一定规模水平时，会促使专业化市场的形成。随着近年来中国农机服务市场的新型主体、新型业态、新型模式不断涌现，发展势头良好且成果显著，为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动力，在实践中，农机本地作业服务市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市场模式。不同于一般市场，由于其本土性、当面交易性等特点，受到熟人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费孝通［4］在《乡土中国》中阐释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一特性也使中国农机服务市场嵌入以关系网络为主导的熟人社会。熟人关系使得本来纯粹的经济交换关系向社会交换关系扩展，供需选择过程中掺杂了社会性、道德性以及个人感情等成分，进而导致本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服务价格、质量和收益等因素不再是农户关注的重点。关系网络对农户及农机手供需行为皆会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进而对农机服务市场的形成产生影响。

本研究基于在湖北省监利市和江陵县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从农机手和农户的角度，通过理论梳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关系网络对本地农机服务市场的影响机制，归纳关系网络对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路径，进一步对关系网络下农户和农机手特征及行为特点进行探究梳理，以期为本地化作业愈发凸显的稻区农机市场服务的发展开拓新思路，同时为农村资源更优配置和维持市场内部稳定提供建议。

1 文献综述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机手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中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且仍在大范围普及。与此同时，基于人多地少、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基本农情［2］，中国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局面。

然而，在中国乡土社会大背景之下，最独特之处即“关系”的存在。刘金海［5］认为，“关系-网络”范式更能解释传统中国农民的社会行为。贺雪峰［6］也发现农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公正观，即他们在权衡自己的行动时，一般不根据自己实际得到的好处，而是根据从他人处得到的收益进行比较。这是因为每年大量外出兼业的农户，极少数能在城市中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并找到价值归属，所以大部分农户仍然选择依赖于村庄内的互助网络［5］。此外，南北方农机作业市场半径大小也存在较大差异。丁从明等［7］认为导致中国南北方信任模式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农业种植方式的不同，即水稻与小麦之间农期与劳动力需求的差异，且由于代与代之间的文化复制与传承，信任观念的影响持久深刻。另一方面，农户多为风险规避者，他们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兼顾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8］。因此，乡土社会下农户进行决策时深受其所在关系网络影响，特别是其中的熟人关系。

在本地农机服务市场中，由于熟人关系下的买卖双方都彼此熟识，这不仅增强了作业信息的流动性，且可以借助信用、声誉等约束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降低违约行为和纠纷等的发生概率［9］，进而提高交易效率。因此，农业机械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受限制信任水平，缩小了交易半径［7］。相反地，若某农户未选择熟人服务，他极易面临社会关系制裁，更易被当作无法处理邻里关系的无能行为［10］。同样地，农机手作业时也会受到熟人关系的影响。

纵观已有文献，目前对农机服务市场和关系网络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特别是针对乡土社会中关系网络影响下形成的本地农机服务市场特征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且缺乏农户和农机手2 个角度的全面分析和梳理。鉴于此，本研究将结合湖北省监利市和江陵县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中的农户和农机手2 个角度出发，探究关系网络与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形成的关系。

2 理论分析

2.1 关系网络通过供给主体间冲突规避机制影响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

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供给主体为规避与其他本地外供给主体及服务供给主体的双重冲突，尽量不跨区作业，且不选择邻组、邻村等近距离区域作业。

一方面，跨区作业会影响当地农机手的业务量，进而损害其利益，且陌生环境下的直接利益冲突会给跨区作业农机手造成额外的代价，如被排挤、被拦截，甚至双方发生打斗行为。另一方面，关系网络下的熟人环境会对农机手自发界定作业服务范围造成约束。当周边村出现农机时，本村农机手会缩小作业辐射范围来确定内生型服务市场的边界。熟人服务会给“外面的”服务主体进入农村市场制造壁垒［3］，导致一个相对封闭、排他的服务市场形成。因为在乡土社会的道德约束下，人们以“和”为贵，会在潜意识里规避直接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树立自己在村民们中的良好形象，从而保持自身固定的业务量。当每个农机手确定作业边界后，会与此范围内的固定农户达成长期交易，从而形成长期固定的作业范围和供需关系。如有位农机手在访谈中说：“我多年只在六组收割，无范围变化，别人组也有自己的农机，一般不去别组工作，除非有人来请，避免闹矛盾。”关系网络通过农机手对双重冲突的规避固化了农机手作业范围对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最终促使本地化农机市场形成不重叠、多中心、内部稳定的格局。

2.2 关系网络通过供需双方风险规避机制作用于农机服务市场

农机服务市场中的不确定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2 个方面：一是农机手角度的无业务风险；二是农户角度的无供给风险和服务质量无保障风险。由于农业生产风险大，农机手与农户都会时刻规避不确定性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基于农机手角度，近年来在农机补贴政策的鼓励下，选择购置农机的农户数量增加，农机服务市场趋于饱和，使得农机手愈发担忧业务来源的数量与稳定性。此外，农业固有的生命节律性和分散化特征［5］造成农机服务需求量分布不均。由于农户需求无序，农机手为了避免外地无订单、被本地市场排斥等问题，更倾向于为固定的农户提供农机服务以维持稳定业务量。基于农户角度，其倾向于选择熟识的农机手解决细碎化需求［3］，为水稻生产环节购买及时、稳定、便利、有保障的农机服务，从而规避陌生人作业质量差的风险。供需双方风险规避机制的最终影响是形成内部供需关系稳定且长期不变的农机市场特征。

2.3 关系网络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影响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

通过梳理交易成本理论研究［11，12］，并结合农机服务市场特征，交易费用可以分为作业信息搜寻费用、服务价格议价费用、作业监督费用和交易违约费用。

一是农户通过利用其拥有的关系网络更快、更便捷地与农机手联络，农机手也能较快获取作业信息，因此关系网络的存在提高了信息的流通效率，随即加快服务商的觅价速度，降低讯息费用［13］；二是相比与外来服务主体进行经济交易，农户与本地熟人服务的合约更加弹性化［10］，费用金额和结算时间都可以商议，基于此双方更易达成共识［3］，从而降低议价费用；三是通过供需双方的信任和熟人社会下的道德约束，在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中建立具有强约束力的信任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作业监督费用；四是社会网络的构建可以有效抑制双方为保全自身利益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违约事件的发生概率，降低交易违约费的支出概率。以上4 项费用均有降低的可能性，即关系网络的存在可以降低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内部的交易费用。

2.4 关系网络通过社会交换影响农机服务市场

农机服务市场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社会分工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4］。本质上，小农户购买生产性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是即时的经济交易，更是社会交换［10］。农户选择购买本地供给主体农机作业服务，是考虑长久利益后进行的一种兼具实物交换和人情交换的行为。而由于社会交换具有延时性，其在未来会为包括农户和农机手在内的交换双方建立稳定的互惠机制，如红白事的操办、生活杂事的帮扶帮衬等。因此，为维护该社会交换关系，农户倾向于选择熟人作业，农机手倾向于为熟人提供服务，进而形成熟人特征明显的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

3 关系网络下农机服务市场内农户和农机手特征及行为特点描述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9 年7 月在湖北省监利市和江陵县11 个村的农户和农机手调查数据。监利市和江陵县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南端、洞庭湖北面，是长江中游的港口城市，属典型的“鱼米之乡”。其粮食总产量位于全国县市前列，其中水稻总产量居全国县市前列，且机械作业普及率高。

通过实地问卷调查，随机抽取农户和农机手，共获得农户问卷141 份，经过后期检查处理，有效问卷13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8.6%。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基本状况、选择的农机作业服务类型、农户与服务主体的关系、选择原因。同时获得农机手问卷33 份，有效问卷33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100%。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机手基本信息、2017—2019 年各不同半径范围内年度累计作业面积、作业半径、不外出作业的原因等。

3.2 关系网络下农户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特征

3.2.1 各生产环节农户使用农机服务情况 本研究将水稻生产分为耕整、播种和收割3 个环节，通过统计得到农户在各生产环节使用农机服务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 可知，在耕整和收割环节，大部分农户会选择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在播种环节，使用自家人工、耕牛的农户较多。受水稻各生产环节特点的影响，目前水稻的播种环节仍以自家人工、耕牛为主，其占全部受调查农户的88.49%，主要是因为机械化播种对田的平整性、规模性要求高且过程复杂，播种质量很难保证，因此大多数农户仍选择传统的人工播种插秧。此外，由于购置用于耕整农地的农机价格相对较低，所以耕整环节中除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之外，也有部分农户选择使用自家机器。总体而言，农户在收割环节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积极性最高。

表1 各生产环节农户使用农机服务情况

3.2.2 农户选择的农机作业类型情况 本研究以农户为中心，根据农户所选择农机手作业范围大小，将农机作业分为小组内服务主体、小组外村内服务主体、其他村服务主体和跨区服务主体4 个类型。各类型主体分布频数和频率如表2 所示。

由表2 可知，农户在进行各类型农机作业服务的选择时，25.90%的农户选择小组内服务主体提供农机作业服务，49.64%的农户选择小组外村内服务主体提供农机作业服务，9.35%的农户选择其他村服务主体提供农机作业服务，25.18%的农户选择跨区服务主体提供农机作业服务。

表2 农户选择的农机作业类型情况

整体来看，选择小组内服务主体和小组外村内服务主体的农户较多，进一步验证了理论部分中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同小组或同村的农机手提供农机作业服务这一分析。

3.2.3 农户与农机手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农户与农机手之间的关系分为4 类：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4］的供需双方关系归为亲缘关系；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形成的供需双方关系归为地缘关系；以交情为纽带的供需双方关系归为熟人关系；陌生人归为生人关系。农户与农机手之间关系的分布频数和频率如表3 所示。

由表3 可知，彼此为熟人关系的农户占比最大，为62.59%；彼此为生人关系的占比为30.22%；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占比分别为2.16%、10.07%。细分农户和农机手之间的关系时，农户和农机手之间以熟人，即通过交情为纽带建立起的交易较多，而亲缘和地缘这2 种关系对双方建立交易的作用反而较弱。由此可见，乡土社会下人与人的交情在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户会出于维护熟人之间的交情而选择熟人作业，维持社会交换。

表3 农户与农机手之间的关系

3.2.4 农户选择相应农机手的原因 农户在选择农机手提供服务时会综合多种因素作出个人最优决策。本研究从社会交换、价格、质量和距离等因素出发，对农户选择相应类型农机手的原因进行统计，得到如表4 所示的结果。

由表4 可知，选择原因包括“熟人关系好，相互帮忙”和“跟中介关系好”的农户占比最大且相同，可见关系网络在农户选择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好”意味着关系亲近，亲近的关系会对双方形成隐形的道德约束，进而使费用多少和支付时间更具弹性化，同时降低了交易费用和风险，因此关系好成为农户选择农机服务时的主导因素。其他原因中包括机器型号、附近没有可以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机手等。总体来看，农户倾向于选择关系好的农机手，以规避风险、降低费用。

表4 农户选择农机手的原因

3.3 关系网络下农机手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特征

3.3.1 农机手基本情况描述 调研对象中兼业型农机手占大多数，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的同时会从事其他工作。他们一般拥有1 台农机，或同时拥有耕整机、播种机、收割机中的2 种，农机购买年份集中在2015—2018 年。可见近年来在补贴政策的激励下，农户购买农机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这加剧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中的竞争，使市场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3.3.2 农机手作业范围 对农机手在2017—2019年不同范围内的累计作业面积进行统计，得到如表5 所示的结果。

由表5 可知，基于作业范围，农机手作业以村内为主，以其他村镇和县外作业为辅。2017 年受调查农机手的累计作业面积排序为组内＞村内他组＞县外＞其他村镇，其中组内作业面积占样本作业总面积的53.28%，村内他组作业面积占24.92%，其他村镇作业面积占10.06%，县外作业面积占11.74%。2018 年和2019 年村庄内部与村庄以外累计作业面积大小特征与2017 年相似，且相较于2017 年，农机手在其他村镇和县外累计作业面积有所减少。这从供给方的角度证明了在关系网络下农机手倾向于选择本地作业，外出作业逐年减少。

表5 2017—2019 年不同作业范围累计作业面积统计 （单位：hm2）

当以作业半径衡量农机手作业距离时，作业半径均值为11.15 km，最小值为1.50 km，最大值为60.00 km。农机手的作业半径保持在较小范围内，既保持了稳定的市场，也避免了因跨越边界造成的矛盾。

3.3.3 选择不外出作业的原因 33 份农机手样本中，32 位农机手均以村内作业为主，其中有72.72%的农机手以组内作业为主，其他组为辅。对32 位农机手在本村开展作业而不选择外出作业的原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由表6 所示。

由表6 可知，农机手选择不外出作业的原因中，“怕与其他地区服务主体闹矛盾”为最主要的原因。这验证了理论部分所提及的农机手为避免熟人社会下的冲突，自发界定作业服务范围，形成“无形的屏障”；同时也不会进入其他农机手的作业区域，从而使农机服务市场本地化特征愈加明显这一分析。

表6 农机手选择不外出作业原因分布统计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农户、农机手2 个角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乡土社会中关系网络对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进行了梳理，主要结论如下。

1）水稻生产环节中，农户在收割环节的农机服务使用概率最高，而在耕整和播种环节的农机普及率较低。

2）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关系为熟人的农机手进行农机作业，选择原因主要有2 个方面：一是农户通过其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可获得更便宜、便利、快捷、稳定、有保障的农机服务，二是通过购买熟人的农机作业服务可以维系自己的社会关系。

3）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现状下，农机手在本小组提供的农机服务大于在村内他组、其他村镇或县外区域，且该现象逐年显著。农机手普遍向固定的、以所在小组或村庄为界限范围内的农户提供农机服务。其主要原因是“怕与其他地区服务主体闹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避免被外地市场排挤而选择本地作业，另一方面受关系网络影响，在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现状下，农机手为避免和邻村或邻组农机手因为“抢活”产生冲突而更倾向于本小组作业。

4）通过关系网络选择熟人作业对农户和农机手均有利。一是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各项费用；二是可以加深双方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三是可以规避双方风险，包括农户的服务质量无保障、价格高、服务不及时风险和农机手的无业务风险。

总体而言，在关系网络的影响下，由于供给主体间的冲突避免、供需双方的风险规避、降低交易费用和维护社会关系4 条机制的存在，农户和农机手形成了稳定的供需关系，农机手也形成了自身固定的作业范围，进而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形成多中心、小范围、边界不重叠的形态。

4.2 建议

4.2.1 建立本地化农机服务组织，整合农户需求，提高市场效率 仅通过关系网络建立起的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市场垄断、资源浪费等弊端，但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议价成本和农业生产环节的风险。这为当前乡土社会下本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即增加本地农机手之间的沟通，建立以村为单位的本地化农机服务组织，减少本土农机手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整合农户需求，实现本土化农机市场高效率运转。

4.2.2 农户和农机手通过关系网络建立稳固联系，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购置农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同时由于信息不流通、沟通成本高，农机服务需求和供给不能充分进行匹配，农户和农机手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实践证明，关系网络对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交易费用具有显著的作用。利用关系网络寻求供需信息，农机借力乡土熟人社会，更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