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档案工作服务重大疫情防控的目标取向

靳文君

摘 要：厘清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目标取向，既有利于提升档案服务能力，又有助于科学应对同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分析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及抗疫实践的演化与关系，提出档案工作“赋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目标取向。认为可从树立底层赋能思维，体现档案专业贡献力；健全服务法规标准，量化档案服务效能；融入突发事件治理，提升档案服务能力三方面实现“赋能”目标。

关键词：档案服务；疫情防控；赋能；目标取向

分类号：G273.5

Empowerment：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Archival Servic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Jin Wenjun

（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target orientation of archival servic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n not only upgrade archival service capacity， but also contribute to scientific response to simila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rchival work， putting forward the "empowering" objective orientation of archival work to epidemic prevention control. We can set up bottom empowerment thoughts to reflect the contribution of archival service； build the servic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quantify the efficiency of archive service； integrate into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archive service abilit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mpowerment".

Keywords： Archival Servic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mpowerment； Goal Orientation

1 引 言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至今，有关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政策法规、学术研究、实践活动不断演化。限定核心期刊，不限时间范围，在知网、万方、维普、人大文库等数据库，以“档案+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题名检索，命中76篇文献。从数量看，学界对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已有一定研究，但尚无与档案工作深度赋能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成果；从内容看，现有研究多关注抗疫档案征收[1]、管理[2]、档案服务疫情防控的经验总结和策略建议[3]、疫情档案数据库建设[4]及疫情档案信息服务[5]等，缺乏对疫情发生以来档案服务疫情防控政策、实践研究，对其相互关系、未来走向进行多维度梳理反思；从研究方法看，主要采用网络调研、中外对比、实证分析等横向分析方法，缺乏对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理论研究进行纵向延展。针对上述不足，笔者将分析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及实践的演化规律与内在关联，提出档案工作“赋能”疫情防控的目标取向，从而为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2 研究缘起：疫情防控倒逼有关档案政令法规陆续出台

“政策法规并非源自空想，而是国家发展意图与档案工作实践相衔接的表征”。[6]疫情发生初期，国家档案局于2020年2月7日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档案工作的通知》，从统一认识、认真履责、服务大局三方面要求增强档案部门服务中心工作的能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档案工作。[7]疫情防控中期，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6月20日审议通过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新《档案法》），其中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相关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利用工作机制”。[8]疫情常态化阶段，国家档案局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提出突发事件档案管理工作原则、职责任务、开发利用要求等；中办、国办于2021年6月9日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健全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应对活动档案工作机制、统筹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等档案专题数据库建设、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记忆项目、建立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相关档案利用调度机制。[9]

可见，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维度，相关档案政令法规随疫情防控实践发展陆续出台。这种实践与政令法规的相互推进关系，构成笔者进一步探索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目标取向的政策背景。

3 理论回溯：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研究不断延展

理论源自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梳理和分析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现有研究，可为探索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价值取向提供重要参考。

3.1 现有研究基本特征分析

现有研究具有主题聚焦、发文作者和机构相对集中等基本特征。主要档案核心期刊均能及时关注实践需求，适时刊发学术研究成果，为档案服务疫情防控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指引。关于研究主题，笔者对检索文献进行主题共现，发现“档案工作”与“疫情防控”之间的共现频次最高，表明学界对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理论关注度较高。关于发文作者和机构状况，呈现出特定机构持续追踪的特点，典型之例是中国人民大学共计9篇，在所有机构中发文数量最多。

尽管现有研究在档案学科内部呈现出强关注度和贡献力，但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一是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研究成果多局限于档案领域内，缺乏跨学科与跨领域研究。这既说明其他学科学者似未关注档案资源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独特作用，又说明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既有研究难以“走出去”获得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认可，导致现有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话语权过于局限。二是缺乏协作研究。现有研究呈现出高校学者研究与业界同行研究割裂的特点，尽管存在少量校馆合作研究[10-11]，但缺乏学界与业界的联动研究，不利于推动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实践进一步发展。

3.2 现有研究内容和规律分析

现有研究紧扣“服务”主线，以疫情防控发展为时间序列，不同阶段关注重点不一（见表1）。限于篇幅，笔者仅选取部分文献作为例证，以此为基础，挖掘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研究的规律特点。

从2020年初疫情发生至4月9日武汉解封是疫情防控初期。此阶段疫情“突发”属性明显，学界倡导抗疫档案应收尽收、依据非典档案工作经验探索档案部门在疫情防控中的角色职责、通过网络调研提出档案部门服务疫情防控的举措，为科学防疫提供理论指导。

从2020年4月9日武汉解封至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为疫情防控中期。此阶段科学防疫特征突出，学界开始从多维度思考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策略机制，反思参与防控中存在的问题。此外，此阶段相关研究为《办法》出台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前介入、清单制度等重要思想观点被纳入《办法》具体条目中。

2020年10月至今为疫情防控后期，此阶段疫情防控主要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扩散”策略。学界聚焦抗疫档案资源整合开发[1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体系[13]及专题档案数据库建设[14]等，在此过程中不仅试图将档案部门服务疫情防控意义上升至国家记忆构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层面，亦开始反思和审视图情档学科助力疫情防控的多维视角。[15-16]

可见，学界对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研究随着疫情防控实践发展而不断延展。从初期探索到中期深入再到后期优化反思，透出档案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源流关系，亦为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从助力到赋能的过渡提供了理论可能。

4 现实境况：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实践与理论强耦合

档案工作赋能疫情防控的目标取向在档案部门抗疫实践中也有迹可循。国家档案局官网、中国档案资讯网及现有文献中有关档案部门服务疫情防控的案例表明，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实践与理论研究在时间及内容维度具有强耦合性。同时，档案部门在疫情防控全过程对政府决策、组织机构及公民个人均有针对性举措（见图1）。

4.1 防控初期：报送决策信息，开展线上服务

防控初期，档案部门既及时通过信息报送服务政府决策，又主动开辟线上服务渠道便利多方查档用档。部分档案部门建立信息报送制度或档案专题信息系统，为疫情防控报送所需信息。如北京市档案馆选定101卷（件）共1500余页北京市防控非典档案，依此形成有关“非典”档案文件汇编呈送市委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等工作机构，助力领导决策。针对疫情防控医疗建设需求，有的档案部门积极提供馆藏档案，助力医疗设备管理及医院建筑建设。如非典时期的小汤山医院图纸档案帮助武汉火神山医院迅速建成。针对社会公众的查档需求，档案部门主动开展线上服务。如抗疫初期，浙江、江西等地开发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及地方档案服务平台以满足公众“掌上查档”需求。

抗疫初期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实践与理论研究焦点具有强耦合性，二者在疫情初期均具有基础性、探索性及审慎性的特点。但不足之处在于，档案工作对疫情防控的价值功能尚未全面凸显，档案机构应对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管理机制亦未形成。

4.2 防控中期：留存全民記忆，调节民众心理

防疫中期，档案工作既注重利用多种手段留存全民疫期记忆，亦试图通过档案服务引导舆论走向，调节疫期公众心理需求。一方面，档案部门聚焦防疫档案的社会记忆价值，采取多种手段征集各种公务文件、社交媒体信息、影音照片及印章证书等。如武汉市档案馆疫情防控档案收集工作专班人员收集画家易小阳创作的“中国加油，武汉挺住”丙烯布画；南京市档案馆永久保存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南京抗疫现场》纪录片。另一方面，档案部门激活抗疫档案的人文关怀价值，为公众心理调节提供支持。如2020年6月20日，湖北省档案馆联合多家机构在网络平台直播，向300多万网友讲述抗疫书画作品、援鄂医务人员肖像摄影作品等抗疫档案背后的故事，以此达到舒缓民众恐慌、焦虑甚至抑郁等负面情绪的目的。

防疫中期，档案部门全方位留存疫期记忆、开发档案资源引导舆论走向的实践与此阶段全流程疫情档案管理、建设疫情防控专题档案数据库、档案部门参与机制等理论研究相呼应。同时，由于档案工作科学服务疫情防控实践的诉求提升，因而此阶段理论研究开始具有全局性、概括性和指引性。

4.3 防控后期：发挥专业价值，助力复工复产

防疫后期，档案部门既注重利用专业技能参与疫情常态化管理，又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一方面，利用档案资源及专业技能，借助大数据“科学、精准、适时”的特点，科学提高防疫工作效率。如贵阳市档案馆专业人员瞄准辖区管理痛点，开发“花溪区溪北街道办疫情防控档案数据平台”，对人员流动进行实时监测和统计汇总。另一方面，锚定复工复产需求，助力各单位高效复工复产。温州市鹿城区应急管理局为提升企业生产安全系数，围绕“三档案”做好企业复工复产期间各项防疫和安全生产工作，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保姆式、管家式、保镖式”服务。

防控后期，档案部门开始转变被动参与的姿态，逐渐主动发挥其疫情档案管理专业优势，激活疫情档案资源多元价值，思考疫情檔案管理的宏大意义。这与此阶段关于抗疫档案资源整合及创新性开发、防疫档案响应体系等理论研究紧密关联。

综上，一方面，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实践与现有理论研究耦合性较强。实践部门旨在寻找自身在参与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治理中的定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学界意在寻求档案工作参与疫情防控的最佳路径，以为有效应对同类事件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档案、档案工作尽管可以服务疫情防控的每一阶段、各个方面，但也暴露了服务重大突发事件不够主动、深入以及难以产生显著效应等问题，现有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工作该走向何处，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思考。笔者认为，未来疫情防控或同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档案工作将开始由基础助力向高阶赋能转变。

5 未来展望：实现档案工作赋能疫情防控的目标取向

“赋能”即赋予能力和能量，使受能对象激发才智或潜能，发生正向或成长性变化，黄霄羽指出，“档案工作赋能表现为采取主动姿态，深度参与其他工作，使之产生明显成效”。[17]依据前文的分析，档案“赋能”之所以是“目标取向”，原因在于现有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仍处“助力”阶段，与“赋能”尚存差距。根据档案工作赋能的内涵，笔者认为，档案部门可从以下三方面弥合不足。

5.1 树立底层赋能思维，体现档案专业贡献力

“赋能”思维本质在于主动作为，在服务中实现档案资源多样价值。现有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及实践一定程度上已为档案部门树立底层赋能思维、体现档案专业贡献力奠定了基础。政策法规层面，2003年习近平同志关于档案工作要走向依法管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的“三个走向”重要论述为档案“赋能”疫情防控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同志关于档案工作“四个好”“两个服务”重要批示，为档案部门进一步强化“赋能”思维指明了新的方向。理论研究层面，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理论研究贯穿于疫情防控实践全过程，且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已开始有学者关注“档案工作赋能疫情防控”。[18]实践层面，档案部门除做好疫情档案管理及配合重要档案信息调度外，亦开始采用技术手段助力基层社区疫情管控、参与国家记忆工程项目等。将“赋能”作为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底层思维，是档案专业贡献力得以体现的理念基础。

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档案专业贡献力不仅应体现在留存疫期记忆、提供档案利用服务、构建档案资源库等常规职能，更应随着突发事件的发展由“初期尝试观望”转为“扎根一线发现契机”，“中期常规服务”转为“专业赋能发挥专业优势”，“事后资源整理管控”变为“经验总结、规律分析和服务预警”。为此，档案部门可从三方面树立底层赋能思维：一是转变被动服务理念，厚植外向服务性格；二是主动“走出去”，彰显档案资源多样价值及档案工作专业性；三是积极寻求嵌入国家发展、社会运行、组织管理和人民生活的良机，针对不同服务对象发挥“赋能”价值。

5.2 健全服务法规标准，量化档案服务效能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健全的档案服务法规标准是提升档案服务效能的基础。现有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政令法规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缺乏相关专项法规，此前出台的《办法》更多针对档案管理业务活动，服务导向不明显。二是新《档案法》和《规划》中与档案服务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相关的规定不仅具有迟滞性且操作性也有待加强。研究层面，早有学者聚焦突发事件档案工作应急机制[19]，但时隔近二十年，此类专项法规和标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这种时间上的迟滞性和现有规定的保守性显然不利于档案工作“赋能”进而实现《规划》中提到的到2035年我国“档案利用服务水平进入世界前列”这一目标。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应抓住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补足档案服务法规制度短板，使衡量和评价档案服务效能有据可依，依法助推档案服务向赋能转型。一是结合实践境况，并借鉴发达国家相关做法制定《档案工作服务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效能评估办法》；二是将“社会认知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20]作为档案绩效评估的主要尺度，真正将现有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从基础“助力”升级为切实“赋能”；三是贯彻档案工作“走向开放”的总体原则，将健全档案服务法规标准和服务效能提升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5.3 融入突发事件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服务能力

现有档案工作服务疫情防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基于“管理”之责，使得相关档案工作停留于浅层助力阶段，影响档案服务能力的发挥。“赋能”要求将档案工作融入突发事件治理体系，使档案服务疫情防控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从“管理”转化为“治理”。事实上，以多元主体协作实现最佳效能为核心的治理与强调深度融合及正向改变的赋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原因在于，“衡量档案治理能力的根本标尺是能否有效实现国家档案事业科学发展和公众档案利用需求”。[21]这为档案工作融入突发事件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档案服务能力是档案部门基于档案多样价值及服务职能，利用内外部条件满足社会不同主体多元需求的本领或力量。档案工作融入突发事件治理体系并非是盲目的，首先应梳理突发事件治理的显性和隐性需求，结合档案资源价值，寻找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其次，要联合档案主管部门、突发事件处理应对责任部门及档案馆对档案工作融入突发事件治理进行顶层设计，构建“参与式疫情档案信息服务模式”[22]；最后，尝试将制度和资源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在融入突发事件治理体系过程中系统、全面地提升档案服务能力。

综上，底层赋能思维、量化服务效能及深度融入方式三者之间关系紧密。树立赋能底层思维构成理念基础，服务法规标准构成规则保障，融入治理体系构成关键驱动力，三者共同助力档案工作赋能疫情防控目标的实现。

6 结 语

就档案工作而言，“赋能”本质在于实现档案作为信息资源、知识资源、文化资源、记忆资源的多样价值，发挥档案工作对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地位；就疫情防控而言，“赋能”在于应用档案辅助政府智能决策、展示档案人文关怀、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赋能”要求档案部门主动作为、注重深度融入和发挥服务效能，将档案服务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新冠肺炎疫情为档案服务提档升级带来机遇与挑战，档案部门应借机补齐短板，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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