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

2022-06-14 03:22陆晴晴LUQingqing
价值工程 2022年19期
关键词:规制变量绿色

陆晴晴 LU Qing-qing

(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蚌埠 233030)

0 引言

过去几十年,粗放式发展造成了资源浪费,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绿色发展,走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双赢”道路是当今主要目标。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十三五”时期的迫切需求。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国家对解决生态污染问题的重视以及发展绿色经济的决心。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使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其增速也逐渐超过GDP。在经济转型的重要关头,实现技术创新绿色化是驱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1]。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矫正企业行为的重要工具,对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作用以及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主要分三大类。一是“正向促进论”,即环境规制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如Hu等[2]指出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保证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绿色技术溢出。王娟茹等[3]得出环境规制能够直接正向诱导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行为。二是“反向抑制论”,即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Leeuwen G V等[4]研究发现当前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不足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研发资金被挤占,技术研发的压力加大。三是“非线性论”,即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5-6],原毅军等[5]和蔡乌赶等[6]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类型不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作用也不同,普遍存在非线性关系。可能是由于环境规制指标选取标准不同以及各种可变因素的影响。在考虑数字经济后,叶剑等[7]学者研究发现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数字经济能对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现有成果普遍只关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较少研究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较少文献将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考虑在内,来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另外,现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的调节机制梳理还不够清晰,相关的实证检验十分缺乏。因此本文主要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这一变量,重点分析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

2 数据选取及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选取的样本数据均通过国家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而成。由于一些数据的缺失,本文使用的是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中国30个省级单位的样本数据。

2.2 主要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I)。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普遍通过绿色专利的数量来体现,本文采用各个省级单位的绿色专利申请数[8],再进行标准化来度量。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目前对于此变量的测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多学者采用污染排放量或污染投资额等单一指标来衡量。本文借鉴部分学者的做法,选取工业行业的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三个排放量的指标,通过熵值法获得环境规制综合指标。对各污染物进行标准化,并求取权重,再通过二者的乘积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9-11]。

调节变量:数字经济水平(DIG)。目前学术界尚无数字经济的权威衡量指标,与此相关的文献也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借鉴刘军和赵涛等的做法[12-13],综合考虑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这两个维度。具体通过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产出量、相关从业人员数、移动电话用户数以及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五个子指标来衡量[7],进行主成分分析处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标。

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各地实际使用外资额与GDP之比来测量[5];研发投入强度(R&D)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GDP的比例度量;人力资本(EDU)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GDP来衡量,以2000年为基期利用平减指数进行计算得出指标。

本文选取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级单位上述指标数据,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时代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考虑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引入了二次项,基于选取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基准的回归模型: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上述回归方程的基础上,加入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的乘积项。其中,ε是随机扰动项,i表示地区,t为时间。此外,GTI表示被解释变量,ER是核心解释变量,调节变量为DIG数字经济,X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具体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强度(R&D)、人力资本(EDU)、经济发展水平(PGDP)等。

4 实证分析

4.1 基础检验

由于伪回归等可能问题的存在,在正式回归之前,先进行了基本的单位根检验。发现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且检验结果显著。接着检验方程是否多重共线性,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发现各变量的VIF都小于10,表明该模型未出现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说明本文模型估计结果较准确。然后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了本文设定的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

4.2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回归的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数字经济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首先,通过模型(1)线性方程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不考虑二次项的情况下,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能够产生直接的正向激励作用。另外,数字经济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水平能够随之提高。可能是因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成本随之减少,从而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其次,考虑了二次项后,通过模型(2)可以看出,环境规制的系数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两项系数均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结构。说明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后期,会给企业的绿色创新带来巨大动力。模型(2)中数字经济依然对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正面推动作用。在加入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的乘积项后,即模型(3)所示,二者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市场氛围,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制造了更多机会,进而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绿色升级。但是,此模型中的环境规制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不显著,这说明由于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反而抑制了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阻碍了绿色技术的创新。可能是因为当今环境规制处于初期不完善的阶段,以及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萌芽时期,各方面制度融合的不够完美,使环境规制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从而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步伐。最后,通过三个模型均可得出,四个控制变量都显著。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在三个模型中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使外资企业不断引入,带来的竞争效应和吸收效应具有不确定性,且需具备一定的条件。不同的企业消化能力也不同,有的企业吸收能力较弱,就会因为与能力较强的企业在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均显著为正,这说明研发投入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企业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越多,越能给企业带来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是目前环境规制强度不高,人才带来的激励作用无法弥补政府的强制措施增加的成本,因而阻碍了企业的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显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能极大加快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绿色化的步伐。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回归结果是否稳健,本文选取绿色专利授权的数量,将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结果得出,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有些许改变以外,各系数的符号方向均未发生变化。因而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3 数字经济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主要结论如下:①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都能够直接显著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②考虑非线性后,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加,最终会推动绿色技术创新;③通过数字经济的调节,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④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能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带来动力,激励企业创新,但现水平下的人力资本抑制绿色技术创新。

5.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因此要制定特定的环境规制政策。由于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方式也要有所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该采用宽松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而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落后,则可以采用强制性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同时也要加强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企业创造优越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进行技术创新。②优先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实体与数字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互联网+”计划,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突出数字经济的优势和作用,并加以有效利用,综合发展实体产业与数字经济,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③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协同调节作用。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数字经济能起到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府应高度重视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灵活运用各种数字化手段,促使环境规制发挥正向激励效应,推动产业和经济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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