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堂：百年前的国足队长媲美“顶流”

  前不久，表演艺术家巩汉林公开批评职业球员收入过高、成绩不佳，前国足队长冯潇霆撰写长文回应。“冯巩之争”持续多个回合，众多意见人士下场参战。究其根本，这场争论体现出两个问题：一是公众舆论如何看待足球运动的专业度，二是知名球员如何在发展进程中起到引领风向的作用。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从近一百年前的国足队长、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的李惠堂身上获得些许启示。

李惠堂祖籍“足球之乡”广东梅州，1905年出生于香港，受过良好教育，参加足球运动后，在香港、上海等地先后掀起华人足球热潮，一手缔造了中国足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称霸东亚的伟业。他是1936年国足首次参加奥运会的队长，1948年又以教练身份率国足再次参加奥运会。后来，他筹组亚足联并担任秘书长，曾任国际足联副主席，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足球人。

球技出众的读书人

李惠堂仪表堂堂，球技出色，表达能力很强，一生都很重视借助媒体等渠道向公众宣传足球，推介体育文化知识。他既是体坛名家、新闻人物，也是文化名流和成功的商人，交友广泛。足球史研究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峥告诉记者，民国时期流行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在公众眼中，李惠堂能与梅兰芳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也是当时的明星。

  除了曾任复旦大学体育教员外，李惠堂还积极主动地跨界到其他领域，比如客串出演电影、写文章、出书、参加电台节目等，他的个人形象也常被用在商业广告里。李惠堂这么做的原因是，在当时华洋竞逐、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方兴未艾的足球需要更多人来关注，足球能够承载的强大力量则需要对这项运动有深入了解的顶尖选手来躬亲示范、详细讲述。他也在这种边踢球边工作、边搞体育边写文章的生活中，积累了名望和财富。随着“球王”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足球也在当时的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足球是舶来品，在中国初现于香港、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李惠堂老家梅州的足球气氛也很浓厚。除了狂热的球迷外，经常在报纸上写球评的记者、球评家也不少。赵峥告诉记者，当时的球迷与现在很相似，有看门道的专业球迷，有看热闹的业余球迷，也有专门去追星的。上海的小报曾报道过一个李惠堂的女粉丝，她不懂足球，但一看到李惠堂在场上带球，就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很有现在“饭圈”的味道。赵峥分析，足球和京剧、李惠堂和梅兰芳，都代表那一时期的流行文化，很多人为了跟上潮流而关注足球。

李惠堂当时成为受人尊敬的大明星，有多方面的原因。赵峥说：“竞技体育，‘菜’是原罪。足球是近代中国体育的门面。当时的国足是亚洲劲旅，在远东运动会九连冠，多次战胜日本队。李惠堂的作用非常重要，经常打进关键球，他和国足的实力、表现有目共睹。”1934年远东运动会决赛，李惠堂在比赛最后时刻主罚点球命中，绝杀日本，拿下冠军，扬我国威。李惠堂认为这是他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进球。

  当时在香港、上海都有“华洋之争”，“李惠堂横空出世，在香港代表南华队灭了洋人;到上海后，他组织乐华队，又把洋人给灭了。他在香港、上海这种华洋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也就成了民族主义的象征。他受尊敬有民众心态上的需求”。而且，李惠堂还充分利用自己的“跨界”形象，笔耕不辍，每年去南洋巡回比赛，他沿途写下“南游”游记在《大公报》等媒体发表。赵峥说：“参加奥运会、远东运动会，他一路上都在写文章，到处去演讲，去电台做广播，把当时能利用的传媒手段都用上了。所以，这也是他名气很大的一个原因，他能说会写，是一个读书人。”

文化素养和沟通心态很重要

  为什么李惠堂是一个文化水平非常高的球星呢？这是很有时代特征的一种现象。当时的运动员都是业余选手，最初接触足球都是在学校，很多学生后来踢出了名堂，毕业之后又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赵峥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仅清华大学足球队就出了一大批社会名流，例如文史大家萧涤非、外交官陈之迈、著名建筑师关颂声等。

  “洋人把足球带到香港之后，中产华人家庭发现，足球可以强身健体，也代表一种文化品位，踢球是按照西方贵族的生活方式来塑造自我的行为。后来，随着西方传教士到各地去，并兴办很多教会学校，足球以体育课的一个科目被带进了教育体系，即便是国立大学，也都是按照这套西方大学的课程设置、校园文化来运作。”赵峥表示，李惠堂和他的同代球员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读书、踢球的，“足球当时属于文化产业，所以踢足球的人普遍受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趙峥认为，李惠堂不仅在自身文化知识储备、努力传播足球文化上做足了功课，而且还在如何传播对足球的理解、如何促进公众思考何为正确的观念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一次，李惠堂到梅县举办比赛，很多球迷慕名而来，购买高价票进场，坐下就找场上的李惠堂。赛后，一位球迷说看这球不划算，李惠堂告诉他没必要这样想：“你花这五块钱，一半捐给五华县建体育场，一半捐作公益事业，足球你是免费看的。”

  1937年和1950年代，李惠堂两次精心准备，在香港的电台作系列演讲。赵峥介绍说，李惠堂给每一期都定了主题，先后讲了足球的历史沿革、足球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足球与读书的共同点、国足参加奥运会的经历等，最后一期还公布了自家信箱，表示会一一回复球迷来信。1948年，他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每周两期，回答了球迷提的很多非常尖锐的问题。“李惠堂积极努力地以专业的姿态回应公众疑问，营造球员、球队和整个足球运动的形象，这是值得现在的人去学习的。”赵峥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球员似乎只需要踢好球就可以了，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呢？

  1950年代以后，体育职业化快速推进，国际体育环境急剧变化，运动员的主体高度专业化了。赵峥告诉记者，李惠堂在1950年代初曾经说，以前的球员业余喜欢读书看报，战后这代球员却更爱赌博消遣，跟受教育水平关系很大。这位“球王”不满意的是，体育职业化兴起之后，青训系统“批量生产”的球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兼顾文化思想与运动技能的全面发展。

  “职业球员被定义为只踢球的专业人士，体育以外的层面相对缺失了，这个结果有一个相当长的变化过程。在运动员的受教育水平、文化素养方面，有古今之分。”赵峥点评道，“李惠堂的公关宣传、自我塑造的能力，是在不断跟社会、媒体、球迷之间沟通交流，甚至很多是不友好、不愉快的互动中逐步生成的。”

  当然，李惠堂的年代，媒体形式还很平面化，他作为顶级球星，取得发声优势有很多办法。现在的球星更难维持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公共形象，正如前国脚、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的李玮锋所说：“球场胜负，很难掰开揉碎让更多人去明白，说了别人也会觉得是借口。”虽然很难，但积极主动地面对媒体，传播正确的观念，像李惠堂一生都在坚持做得那样，本质上是没有错的。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