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设团体与中国建设道路之探索

杜 慧 岳谦厚

(1.山西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2.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建设新中国相号召。为协助政府动员民众参与建设，并探求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合理合情合势之途，各种建设团体在建设浪潮中应运而生，对中国建设之进展及路向选择影响较著。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民国建设团体尚缺乏全面深入而又系统性的专题研究。(1)受传统革命史观研究范式影响，学界对社会团体的关注点集聚于代表工农及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会组织方面，如李永芳的《近代中国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魏文享的《农会与农政：近代农会组织与农业建设(1927—194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与《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等对农会组织本身及其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所做的研究；王翔的《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对近代手工业行会演变和时代特征及其对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所进行的探讨；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与冯筱才的《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分别从社会史和学术史角度对近代中国商会的考察；魏文享的《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彭南生的《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等对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角色和时代特征及其地域特色所进行的专门考究。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社会团体”的视角微观切入，聚焦民国时期建设团体对国家建设之路的探索，洞察中国现代化建设之关键所在；考析建设团体与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探寻现代化建设中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契合点。

一

国家建设非全国民众“自觉自动起来，有组织的要求，有改造的信仰，不足奠基于永固”。(2)乔启明：《试论我国战后农业建设之轮廓》，《农业推广通讯》1942年第4卷第7期，第4页。民国建设伊始，对社会宣传与动员的迫切需要殊非楮墨所能形容。孙中山虽早在《建国方略》中即倡言建设并擘画了中国建设的蓝图，但并未引起社会各界注意，以致其纵然“费尽心血，而结果毫无”。(3)张振华：《国民心理建设的新路》，《中国建设》1936年第14卷第3期，第58页。直至北伐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始将“建设”提上日程，“分设各部，从事建设”，复于1928年2月设“建设委员会”以专其责。(4)张人杰：《本会创办之缘起》，中国建设协会编：《中国建设协会成立纪念专刊》1929年12月1日，第29页。但建设委员会最初开展的建设除面临经费、人才等困难外，尤受“散乱懵懂社会环境”的影响难以展步。当时一般人不明了建设的必要性，认为讲建设“是多事是废话，不但不愿协助且常有破坏行动”；还有许多人以为建设是一件“容易事”或“难事”，都不愿与政府通力合作；甚至有一部分“负建设责任的人”亦没有“认建设是义务”，为国家社会“谋利益，求进步”，反而“视建设为权利”；(5)曾养甫：《建设委员会曾副委员长工作报告》，《云南建设公报》1930年第7期，“工作报告”第10页。尤其是深闭固拒的乡村民众不但“不懂得”且“不愿有”“深怕有”建设事业；那些在乡村“地位很高，名望很好，权力很大”的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另有经营的事业，是他们向来把持着经营的”。(6)卢作孚：《乡村建设》，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因此，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似乎应该是开始建设的时光了，环顾国中情形，不但建设的进行很觉迟缓，即建设的呼声也很微弱而无力”。(7)孙科：《革命建设与民生主义》，《铁道公报》1929年第5期，第158页。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开篇中就言：国家建设之进展端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8)孙中山：《建国方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亦意识到国家建设单靠政府是不够的，惟有“使人民知自求之”，立建设“以为的，趋而赴之”，然后“革命之力，不为徒劳，而革命之的，终可以达”。(9)张静江：《民德杂志缘起——民国元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张静江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339页。因此，张静江联合建设方面众专家学者于1929年3月成立中国建设协会，致力于建设事业的研究、宣传与社会动员。作为融通政府建设与社会力量的“桥梁”，中国建设协会主要受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各省政府及建设厅的资助与委托，辅助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全国各地建设机关、团体、各大学、各专门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皆与中国建设协会往来密切。

在建设经验与人才极度缺乏而又亟需建设的历史情势中，中国建设协会成为民国时期不多见的既能辅助各项建设事业又可作建设部门顾问的综合性建设团体，不仅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宣传与社会动员，而且以协会为载体聚合各领域建设人才、以专业建设团队的身份为政府欲行的各项建设建言献策，以使“建设”成为“易行之事功”；(10)《中国建设协会章程》(1929年)，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04-002-0112-0022。多数会员亦亲身参与到专业建设团体的组建及运行中。(11)孔祥熙、王正廷早在“中国建设协会”成立之前即发起组建“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并与孙科、郑洪年共同致力于“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的筹建。此外，孔祥熙还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且为“中国县政学会”发起人之一。其他中国建设协会会员如黄伯樵与霍宝树、王志莘发起组建“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后，又参与到“生产建设协会”组建中，胡庶华、曾养甫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起人，张自立、孙辅世、陈懋解、徐世大为“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发起人，吴承洛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人，陈立夫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人，戴传贤为“中国县政学会”发起人，李宗黄为“中国合作事业协会”发起人。参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南区办事处工合业务代营处暂行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645-0005；《中国教育建设协会大事记》，《教育建设》1940年第1卷第3期，第113页。其他建设团体信息见后文相关引文注释。在中国建设协会带动下，自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关注和研究建设的人日渐增多，各种专门建设团体竞相组建，建设刊物及言论亦如春笋初发相继面世，“报章杂志，充满宣传文字；各地长官不从事建设，不足以自豪”。来华考察的国联专家对中国建设的进步亦“一致推崇”。(12)刘郁樱：《都市建设不仅在筑路》，《道路月刊》1930年第31卷第1期，第2页。在革命时代即已萌生的建设思想由隐渐著，进而汇聚成潮涌向时代浪尖。

二

民国建设伊始，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及建国大纲的诏示”被政府当局奉为实行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13)孙科：《建设大纲草案》，《广东建设公报》1928年第3卷第4期，第14页。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据此“计划全国建设，经营国有事业，并指导各省建设之实施”。(14)张静江：《建设委员会民国十九年三月至九月政治工作报告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张静江先生文集》，第278页。孙中山最先提倡的铁道等交通建设由此成为社会各界关注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建设事项。(15)《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3—377页。“自民国肇兴，执事者莫不提倡铁路建设”，国民政府将此作为建设重点，地方政府如贵州省建设厅以交通建设与商业繁荣、民智进展、实业振兴、矿业开发关系殊为密切，尤注重交通建设；(16)《贵州省建设厅之工作报告》，《中国建设(贵州省建设专号)》1933年第8卷第2期，第11页。福建省为“全力兴建公路”，在1931年岁出概算中用于兴建公路的建设经费所占比例位居第一位，1931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公路建设成为“福建交通建设中的最重要工作，亦是当时全国交通建设的主要措施”。(17)李国祁：《民国时期福建财政的初探(1912—1937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下册，1984年印，第263、266、270页。

其间，社会上涌现出不少专注于交通建设的团体组织。早在1921年海外留学归来的王正廷为改善中国交通落后状况，即在上海与孔祥熙、郑洪年等邀请道路工程专家发起筹组“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18)胡：《闻名遐迩的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交通与运输》1994年第3期，第45页。，努力“促路政之革新与建设，规划全国汽车路线，调查各省实施状况，绍介工程技师，派员分赴东西洋实地考察，并分赴各省市宣传劝导”，且受交通部与宣传部委托拟订全国道路建设计划与实施方案。北伐结束之后，该会以“军事告终，建设是务，训政开始，筑路为先”为口号，号召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于路政建设，以致整个20世纪20年代国内“筑路风潮，极为高涨”。(19)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十周年纪念征求会员大会宣言》，《道路月刊》1930年第29卷第3期，第15页。

到1930年全国已建成公路计8.5万余里，交通建设所需人才和经费随之急剧增多，经济困难与人才缺乏日益成为全国路政进展之障碍。为根本解决铁路建设人才短缺问题，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从学校着手，函请教育、铁道两部通令所属院校添设道路、市政两科以培养人才，并通函“各省建设机关与市政府公路局及各长途汽车公司”须按需聘任路市专门学校的毕业学员。(20)《会务·函请教铁两部培植交通人才》，《道路月刊》1930年第29卷第2期，第1—2页。如该会曾协订合同介绍其会员陈树棠与刘士琦等工程师任襄沙等汽车线路与泉州市政局工程师。(21)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十周年来所办重要事由摘录(1921—1929)》，《道路月刊》1930年第29卷第3期，第31页。为联络铁路建设人才从事调查统计、编纂、研究设计及改进工作，王正廷、郑洪年、孔祥熙等复于1929年专门组织成立“中华全国铁路协会”。(22)《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章程》(192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84-0006。

自抗战军兴，尤其是1938年以后，在“神圣抗战关头，民族复兴之肇始开来鉴往，益感交通建设之刻不容缓”“交通建设是扫除一切障碍的先头部队，是整个国家战时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23)卢作孚：《人人应明了交通设施之实况》，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第522页。故“举凡政令之传布，统一之促成，国防之建设，文化之传扬，生产之增进，经济之开发，物资之调剂，军需之供应，难民之输送等，莫不唯交通是赖。”(24)《中国交通协进会成立宣言》(1940年3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77-0038。基于此，国民政府根据国防需要竭尽全力推行交通建设，《抗战建国纲领》就着重全国交通系统整理。但因“我国幅员之大，事业之繁，尤非动员全国交通人员集中全国力量，以协助政府不为功。”虽然西南、西北交通建设“确收相当之效果，第若以应目前大时代之需要，仍觉因陋就简，缓不济急”。(25)《中国交通协进会工作计划草案》(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77-0039。直至1940年，中国现代化交通建设仍因“国家多故、国民未能普遍注意，进步颇为迟缓”，其“改进之道，端赖群策群力，人民与政府打成一片，尤以交通专门人才，或直接参与工作，或从旁设计赞助，职责所在，尤宜团结一致，共同研讨。”(26)《中国交通协进会成立宣言》(1940年3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77-0038；《中国交通协进会工作计划草案》(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77-0039。应此需求，为整合全国交通专业人才协助政府推进交通建设，柳靖宇、邹思元等人于1940年组织成立“中国交通协进会”，以“研究交通学术、设计交通方案及兴办现代交通事业并服务社会”为宗旨，期能提高国人对于交通事业的认识并共促交通建设。(27)《中国交通协进会缘起》(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77-0007。

张静江亦不遗余力地提倡交通建设，其坚信“发展中国必要修造铁路”，因此把铁道与电气、水利定为“建设中心”予以发展。孙中山早年提倡东方大港无人注意，惟有张静江首派陈懋解成立“东方大港筹备处”筹划设港工程并修建铁路以开港，“立愿修一条铁路通达乍浦，要把安徽的米由东方大港出口运粤”。时人周贤颂曾这样评价道：“假如说张先生(张静江)是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者，我毋宁说他是中国新铁路之父，因为假如没有张先生，抗战的中国，便没有江南、淮南、浙赣、湘黔、湘桂各铁路与当时服务全国铁路人们的新精神！”(28)周贤颂：《中国新铁路之父——张静江先生》，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张静江先生文集》，第375、373页。

在交通建设团体日增、筑路风潮日盛之际，工业、市政建设亦渐发达。为集中工业技术人才，共同推进工业建设，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于1932年召集天津各团体——南开大学、河北省工业试验所、渤海工业社、黄海化学工业社(塘沽)——的化学界同仁组织“化学工业建设协会”，面向全国召集科学技术人才“研究及建设中国化学工业”，被誉为“中国技术人才集中的先声”。(29)马杰：《介绍〈化学工业建设协会〉》，《工业中心》1932年第1卷第4期，第59页。在国民政府方面，为“适应抗建需要”于1938年在行政院下设“工业合作协会”，并在西北区、西南区、东南区、川康区、云南设立办事处(30)《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南区办事处工合业务代营处暂行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645-0005。，从事战时军民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支持抗战并促进民生主义经济建设。(31)《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42年度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6页。至1942年5月，“全国工合共有1596社，社员共有二万二千人，股本四百万元，贷款一千三百万元，每年产品价值约值一千七百万元”，对战时大后方手工业建设贡献较大。(32)张来仪：《战前，战时与战后的中国工业》，《中国建设月刊》1946年第3卷第1期，第35页。国民政府对市政建设尤为注意，蒋介石曾有言：“建设之事万端，唯市政最为先务。”(33)贺幼吾：《市自治问题》，《中国建设(市政专号)》1930年第2卷第5期，第79页。1930年代初，社会上涌现出不少诸如“中国市政工程学会”“中国都市计划学会”“市政问题研究会”等专研、规划与推进都市建设的团体。(34)《中国市政工程学会之筹备及成立》(1943年9月)、《中国都市计划学会会章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2(2)-2406-0008、12(6)-18881-0008。1940年，为有效联络集中市政人才促进市政建设，“中国市政建设协会”成立，其主要协助政府在各前线城市进行“事前之防空疏散及事后之整理改进”。(35)《中国市政建设协会章程及有关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310-0001。战后，“中国都市计划学会”在南京成立，则致力于“研究都市计划学理，协助政府推进都市计划”。(36)《中国都市计划学会会章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2(6)—18881—008。

三

在国民政府与各道路市政建设团体及工业建设团体共促下，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国家建设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工业化取向，对乡村建设的忽略显而易见。从1928年至1935年经教育部查核备案的学术团体数量比例来看，如下表所示，农林类团体数明显较少。因此，自民国以来尤其20世纪30年代初，作为国民经济建设根基所在的乡村经济濒临破产，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困苦至极，中国经济危机尤其乡村危机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呈愈演愈烈之势。

表1 1928—1935年经教育部查核备案的学术团体数量表

鉴于乡村建设工作之迫切，1933年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联合国内各地乡村工作者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会”，研究乡村问题，讨论解决办法，以促进乡村建设运动。(37)《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会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2245-0005。同年12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南京成立，汇聚了众多农学家“研究农村经济，推进乡村工作”，由著名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担任常务理事，农业经济专家吴觉农任理事兼总务部主任，经济学家千家驹任理事兼编辑部主任，其他理事诸如研究部主任王寅生，联络部主任孙晓村，服务部主任冯和法均为研究农村经济的知名学者。(38)《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务报告》(1940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359-0006。此后，乡建团体日益增加，乡村建设运动一时蔚为大潮，“社会上关于农村问题的研究，既如雨后春笋怒发，而农村救济、农村复兴等呼声尤复高唱入云”。(39)⑦⑧曾济宽：《怎样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中国建设(农村复兴专号)》1933年第8卷第5期，第19页。

到1930年代中期前后，乡村建设运动受到政府注意与统制，由之前的社会运动转向政府农政。国民政府设立的相关组织有“农村复兴委员会”“农村建设委员会”“农村创造委员会”等，其中尤以1933年在行政院下特设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计划最大，魄力最厚，网罗人才最多”。(40)曾养甫：《农业改良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应采之方法》，《浙江省建设月刊(农业改良专号)》1934年第8卷第6期，第1页。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计划复兴农村方法，筹集复兴款项并补助复兴事业之进行”(41)《农村复兴委员会章程》，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34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2页。，由行政院汪兆铭任委员长，并集合了中央大学农学院邹树文、南京中央研究院陈翰笙、北平华洋义赈会章元善、北平燕京大学许仕廉等众多农学专家相与讨论复兴中国农村问题。(42)《农村复兴委员会成员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23(1)-03098-0055。但农村复兴委员会就“农村经济、农业技术以及农村组织”议决的许多方案未能尽合农村需要，于农村复兴的实际效力很“微薄”。⑦

在乡村危机日愈严峻的情势下，如何能使凋敝的农村“焕然重振”，使“奄奄垂毙”的民众“自拔更生”，问题的复杂与解决的困难匪言可喻。恐怕只有切实了解农村实际的学术研究与实施机构、指导训练农民的农村建设人才与相关学术研究人才通力合作，才有望挽救中国农村的衰弱与穷乏。⑧因此，在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外，亦成立了一些专门设计与实施农业及农村建设的社会团体组织，其中以“全国农业建设委员会”最突出，尤其是在沟通政府与社会方面。该委员会由“主持全国建设和农矿的最高当局”——张静江与易培基于1930年发起成立，主要负责与政府“沟通贯串”协同办理“农业之兴革、农学之倡导、农会之组织、农民之扶助”等事项。(43)《中国农业前途之曙光》，《农讯》1930年第12期，第14页。

在农村建设人才培育方面，1936年晏阳初、梅贻琦、张伯苓、谢家声等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各机关联合组织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期以集青年“聪明才智”贡献“学术方法、材料工具与实施机构”于乡村建设。为使学生充分了解农村实况、习于农民生活，该会以广大农村为各校各科学生研究与实施农村建设的“实验室与工作场”，组织学生“深入民间，躬就田舍”，在学术史上可谓一大创举。(44)《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发起人名单及工作大纲》(1939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9009-0001。如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所言：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必须与现有的认知和规范性限制”相适应，才可以获得更多的、可靠的理解，“如果这些程序不能适应，那么它们不可能有效”，农业知识技能的推广亦不例外。(45)[美]约翰·L.坎贝尔著、姚伟译：《制度变迁与全球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民国初年，现代农学技能常因农民“智识极其幼稚”无法在乡间推广生效，致使农业无法振兴，农民生活不能改善。农民不但缺乏智识，而且“性质顽固，风气闭塞”，“凡事充满迷信”，假设提到“轮栽”“选种”，他们以为是“洋话”，“听了会招失败”，不如旧法稳当，故“置之不闻不问”。所以，直到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大多数农民还是“半开化民族的样子”。如果没有相当办法开通农民智识、改变现状，他们将无法得到改良痛苦生活的工具。(46)⑦林孔唐：《振兴我国农业之管见(续)》，《新农》1926年第1卷第4期，第4、5页。

虑及农业推广的重要性，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兼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乔启明、江西垦务处处长唐启宇、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经济部农林司科长毛雝、经济部农林司司长钱天鹤、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谢家声、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赵连芳于1939年在国民政府“农产促进委员会”内成立“中国农业推广协会”，以“联络同志研讨农业推广问题、共谋中国农业推广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调查农业推广状况，策进农业推广运动，并受各机关委托研究与协助解决推广方面的困难问题，或就有关农业推广的发展建议于行政机关，答复关于农业推广的咨询以及办理农业推广人才登记及介绍等。(47)《中国农业推广协会章程会员名册及有关文书》(1938—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773-0001。

全面抗战期间，农村经济的重要性更胜于前，“就军队言，无农民则兵无来源，就经济言，无农业生产，则别无基础可说”。由此可见，提高农业生产与改善农民生活关系抗战建国至为重要且迫切。(48)《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申请许可组织呈文》(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71-0006。为“研究农民经济，促进农村建设，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史维焕、郑寰宇、刘光华、黄厚端、冷融、罗益增、李汶等人于1940年集合关心研究农民经济问题的人士发起组织“农民经济研究会”，“广事调查搜集材料并发行刊物，对整个农民问题从理论与实际各方面作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拟具“整备而完善的实施方案”贡献于政府，以解决农民经济问题。(49)《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章程草案》(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71-0008。此外，为改变中国农民“一盘散沙”无法合作共谋农业改进的困局，中国建设协会发起人李宗黄与赵棣华、侯哲葊、顾毓瑔、邹树文、章之汶、乔启明等人于1940年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合作事业协会”(50)《中国合作事业协会章程及有关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827-0001。，联合全国农业界、海内外农业专家与全国农民，并聘各地最有经验的老农为特别会员，以合作的方式应用适合于本地情形的科学方法改进中国农业与普及农学智识。⑦

四

自国民政府“颁行县各级组织纲要，推行新县制”(51)《中国县政学会简章会员名册章程等及有关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722-0001。，至抗战结束，兴盛于1930年代中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渐与“县政建设打成一片，变成了县单位的建设”，由此乡村建设运动从社会运动导入政府“农政”轨辙。(52)傅葆琛：《乡建运动总检讨》，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8页。与此前社会自发组织的建设团体相异，1935年以后新生的乡村建设团体多以政府为主导，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如前所述在国民政府“农产促进委员会”内成立的“中国农业推广协会”，以及孙慕迦在1940年发起组建的“中国县政学会”，皆具有较浓郁的政治色彩。以后者为例，首先其成立缘起即是立足于政治需要。因“县为自治单位，县政为庶政首基”，县政工作的“举废”，非特直接影响民众福利，且与整个国家政治的“隆替”关系至为密切，故有此学会之设。该会集合“有志研究县政”的人士研究县政理论与实际，其目的在于“协助新县制之推行”。其次从会员构成亦可窥见其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蒋介石为该学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重要行政人员如孔祥熙、戴传贤、陈果夫、李宗黄等任名誉副会长，孙慕迦、林竞、庞镜塘、陈成等担任常务理事。(53)《中国县政学会简章会员名册章程等及有关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722-0001。

1935年以后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与促进国家政治建设的团体，与之前相比这亦是一大明显变化。北伐之后的中国尚未完全树立现代政治制度，故对“改善行政促进效率”的需求较其他国家更为迫切。(54)《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缘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271-0013。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曾有“改善各级行政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的提示。同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复有“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的决议。国民政府行政院亦曾专设“行政效率研究委员会”与“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以促进中央及地方行政效率。(55)《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组织规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22-645-0003。但“行政问题关系繁复，决非少数人之才力或枝节片段之贡献所能得其圆满之解答”，“学者既有缺乏把握客观事实之苦，公务员本身之研究改善复为环境与时间所不许”，“非多方研究，群策群力不为功”。(56)《为呈请拟组织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请鉴核备案由》(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307-0003。因此，“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于1938年成立，主要研究“如何改善行政制度及增高行政效率”，以助“政府官厅励精图治，及私营事业整顿革新”。(57)《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简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7307-0006。1940年代又复有“中国政治建设学会”这一综合性政治建设团体的成立。(58)《社会部备案关于中国政治建设学会补助费的文书》(1940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7152-003。

尽管自1930年代后期已有不少人意识到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并通过组建社会团体襄助政治革新与完备，但为挽救“已就崩溃”的国民经济，使中国经济由“农业时期”进于“工业时期”，尤其在抗战建国的时势背景下，整个国家建设仍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为重。蒋介石于1935年3月首先在贵州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复于1936年4月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从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研究与宣传。(59)《国民经济建运委会成立》，《银行周报》1936年第20卷第27期，“国内要闻”第1页。“国民经济建运委会”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简称。但直到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成效并不明显，“举国都沉浸在国难严重与生计危迫的彷徨里面”。(60)卢作孚：《介绍〈嘉陵江〉》，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第58页。

面对如此窘困，中国建设协会在其会刊《中国建设》上刊载相关学者的学术对话或争辩(61)所载论及城乡对立关系的时文较多，蓝梦九、李铸九、曾济宽、董汝舟、姜庆湘、万典武、费孝通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著论较多的首推费孝通，其自1947年4月27日到11月30日在《大公报》发表《乡村市镇都市——相成相克的两种看法》《再论双轨政治》《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类文章亦多论述城乡对立；尤其在1948年1月1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的《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一文对近代城乡对立关系之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做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证。姜庆湘在《再论“城”“乡”对立的经济关系》一文中与费文之观点进行了商榷，并就城乡对立关系产生提出不同看法。虽然费与姜对“城”“乡”对立关系成因的看法不一，但无论费提出的由“廉价的舶来品大量进口”所导致的“乡土工业”的解体，还是姜认为的传统的土地剥削和外国的经济侵略，都是在承认城乡对立关系存在及其成为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的主因这一既定事实前提下所发的论见。《中国建设》所刊载其他为中国广大乡村、农民抒发公平论调者莫不以从速扭转“城乡对立”关系为首务，此亦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建设协会呼吁并试图改变工农、城乡对立关系的意向。，研讨反思以往国民政府城乡对立的建设路向的合理性，使人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工农、城乡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过去城乡对立的现代化建设路向使中国经济难有进步，故在工业化声中农业建设不仅不应忽略，抑且要与工业建设亦步亦趋、相得益彰。中国建设协会由此开始呼吁从根本上逆转倚重工业、城市建设的趋向，将建设重心转向国家经济根基所在的农村。会长张静江与副会长李石曾更以实际行动付诸于促进中国农村建设。早在1930年代初他们就计划在中国择“各处名胜而交通方便”的“附近农村”先行着手建设，以作示范。1931年，李石曾首先在北平西山温泉一带提倡农村建设；1933年，张静江在南京汤山成立振兴农村实验区，发起农村建设运动，于附近东流镇及侯家塘二处，先后收购荒山荒地三千数百亩，垦辟实验农场，以为农民增加生产的据点，并与李石曾提倡的农村建设“南北呼应”“遥相联络”。(62)郭颂铭：《汤山附近农村建设运动的回忆》，《农村月刊》1947年第1卷第2期，第15页。

1947年元旦，李石曾“分别在沪杭两处举行农村问题座谈会，讨论并创议发刊《农村》半月刊”，在其发动下成立“中国农村建设协会”，并“与江南铁路公司在芜湖成立合作农场，以开其端”。在农林部与安徽省政府的辅导和中国农民银行的财力支持下，该会主导的农村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日益走向“社会化”。(63)常宗会：《中国农村建设协会如何建设中国农村》，《农村月刊》1947年第1卷第7期，第6页。此后，为将目光由中国延展到世界，将在世界农村的研究与试验中所得的“关于农村的答案”作为中国农村建设的参考与“兴奋剂”，张静江与李石曾等人于1947年发行《世界农村》月刊，希图将此作为“世界上中国国际的农村问题试验所”，研讨并辅助战后中国农村的复兴与建设。(64)李石曾：《发刊词》，《世界农村月刊》1947年第1卷第1期，第5页。

在中国建设协会等社会团体及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推动下，193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蒋介石于国民政府迁出南京后告国民书有云：“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65)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梁漱溟全集》第6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页。在加强战时军用工业建设的同时，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加强农业建设，但因战事影响，其农建举措多以国防军需为本位，甚少注意民生问题的解决。全面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渐趋全面化，而非此前纯然关注道路、市政及工业建设。社会上涌现出一批致力于国家整体经济建设的团体。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穆藕初、邹秉文、黄伯樵等人在1939年组织成立的“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为拥护政府国策，研讨、准备及促成战后经济建设计划，该会集合专家就经济建设各部门的范围及关系加以彻底研究，草订彼此间能呼应而有联系的整个建设计划，贡献于中央以备采择并协助实施，成为当时研究与实施各种工程、各种经济与各种建设团体机关的“集合体”。(66)《组织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理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11-09010-0022。与中国建设协会颇为相似，成立于1944年10月的“中国建设学会”亦是较典型的综合性建设团体，主要致力于中国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各种建设问题的理论与实际研究，以协助政府推行中国建设事业。(67)《中国建设学会章程》 ，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19-030510-0041。

五

“一切建设事业的成功，决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社会有关机关团体力量的集中运用，是主要条件之一。”(68)乔启明：《试论我国战后农业建设之轮廓》，《农业推广通讯》1942年第4卷第7期，第4页。从民国建设团体兴衰演变历程及其对国家建设之路的探索，可以感知社会团体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不仅发挥着汇聚人才和通力合作以彰效绩、赴事功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国家政策的落实、经济建设、改善民生等亦有很大功用。自中国建设协会成立并致力于国家建设的研究、宣传及动员，国内关注与研究建设的人日渐增多，建设的范围也越讲越宽，从只注意到道路市政、工业建设，逐渐扩展到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整个国家建设，尤其在1930年代中期日益凸显的乡村危机刺激下乡村建设的呼声从无到有再到高涨如潮。在此期间，中国建设协会等建设团体从理论鼓吹到实际进行，从局部发动到全部开展，不仅使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诉求得到回应与彰显，尤使建设的时代意义有了相当充实。

然而，国民政府未能充分运用社会团体力量以促进国家建设，反对其施以无情压制，以维持现有“统治秩序”，并“彰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如20世纪30年代各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不良政治”之下，乡村改造工作“只容许很少限度的改良，要想做超过某一限度的工作，就会发生根本的矛盾与冲突”。(69)《中国乡村运动》，《政治经济学报》1935年第4卷第1期，第218页。所以，民国时期的建设团体对国家建设之路的探索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民政府对建设路向的选择，但就各项建设事业的实际成效而言并不尽如人意。可见，政府只有积极发动、合理运用社会力量，引导各种人才集聚为名符其实的切实襄助国家建设的团体，实现政府机构与社会团体的联建契合，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得以成功。对此，民国时期建设团体关于中国建设之路的思想与实践探索经验尤值得后人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