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彪(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张倩倩(云南财经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云南昆明 650221)
随着城市迅猛扩张、人口急剧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垃圾围城”现象日趋恶化,并广泛波及和严重影响生态文明、健康中国、土壤质量和农产品安全等众多领域。如何科学有效地应对这一棘手问题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议程。其中,垃圾分类政策不仅可以减少垃圾产出总量、降低处理成本、提升资源再利用水平,还具有社会、经济、生态、文明等多方效应。“垃圾分类作为实现垃圾资源化的重要管理手段逐步受到重视”[1]。2000 年6 月印发的《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试图借助政策试点这项“各级政府探索解决问题方法的有效工具”[2],有针对性地探索一条实现我国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以及循环再利用的可行之路。
该政策在试点城市推行的21 年来,始终面临政策目标模糊、过程举步维艰和结果收效甚微等问题,造成该政策在试点城市执行的广度和深度受阻。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在协同层面存在缺失,具体表现在“各环节脱节”[3]且“‘碎片化’状况明显,协同性不足,缺乏系统性治理是一个突出问题”[4];“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存在着政府部门作为管理者、执行者、监督者的‘三者合一’现象”[5];“私人资本难以普遍引入、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弱、居民分类习惯尚未养成”[6]等;“管理部门多,协调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