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独运中的城市文化精神探源

朱凌 郑润良

朱凌，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曾任《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评委、汪曾祺文学奖评委。

葛亮作为“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于2021年3月推出了“匠人”系列小说集《瓦猫》，包括三个中篇小说《书匠》（《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飞发》（《十月》2020年第5期）、《瓦猫》（《当代》2021年第1期）。这三篇小说以器物为骨架，经由匠人故事加以丰富，完成对匠人精神的深刻挖掘。其中，《书匠》作为“江南篇”，主要写新旧两派“古籍修复师”跌宕的人生，故事横跨南京、香港双城，从“大逃港”时期写到当下;《飞发》则归入“岭南篇”，聚焦上海“理发”与香港“飞发”的江湖争夺及兴衰起落，映照全球化时代香港的市井民心;《瓦猫》是“西南篇”，带着西南边城古朴旷达的气息和民间质朴的俚俗情致，书写了昆明的瓦猫匠人荣瑞红一家自西南联大时期起，四代匠人的动荡流离，最符合他创作“关于手艺人的小说”的初衷和审美理想。这些大时代中的匠人辗转于战火中的城市，承传中国文化传统，在新旧更替中持守古老技艺。匠人作为文化的印记，既承载历史，也鉴照历史，以个人之光，照亮技艺之隅，以时间沉淀映衬最传统最古老也最贴近生活的领域。《瓦猫》这部小说集中书写了种种朴素而庄严的匠人生命故事，以独特的匠心精神观照城市的历史文化变迁，勾勒他对历史、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从而开启葛亮匠心独运的城市文化精神探源之旅。

一、城市记忆与匠人技艺

对人心与世情、艺与道、记忆与技艺等关系的书写，是葛亮“匠人系列”小说倾注的主题。正如昆德拉所提出的“小说精神”之“持续性”，对葛亮的作品阅读和梳理都可以找到他对城市历史的记忆轨迹。自《朱雀》《北鸳》的创作开始，关于城市记忆就成为了理解葛亮的一把钥匙，但除了“南京与香港”之外，仍然有很多可以提取的关键词，比如时间、空间、历史、文化、民间、传统等。《瓦猫》成集，“匠人”和“技艺”也由从前小说中浮光掠影般的著笔，变成了葛亮小说的显著特征。葛亮习惯于将目光聚焦于一系列的匠人匠心，在《于叔叔传》《泥人尹》等小说中便已初现端倪，其他关乎南京的写作亦时时闪现不同行业手工艺人的身影，及至《北鸢》中以一线风筝牵引始终，带有丰富含义的意象，可见葛亮为匠人作传之心早有渊源。小说集《瓦猫》由三个中篇《书匠》《飞发》《瓦猫》组成，不仅地理跨度由香港、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至云南的德钦和昆明，更由岭南辐射至江南、西南乃至飞跃大洋经停伦敦，时间上则一笔荡开追溯至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风云，从史海中钩沉出城市历史的记忆：双城老街巷、西南联大的燃情岁月、香港作为经贸港口的独特性等。如果说《书匠》《飞发》是建立在作家个人的南京、香港经验上的城市传奇，那么《瓦猫》则延续了追怀、书写历史的思路，将匠人故事交付城市记忆，在复现历史的同时，通往对器物的哲思和对匠人精神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集《瓦猫》的扉页上题写的是诗人辛波斯卡《博物馆》中的一句话，“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这句话是全书的画龙点睛的题眼，“金属”指代《飞发》中理发师的刀具，“陶器”对应瓦猫，而“鸟的羽毛”意指古籍修复师的翎毛扫。这些彰显匠人技艺的器物埋藏着关于城市的记忆。葛亮曾说“匠人”是历史的一枚切片，而“器物”是这枚切片上那道深入肌理的锋刃。数十年光阴岁月如梭，风云变幻、人事凋零，匠人故去，而器物犹在，它们历经历史的磨砺与沉淀，始终默默地守护着曾经停落于指尖上的温度和气息，而记忆和技艺也得以代代传承。《瓦猫》包含了大半个世纪的城市记忆，包含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南渡北归、上山下乡等，葛亮将匠人的日常生活置于时代变迁中，构成常与变的艺术张力。匠人的命运既受历史洪流的裹挟又表现出静水流深的悠长绵延，因此匠人凭借技艺也在历史与现实交替之中生存繁衍。西南联大师生对瓦猫工艺的传承、知青中关于瓦猫爱情新寓意的生成、新时代的旅游开发、旧城改造与瓦猫的式微等，宏大的事件被附着在瓦猫的身躯之中，在历史风雨中的昆明悄然诉说。

时移事易、新旧更迭之间，技艺流传下来的是旧物，以及停驻于旧物之上当时当地的记忆。正因如此，人们在历史断裂的褶皱里追溯在场者的日常生活，既逼近心灵又介入现实。匠人技艺承载着常与变之间的历史记忆，代代相传的背后沉淀的是民族共有的生命密码和文化符号，体现了作者寄托着的深沉的家国情怀。

二、历史书写与匠气人生

黄子平认为葛亮“写市井风情错落有致，写时代风云开阖有度”，也有不少人感叹葛亮年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北鸳》中有一条清晰的‘物——人——传统文化’的脉络，其指向是民国时代的氛围与作者对古典文化与精神的向往”。而葛亮自己说“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时代的江河”。无论是偶尔“客串”的历史传奇故事，还是时代风云中的市井风情，都成为葛亮汇聚创作素材的“一蔬一饭、一枝一叶、一鳞一焰”。他在创作中表现“常与变”，市井风情为“常”，历史风云为“变”，正是那么多的“常”在生活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汇聚演变成大时代里的洪波涌起。而这正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葛亮经由一个个留存于时光深处的“器物”呈现出日常生活中的人间百态，逐渐汇集成一部宏大的城市历史变迁史。虽则“南京故事的书写，返璞归真而见出仁心智性;香港风情的叙述，则夹生缠绕而四处流散”，但这种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创作观为葛亮的作品奠定了共同的怀旧底色和民间意识。城市的历史总是由人物的命运串联起来的。《瓦猫》中有类似的历史溯源，将西南联大历史上诸如闻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文化名人，与在边地龙泉镇制作民间神兽瓦猫的陶艺匠人荣瑞红等置于同一时空，甚至还以宁怀远和荣瑞红的爱情故事为契机，为匠人书写，呈现出一幅救亡图存的家国传奇画卷。小说将普通人的命运与时代动荡连接起来，以平凡的市井人生折射出宏大的家国历史，同时也映射出历史名人的传奇人生，建构起“日常”与“传奇”交织与辩证的关系，表现和传承匠人精神。《飞发》呈现出的是香港北角一带典型的街坊日常生活状态，翟玉成经营“孔雀”时，虽看似宝马香车、花团锦簇，但表现出的并不是声色犬马，而是一个来自佛山的南来移民后代如何凭匠人技艺立足生存、力争上游的历程。然而，最后的结局是“孔雀”归于平淡，褪去华彩成为街坊邻里的“乐群理发”，翟玉成安心归于虽朴拙却坚韧的俗世人生。葛亮以丰富的细节和缜密的叙事手法刻意建构情境元素，通向一个“在场者”观照的历史场景，“（怀旧）将当下的情境投射到历史年代中，达到一种历史经验的非历史性的重组”，从而“挖掘出时代里并未远去的人事浮沉，最终将这种遥远的怀旧感还原为真切的历史感”。

《瓦猫》是“匠传”系列的破题之作，其文化意蕴更为深远。不同于《书匠》《飞发》市井叙述的笔调，《瓦猫》是令人悲悯的恢弘历史叙事，关乎国家命运与历史的发展。抗战时期的昆明是西南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较高能见度的城市。战争背景下的跨区域迁徙，使留学海外、久居中心城市的知识分子进入大后方，从而改变了他们生活习惯和对城市的概念。在这里，知识分子的生存、情感、命运与西南民间艺人的日常生活深度结合，西南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沟通，现代科学知识与民间技艺互融。然而，进入新时代，传统在消失，边地在消失，包括被当下知识界标举为抗战时期民族精神脊梁的西南联大曾经的历史印迹也在消失中。匠人与“物”为伴，往往藏身偏远之地，拙于言辞。他们被“看见”，需要像盐田米松这样的记录者去“留住手艺”，葛亮以小说家身份介入其中，试图做一个与时代同行的见证者。葛亮“匠传”系列小说不仅仅代表一个知识分子在知识层面上对传统工艺的理解，也尝试探寻“匠传”以何种方式走向未来，匠人精神如何传承转化。古籍修复师、理发师、瓦猫民艺师这些传统匠人，以匠气人生在与传统的“消失”默默地抗衡，记录我们时代的生活史，并试图将历史沿袭的文化精神传承下去。

三、一城一地与文化传承

雷蒙·威廉斯关于“文化”的三个意涵，分别是艺术层面的文化艺术、日常层面的生活方式、作为历史过程的文化。在“匠传”系列小说中，葛亮对匠人及其技艺作文化分析，展示以“作为历史过程的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多元姿态与迁徙转化。《瓦猫》三篇作品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的叙述范围横跨东西两地，遍及大江南北，如果说“江南篇”“岭南篇”“西南篇”是文化地理划分，那么，真正蕴含在小说中的，是由不同的地方经验融合而成的“地方性体验”。比如“西南篇”的代表《瓦猫》中对西南联大时期风物的刻畫细致入微。这源于它立于昆明这座与中心地带完全不同的城市。黄万华曾描述过“西南联大”，不仅“将原先文化背景各异的学术力量聚合在一起，而且还在战时环境中获得政府体制化力量对高校的松绑”。因此，在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批“新移民”既能够发掘探求真理的学术精神与哲思力量，同时侧重文化传统的传承。不论是梁思成夫妇就地取材亲建特色房舍，还是学生对当地美食的迷恋，都表现出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和乡土生活的本色。小说中写宁怀远崇拜闻先生“一股子倔劲，每日孜孜同上古文献打交道”，也写瓦猫匠人对技艺的修炼，从旧的制作方法中汲取新的技巧，相互借鉴，提升技艺。写到荣家匠人的隐世苦修与西南联大师生的内迁，共同表现了匠人的妥协、隐匿的精神姿态，而高校在战火中传承中国文化，指向了匠人们在新陈代谢中对古老技艺的坚守和信仰。技艺和学问同样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既是历史的承载也可映照历史，他们共享着地域的、民族的独特基因。两种人文传统在战火中的昆明城惺惺相惜，匠人精神与知识分子的文化执守融合为一。

葛亮有意抓住西南联大时期边城中古朴的民风习俗、短暂安宁的偏居生活与瓦猫幽远宁静的器物品格相适应，因此作为器物的瓦猫能够走入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甚至吸引了诸如宁怀远这样的青年才俊投身于瓦猫的制作与技艺的传承。不止如此，瓦猫的地方特征穿透了阶层与地域，将当地人与异乡人联系起来，绘成一幅圆通与和谐的温情画卷。在抗战激流中，瓦猫作为精神寄托终日镇守这一方理想的边城。西南联大的师生群像以及一些历史上文化名人被嵌入瓦猫的故事中，建立起人与物的沟通和情感融合。历史不断推进到现代，林培源用“岁月淘洗后的残存物”来标注瓦猫在今天的尴尬处境。当开发和旧城改造浪潮不可遏制的卷席云南，瓦猫技艺的承继与遗失也隐喻着城市的变迁。在昆明旧城改造的大背景下，虽说古城颓败的旧村落被新城的光芒所掩盖，但还保留着基本框架。有瓦猫坐镇的建筑物奇迹般地抵御住了外来的改造和干预而幸存下来。“猫婆家的瓦猫在那里，谁都不敢打这些房子的主意”，龙泉街道的马主任这样评价。新时代里历经沧桑的瓦猫凭借着非自然的力量守护着古老的建筑，从未放弃。明永村在现代转型中的快速前进，城市化的特色越来越鲜明，当地传统也随着两代瓦猫匠人离开而消失，只剩下瓦猫这器物来见证这块土地的未来走向。

这种“一城一地”的风格特质，体现在《瓦猫》中是对藏族自治州与昆明龙泉的地方民俗、饮食文化等的勾勒;在《飞发》中则是对上海理发的行业规矩、“飞发”粤语行话、“香港精神”等的描摹;而在《书匠》中则揭示出了南京的世俗生活：老董用西瓜瓤祛除书页磨痕，带着女儿元子和毛果到南京郊外“看秋”、捡橡碗做修书染料等。无论是哪一地哪一城都带有当地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承载。在云南一地，城市化的步伐使青年人从乡野抽身，随城市化而改变身份为城市居民。城市的生存法则、人情世故、奢靡享乐使乡村原生状态式微。昆明城内各民族杂居在一起，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共同拥有坚执、隐忍和隐在温柔平静下的刚毅个性。在中国香港生活的葛亮，回首看西南的风云际会，原本的偶合式猎奇之旅又增添了一分意外的历史感和民族底蕴，使中国西南的地方特色开始呈现出外来者的目光和视野。《飞发》以理发业的兴衰与传承浏览南北风光。互为镜像的双城──上海和香港现代而世俗，它们都是流行元素汇集之地。前卫或复古在双城的身份中流转。时代洪流中理发师从上海迁徙到香港的故事便不免多了份传奇。在这双城传奇故事中传承的是源自于上海理发业的香港精神。

四、结语

在匠人及其传统手艺走向历史拐点的时刻，葛亮立足中国南方，透过书写匠人的故事，实现了对文化的复现和追念。不过，作家的“野心”恐怕还是在给中国的历史气运和知识阶层、匠人群体的精神气象造影。《瓦猫》小说集以匠人之艺和匠人之心连结其城市和历史，完成了对匠人精神的提炼和开掘。小说表现的匠人精神回应了中华民族的匠人传统与时下流行的社会议题。与此同时，亦捕捉到一种融通古今、鉴照中外的文学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他借助于“匠气”对城市文化品格进行了探源，并指向了社会历史的推陈出新，为民族未来积极寻找精神力量。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林 晨

特约编辑：郑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