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治理共同体：一个村庄的再组织

金姗姗， 冯夏宇

(1.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乡村历经十年的“迟滞性稳定”后，在城市化、市场化双重冲击下，迎来了开放年代的村落变迁。农村人口的高流动[1]以及村庄异质分化，[2]冲击着乡村原有的内聚文化结构。[3]由此，旨在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村庄再组织问题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村庄再组织，一方面，可以引导村落重新回归稳定的社会结构，成为“社会整合器”，彰显农村社会的基础载体在维护政治秩序中的力量；另一方面，村庄再组织的过程，势必带来村庄内部深刻的博弈与调整，使得再组织的村庄成为“与之前都不同”的“社会启动器”，[4]从而强化政治秩序的有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地方政府依靠行政力量积极整合农村，下移治理重心，使权力、资源汇聚于基层，开启了乡村治理新局面。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对我国农村组织化程度的一个考验。基层农村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第一线，在抗疫期间的组织程度如何？何以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本文通过剖析浙江省A村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透视其村庄组织程度，探讨中国农村再组织化问题。

A村地处浙中地区，位于某县宅山镇东北面。村域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383亩，山林面积659亩，户籍人口306人，共计118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