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民善法，实业良伴
——清末社会变革前夕武汉地区自创公园倡议与实践

夏 欣

阴帅可

高 翅*

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19世纪末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物，而城市公园的产生则可视为中国3 000余年来园林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它改变了园林所属的根本性质，代表着传统园林真正向现代园林转型[1]79。中国近代最早一批公园于19世纪中叶随列强侵占开埠城市建立租界而被引入，并因禁止华人入内等歧视性的入园管理规定受到广泛抨击与关注[2]。同时，随着西风东渐的进一步加深及统治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一批较早接受近代改良思想影响的清朝官员开始走出国门，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当时西方都市中的现代公园及相关市政建设最新成果，认识到“公园”的独特价值。双重刺激之下，一些改良派官员开始了最早的官方筹建本土公园的尝试，并以此作为维护岌岌可危的满清封建帝制的现实工具之一。辛亥革命前夜是整个中国社会面临重大变革的特殊时期，此时有关公园的建设倡议与实践行动既体现出一定的前瞻性，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极大的局限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中国近代最初的本土自创公园的一些基本特征。

近年来，关于近代公园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地域范围上已从最早的沿海开埠城市逐渐扩展到内陆甚至延边区域中心城市[3-5]，并对中国近代最早的公园实例做过一定的考证[6]，对包括租界公园和早期华界民间自建公园等的概略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汇总[7]，但在关注的时间范围上，现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首批开埠城市的租界公园和民国建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各地中山公园为代表的典型公园个案上，对于晚清时期这一公园最初引进，并逐步本土化的重要时段和过程中各地官方公园建设思想与相关实践尝试，以及它们所体现出的中国近代公园不同于西方公园的产生背景、发展动力、内涵特征与影响因素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相关研究对于近代中国公园建设的路径选择，以及本土“公园”的近代释义和历史定位，均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和理论意义。

武汉三镇位处长江中游，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入江口，早在明代中后期就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明仇英款的《江汉揽胜图》(原名《武汉三镇图》)中就已生动描绘了以两江交汇处为核心的明末三镇胜景，而“武汉”这一城市名称，虽于清代以前已见诸史籍，但形成固定称谓及具体指代的城区范围则是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贸易口岸，1861年汉口开埠，开启了武汉近代化历程，而1889年张之洞督鄂，并实施“湖北新政”则进一步加剧了三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速度与深度，并从客观上促进了三镇城市功能的个性化发展与三镇之间的产业互补、融合，奠定了三镇合一的近代意义上“武汉市”的重要经济社会基础，早期本土公园思想正是在此时萌芽并逐渐产生一定的影响，城市园林也随这一时期的各项建设逐步从传统私家园林和公共游憩地开始向具有一定现代性与公共性的新型园林形式转型。

现有对武汉近代公园及相关近代园林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中山、首义2座民国时期的典型市政公园[8-9]。对民国以前的公园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目前有从风景园林和建筑专业视角对汉口租界园林的初步梳理分析[10]，以及对跑马场这类特殊运动场地及附属建筑的专类研究[11]。此外，也有历史地理专业的学者对明清时期武汉游憩地进行了初步整理分析[12-13]，武汉园林局20世纪80年代编撰的文史资料集也有相关内容的简要介绍[14]，但对晚清武汉地区本土自创公园的深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尝试探究清末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本土公园建设思想萌动的重要时段中武汉地区公园建设思想及相关实践，也有益于厘清中国近代本土“公园”的概念生成过程，补充和完善近代地方园林史研究的局部空白，为后续系统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晚清武汉地区自创公园的产生背景

1.1 清末武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2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幻象，并通过《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辟了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建立了一批作为侵略据点的租界。中西军事、经济、文化在此过程中激烈碰撞，开启了中国艰难曲折的近代化历程。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清政府于1861年1月颁行《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正式拉开“洋务运动”这场跨越19世纪60—90年代、影响波及清末甚至延至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15]。

武汉三镇正是在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后开始逐渐从内陆区域性贸易中心向跨区域国际转口贸易中心转型，其年出口贸易总额常年位居上海之后，排名全国第二，被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羡称为“东方芝加哥”，并以商贸的现代化为契机，逐步开始产业、市政、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武汉三镇人口已从开埠前的20万暴增至80多万，半个世纪内，人口增长3倍。人口的飞速增长，正是近代都会生成期的重要表征[16]，也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市民日常游憩场所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1.2 开埠后的租界园林建设与传统游憩地变化

汉口开埠后租界园林建设主要包括江滩公共空间的绿化美化、各国租界内的住宅附属绿地建设、公共建筑附属绿地建设和街道绿化等。辛亥革命前，具有公园性质的租界园林主要有兴建于1875年的英租界海关花园和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后随五国租界辟设不断拓展完善的沿江公共绿地。此外，1905年建成开放的西商跑马场虽位于租界以外，但从建成起就作为外侨重要的户外体育休闲和社交胜地，并开辟了高尔夫球场、足球场、网球场，以及公事房、酒吧间、游泳馆、花房等附属设施，成为当时汉口重要的绿色开放空间。从建设成果来看，租界公共园林已展现出西方早期公园的服务功能和有别于中国传统园林的造园手法、要素及审美旨趣。而当时三镇传统游憩地还主要由天然山地、湖泊风景地与城内重要的庙宇、街道等组成。武昌主要有城内黄鹤楼、蛇山、城外洪山等，汉阳集中在城外龟山与月湖，汉口则是以城郊后湖为代表，城内关帝庙、各省会馆等也常有聚集性的祭祀、宴饮、看戏等活动。清末汉口也开始出现刘园(约1901—1905年建立)等开放性私园。而19世纪90年代五国租界的辟建完成及张之洞督鄂，则加速了城市工业化步伐及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建立与相关先进思想的引入。同时由于现代工业与城市扩张也对一些重要的传统游憩地造成了破坏，如东月湖因汉阳铁厂修建(1890年)而遭整体填没，使得原有月湖十景几近消失，后湖也因拆除汉口堡城墙(1906年)，辟建后城马路变为新市区拓展范围，逐渐被侵填而走向衰落。近代武汉地区的自创公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芽的。

2 清末武汉地区公园建设倡议与实践

2.1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鄂督《拟造公园》议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大陆》杂志第9期登载的《拟造公园》一文记载：“鄂督拟于武胜门外觅地建一公园，其中罗列各种动植物，以开各人智识。农业学堂之试验场，拟附设其内，日来已委江夏县郡元辨大令前往堪度地形，以便兴造云。”虽不足百字，但已清楚交代兴造公园的选址、动机、园中主要建设内容、主要负责人员等一系列重要事项。文中并未直接提及张之洞名讳，但根据张的督鄂时间——1889年12月17日抵达武昌至1907年9月赴京入军机处(其中1894、1902年两度暂署两江总督，一次短期赴北京修订学堂章程)，1905年正是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推行湖北新政之时，并已于1898年在武昌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办湖北农务学堂。该校于1906年迁往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内)，开设高等正科，更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公园虽未按张的计划建成，但随着校园迁址，确实在原初拟定基址建立了农业学堂及实验场，实现了当初“拟造公园”议的部分计划。而这所学堂也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高等教育机构及今天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由于清末出版的地图并未覆盖当时农务学堂所在多宝庵地方，查阅1930年出版的《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可见靠右侧图框处，临近沙湖附近标注有“农务局”字样，并在今天湖北大学校园范围内标注有“林场”和“畜牧场”，推测此范围可能为当时搬迁至此的湖北高等农业学堂的遗存(图1)。其附近也确有一条大路与武昌古城武胜门相连，直通城内，由此推测此地或为“拟造公园”选址大致所在(图2)。这项1905年提出的公园建设倡议，是目前可考的武汉地区最早的自创公园相关记录，较之现有相关研究中提及的最早公园倡议早了4年，也属于清末内陆城市最早的公园计划之一。

图1 推测“1905年拟造公园选址”位置示意图(作者改绘自1930年版的《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

图2 推测“1905年拟造公园选址”20世纪30年代场地图(作者改绘自1930年版的《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

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虽坐镇武昌，但对三镇之发展已开始做全盘考虑，不仅于省城武昌新办了众多新式教育机构，开设了方言学堂，国立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师范学堂，农务学堂，初、高等小学堂等各级学校；在汉阳龟山北麓兴办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前身——汉阳铁厂及相关的兵工厂等；还通过1899年设立夏口厅将汉口划为拥有独立建制的直隶厅，以加强汉口的商贸管理与市政建设能力，奠定了近代三镇的发展特色。1904年他在任期间，由当时清军驻武昌第一镇工兵营绘制出版的《武汉略图》就已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欧美现代测绘制图技术，并已将武汉三镇作为整体进行测绘记录，也是长江流域及武汉地区最早的实测图，其三镇一体的发展理念可见一斑。该图也为后续三镇现代市政建设的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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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计划建设公园同年(1905年)2月，张之洞下令成立汉口马路工程局，开始修筑大智门至玉带门的马路，开启了近代由政府专门机构主导的除租界外的武汉市政建设序幕。此外，张之洞督建的后湖大堤修建完成，使得“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所兴修的大型跑马场与附属运动休闲设施终于免除了当时的后湖水患威胁，于该年正式开放营业，名噪一时；并促使后来的华商跑马场(1906年)和万国跑马场(全名为“万国体育运动会”)(1926年)的兴建，带动了汉口乃至三镇广泛进行的包括赛马活动在内的大型聚集性群众性娱乐活动的兴起，专业赛马间隙的跑马场成为当时城市重要的市民体育运动和休闲游憩活动场所。张之洞的这些举措与其“拟造公园”议在时间上几乎重叠，在内涵上指向一致，都显示出他“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17]的“新学”思想观。

2.2 清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提学史《拟办公园》议

除1905年由张之洞亲自提出的“拟建公园议”之外，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他创办的《湖北官报》第七十八期上也登载过关于公园建设的相关文章。当时清政府湖北提学使高凌蔚(学司)奉上级教育部门指示，拟在湖北省内创办公园，高也是张之洞颇为赏识的官员，以提学身份提出“鄂省据江湖之胜，炳山川之秀，学校林立，军队观成，官籍鼎盛，商贾云集，公园之说，尤为急务，拟予省城内开办公园，以启民智”。但因当时财力有限，准备“仅先办简单公园”。地址选在武昌老城东南部片区的黄土坡(今首义路附近)，该地为原学务处购买预办学校之地基，因学校尚未修建而空着。因“此地宽敞，空气流通，拟改建公园。约略加布置，铺草种树，即可开放”。公园所需经费“拟每月在学务公所经费项拨钱五百串，并派专人负责管理”[18]。据1909年出版的《湖北省城内外详图》中显示，当时黄土坡街①为一南北向街道，位于阅马场东南方向不远处，与东西向的宾阳门正街成丁字交叉，街两旁是清军驻扎及新式学堂密集之地：其东侧有步队十六协、讲武堂、测绘学堂，西侧有陆军将校讲习所，并有部分民居分布。紧临黄土坡街东侧在图中显示确有一片较大的空地，按图纸比例占地约2hm2(约30亩)。该地块南临陆军特别小学堂，西接陈氏义庄，北连步队十六协营地。地块内无建筑分布，有多处小水塘散布其中，整体较为平坦开阔，推测为官地的可能性较高。场地东侧是陈氏义庄背后的树林，该地西侧不远为城内长湖，其位置与场地状况都较为符合文中所述之公园选址(图3)。由该倡议提出机构、公园选址用地、经费来源和负责督办之官员可见当时清廷实将公园作为“教育”民众的重要载体，并有意在人口密集的大城镇核心区建立公园，供大众使用。

图3 推测1909年拟办公园选址位置及范围示意图(作者改绘自1909年版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详图》)

与此类同，1909年华北地区第一大报纸《顺天时报》也曾刊载天津学界举行会议讨论“组织公园”，拟在“城西南隔公地设立游乐园”，对此“文明举动学界莫不赞成”[19]。虽然武汉地区最早的2项公园倡议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得以实施，但这种将“公园”视为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且为大城镇必要建设内容的观点还是在民国时期的公园建设中被进一步完善。民国市政公园大多与纪念孙中山或与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纪念有关，即部分体现出这种“教育思想”的延续。

2.3 武汉劝业奖进会公共园林实践

近代大型博览会同样作为“劝商兴业”的重要举措受到晚清洋务运动官员的重视。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内建设举行，奠定了近代大型博览会与公园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早期世博会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盛况空前的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也选址在密歇根湖畔的杰克逊公园。根据清末英籍海关退休税务司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一书记载，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20世纪10年代之间参与了包括芝加哥世博会在内的28次各国举办的世博会，足迹遍及英、法、美、澳、日等国[20]，对其会场环境营造和展览布置已有初步了解。曾和张之洞同期任职湖北巡抚的洋务派大臣端方尤为关注此事，还派遣其得力干将陈琪参加圣路易斯安娜世博会及巴拿马博览会，积极吸取西方先进经验。他带领陈琪组织了清末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1910年)，并从筹备阶段(1908年)起就建立专门机构“江宁公园办事处”。端方在给陈琪的关于赛会组织的批示中曾指出“江南地大物博，轮轴交通，商务之繁盛为各省冠，现城内开辟公园，地势空敞，组织会场最为合宜。兴商劝工，实以此举为紧要关键”[21]。

清末武汉也曾举行大型商品博览会——即清宣统元年(1909年)湖广总督陈夔龙主持督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他希望通过此次展会促进湖北，乃至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及商品流通，以解决“如何而能改良，如何而能扩充”的迫切问题，“力求进步，凌驾诸帮”，则“中国富强之基，可翘足而待”[22]。当时的《东方杂志》载文称：“武汉奖进会先南洋劝业会而成立，应推为劝业会之先导。”展会官方文件中亦称“吾国自通商以来，因循苟且，墨守旧章，以致利权外溢，商务日形衰败。今兹武汉劝业奖进会成立，立吾国地方赛会之始基，开吾国实业竞争之先河，其物品制造虽无东西各国之精良，然初次创办，其罗列森布之物品即有如斯之盛，亦可为中国实业前途贺。[23]”该展会也建设了用于休闲娱乐的配套公共园林，吸引了大量民众参观游览。此次博览会虽未开辟如江宁公园一类的独立公园区域，但其园林建设依然受到当时从西方引入的以公园为基址的世博会园区规划建设传统的影响，从功能、内容到形式都已具有博览会公园的雏形，而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赛会陈列的展品本身。

此次劝业会选址于武昌城西北侧平湖门外乙栈(图4)，场地滨临长江，景色宜人，按天产部、工艺部、古物部、美术部、教育部五部，展品共计1 473件，除湖北本土外，还分设直隶、上海、湖南、宁波四馆和汉阳钢铁厂等7个特别展览室，展期虽仅约一个半月，却有超过20万人次到访[23]。会场建筑形式中西合璧，主体建筑为外廊式殖民地风格二层砖木结构楼房，会场正门为一松枝搭建的中式牌楼，当时竹枝词即有“平湖门外会场开，引得游人络绎来。新建圆门真特别，苍松翠柏扎成堆”[24]的记载(图5)，而会场外的辕门则为一堡垒式单跨西洋门楼(图6)，主体建筑周围庭院及附近园林则配以传统中式园林建筑作为点缀。

图4 武汉劝业奖进会会场位置及范围图(作者改绘自1909年版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详图》)

图6 武汉劝业奖进会外之辕门(湖北省档案馆提供)

会场布置了数千盏各式电灯，新式的荧光灯、弧光灯将夜晚的会场照得灿如白昼，四方形、长方形、六边形、塔形等各异的玻璃展示柜白天在阳光下灿烂耀眼，夜晚在灯光下更显得熠熠生辉，给参观者带来对于新奇之物的极大震撼。会场内外还布置了一万多盆各色鲜花及具有地方特色的花木盆景，并配有动物园，展览虎豹等猛兽，还有池塘环绕着休息亭，西洋式的喷水池喷出水花潺潺，一座装饰有玻璃窗扇、精巧雅致的中式六角重檐小亭由雕栏小桥连接(图7)，伫立于主体建筑围合的庭院水池中央，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专门雇请了实业学堂数十名学生终日在此演奏音乐，乐声缭绕，游人悠然于园林风景之中，好不惬意[25]。时人诗载“车舆去去复回回，乘兴闲游亦快哉。光怪陆离迷老眼，隔江也唤渡头来”[26]。可见三镇市民将此盛会视作游乐之所，并趋之若鹜的景象。

图7 武汉劝业奖进会之音乐亭(湖北省档案馆提供)

3 清末官方主导的武汉地区公园建设特征

3.1 “导民”为本的建设初衷与“促业”为辅的实践途径

清末武汉公园建设的设想与相关实验，是在全国性的洋务运动的改良思潮影响下，由一批抱持实业救国，并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有所了解的官员们倡导下，以“启民智，求富强，克强敌”为导向的改良运动的一部分，其受到张之洞督鄂的影响甚深。张之洞十分重视教育，他认为“国势之强弱在于人才，人才之消长在于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之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27]。而端方作为湖北巡抚与张之洞曾同驻武昌，共理湖北多年，同样重视近代教育，且对公园这一舶来品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他是清末级别最高的外使活动1905年南洋五大臣出洋之行的代表之一，归国后他在“奏陈各国导民善法请次第举办折”中提出将西方“公园”与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院并置作为“导民善法”之一的种种益处，关于出访中所见公园他不无艳羡地写道“各国城市村镇亦皆无不有之，大抵悉就原埠空旷之区，讲求森林种植之学，与植物园为一类，而广大过之，如法、德、奥诸国，布置尤为井井、翡蓊、卉叶荣敷，径路萦回，车马辐辏，都人士女晟夜往游，其空气既可以养生，其树艺亦可资研究……”此段描述可作为西方公园概念早期本土认知的代表之一。而由于“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使得他反思当时中国城市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从而回国后立即奏请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次第筹办包括公园在内的各项现代城市公共设施，并由清政府“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28]。以对西方公园的亲身经历总结提出的“导民善法”为公园重要作用的思路，由于端张常有书信来往，在张之洞所直接或间接倡导的公园建设计划中这些思想也有具体反映。这也是当时武汉地区公园倡议多为清朝主管教育的学部提出并负责选址、建设、后续管理，而非专司建设的“工部”领导的内在原因。

西方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举办以大规模展示最新工业技术成果、面向大众的现代文化体验与全球性的商贸交流促进为目的的世界博览会，其形式也被吸收和借鉴形成中国早期的“劝业奖进会”体系。这种大型开放性展示交流活动从客观上形成了对适于大规模人流聚集活动的公共性质的展览园区规划与建设的强烈需求。作为吸引人流的手段与展示交流的室外空间，一批具有初步公园绿地属性的园林被建设实施。除此以外，公园也常常与农事实验场相结合，如北京农事试验场(1949年改名为西郊公园，今北京动物园)[1]94-95，这些以“公园”形式出现的展览场地与实验场所以促进工商业、农业等实业发展为根本目的，一方面，体现了封建帝制时期农业立国与重农主义的官方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初步引进近代博物学相关思想，形成动植物搜集、展示、驯化和培育的新型园林类型，也反映出晚清“救亡图存”的历史环境下公园作为舶来品与实业结合，在中国国情现实之下产生的本土化路径。虽然汉口地区也有公园性质的近代租界绿地建设，但武汉地区晚清自创公园无论倡议还是实践，选址都主要集中在长江南岸作为政治中心的武昌，这也体现出端方等人出洋后官方对公园认知理解加深，以京城、省会等人口聚集，经济、文化繁荣度高的城市为典范，从而带动并推广到更大范围的早期公园建设实施策略，以及政府作为公园的主要营建主体的时代属性。而在公园用地的具体选址上，则注意到与本土山水风景和城市发展的协调，选择区位、风景资源和交通条件均较好的临湖、临江、临山、临路的开阔地带，用地产权也通过官地属性得以保障，2处拟建公园都毗连新式学校，进一步增强了公园与教育之间的联系。同时，由于武昌是清末政治中心，相当部分的城市核心用地为军队驻地，公园选址经常与军营相连，也成为武汉清末公园建设倡议的一种地方特色。

3.2 求新应变的功能设施与中西杂糅的形式语言

清末的本土自创“公园”还处于理论引入的最初阶段和实践尝试的摸索阶段，这与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接受逻辑及过程是一致的。主事者对西方公园的认知还未形成具有明确边界的固定概念，这也是本土公园思想萌芽期的重要特征。人们已经通过海外考察的体验与记录、租界建成区市政园林及公共运动场等的切身游观等，初步理解了“公园”这种不分阶级、性别，面向所有大众开放、以休闲游憩为主要功能的园林的崭新功能和大体形势。以清廷地方长官视角提出的公园建设倡议，更加强调对普通民众的教化作用，并逐步引入了西方自然科学、博物学等，通过将动物园、植物园等专类园引入公园之中对动植物分类展示，引发兴趣，传播新知，并通过农事试验场等附属实业设施，拓展公园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功能。这种专类园、试验田、林场、游憩绿地混合的布置组合方式，体现了清末公园概念本土化初期公园功能的混合性和复杂性。

近代公园最初理念虽引自西方，但其深受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论思想影响。体现在形式语言上往往是中西杂糅。主要功能性建筑采用当时西方殖民地风格或新古典风格，而园林小品则保持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精致与秀美，中西风格之间还缺乏有效的过渡与衔接。绿地的建设中，逐步引入西方当时流行的草坪和各种草本花卉，追求新奇、丰富的色彩效果与开敞、通透的空间氛围，以便为大量陌生人聚集的群体活动提供服务，这些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私家园林追求的山水画意与哲思意境产生了巨大差异。通过电灯等电器和各种现代西方工业设备、制品、西洋音乐等文艺活动的引入，吸引大量游人，使得这种崭新的园林形式迅速被当时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和喜爱，且开始注意到公园对良好健康的人居环境具有有益作用。其中西杂糅的风格不仅体现在造园要素的设计营造上，也体现在园林的整体布局之中，当时还并未实现明确的功能分区，空间安排上规则式与自然式共存一园，形成了一种虽不完备，但初具雏形的近代公园造园语汇。

4 结语

总体而言，从主要发起人考察，武汉地区早期自创公园相关倡议与实践是一种发端于当时洋务运动重要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的一部分，这些参与者普遍具有一定的“新学”背景，对当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等都有着超越当时一般封建文人的体认与理解，具有一种将西方经验审慎运用到本土实践中的积极探索精神，以及主动融通东西方文化的实证精神。从其与同时代的租界公共园林和传统公共游憩地比较角度考察，清末自创公园吸收了部分西方近代公园的大众游憩功能，并具有与其相似的城市公共空间属性，但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西方公园和运动场那种有组织休闲和竞争性运动的功能与设施布置，且设计元素和手法上并不局限于西方当时盛行的自然风致园式的主流手法，而是在满足场地功能需要的前提下，灵活拼贴中西造景要素；在选址上已经考虑了与周边人居环境的协调，逐渐从近郊自然环境向城区高密度建成环境转移，且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规划设计意识，而非自组织式的长时间累积叠加生成的传统山水游憩空间。从尝试的结果考察，虽然由于时局异变、资金紧张等原因，清末武汉地区真正的本土自创公园未能按计划落地建成，但数次倡议通过全国性的大众传播媒介公开发表，广受欢迎的博览会公共园林所作出的大胆探索尝试，都为此后本土近代公园逐步发展成型埋下了伏笔。

而潜藏于公园实体建设背后的“社会改良”思想，以及致力于将公园与实业发展相结合的务实理念，都受到当时紧迫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外辱的艰难境遇的社会环境影响，这种从根本上的唤醒普通大众求知求变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改变愚弱现状与现实困境的迫切需求，被延续到民国时期广泛开展的市政公园建设之中。从而使得公园在最初引入中国时的使命更多的是对“人”的改造，而非局限于对作为整体的城市空间的改造，或作为公园基底的自然环境的改造。

公园这一舶来品作为一种“文明”“进步”的象征——这一理念被传统知识阶层逐步接受，并通过倡议与实践不断传输给社会大众，又通过社会大众的接触、参与，不断形成对新的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这种双向互促，也形成了推动中国近代公园建设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清末内忧外患，社会长期动荡，政府建设资金匮乏，也缺少专业的规划设计与管理运营人才，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制约了自创公园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一时期的有限尝试，依然为后续中国近代公园的演变与创新奠定了基础，其所蕴含的“本土基因”也成为现代中国公园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基点。

注释：

①“黄土坡”为街道名，在今首义路北段，武汉市第39中学门前一带，因整个地势是东高西低，从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西侧到原长湖高低落差20余米，又因土壤是黄黏土，故名之。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后，黄土坡街更名为“首义路”，以纪念武昌首义之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