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范书琴,王 林
(1.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欧美日寡头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国际代工,成就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却因“悲惨增长”模式[1]深陷“价值链低端锁定”。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有效跨越“产业发展陷阱”,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进行制造业转型升级。然而,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随之“中兴事件”、ARM停止与华为合作等一系列事件,突显出中国制造业在参与GVC分工过程中,由于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而严重影响产业攀升价值链中高端这一严峻现实。“卡脖子”问题是国际分工形成后贸易受限的结果,而其根源在于技术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行的“技术锁定”战略。技术锁定是指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后发国家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中长期处于技术水平低、技术标准低或技术附加值低的一种现象。对技术锁定现象的研究是破解我国制造业“卡脖子”技术问题的基础,对推进我国制造业升级和维护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锁定理论和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下的技术锁定现象两个层面。在技术锁定理论层面,PAUL[2]和 ARTHUR[3]在对后进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研究时提出了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的概念,是指由于技术系统路径依赖导致经济系统决策失灵。此后,宏观层面,技术锁定理论被用作解释制度僵化带来的危害:在路径锁定情形下,社会制度变革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