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的幻灭

张潇艺 韩秀

关键词：流散 寻根 《魔种》 奈保尔

一、流散与寻根

“流散”（Diaspora）源于古希腊语，学术界早期将其引申为“两次犹太战争后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地区在世界的散居”。在全球化浪潮下，“流散”一词有了更为广泛的含义，不再为犹太人专属，可以用来指任何离散于故国的群体。流散通常由战争、殖民、宗教迫害、种族主义等外部因素导致。同时，因缺少文化认同，无奈流落各地寻找文化之根也成为流散的原因之一。

“‘根是生物种中植物的生长源头。对‘根的强调旨在为事物追本溯源，发掘新与旧之间的潜在联系。”V.S. 奈保尔是一位典型的流散作家。作为一名出生于加勒比海殖民地，求学于英国伦敦的印度后裔，“寻根”是奈保尔一生的追求，更是其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其出生地特里尼达岛位于加勒比海南部，历史上遭受西班牙和英国殖民统治的残酷洗礼，经历了奴隶贸易的血腥过往，以及印度裔契约劳工的大量涌入。岛上人口结构复杂，语言不通，宗教信仰各异。来自世界不同地域的人群组成相互隔绝的社区，形成了一个个固守家乡传统的文化地域。因此，岛上从未形成文化相互融合共生的和谐环境，当地人民无法找到认同与归属，社会深陷于“无根焦虑”。与此同时，多元的文化背景也赋予了奈保尔广阔的寻根空间——宗主国英国之根、母国印度之根等。为此，奈保尔步履不停地奔赴一段又一段文化寻根之旅，并将这些经历倾注于文学创作。

2004 年出版的《魔种》是奈保尔的封笔之作。其一生寻根的足迹和心境都在《魔种》一书中徐徐展开，为其本人的寻根之旅做出总结。书中，奈保尔塑造了辗转异乡的流散者威利，勾画出威利后半生的寻根轨迹。与奈保尔相似，拥有多重文化背景的威利渴望构筑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前半生寻根未果的窘境下，威利尝试在记忆中搜寻“根”之所在。模糊的记忆交杂着不切实际的憧憬与想象，让威利首先回归了儿时的印度，参加丛林游击，追寻革命者身份;接着，他回到曾经的求学之地伦敦，尝试融入富人世界。然而，基于幻想的两段寻根之旅相继以失败告终，威利的寻根理想最终破灭。《魔种》悲剧性的结局展现出奈保尔本人寻根的失败，为其持续半个世纪的寻根之旅畫上句号，更映射出流散群体作为局外人游离在各个文化边缘，注定无法成功寻根的命运。

虽然针对奈保尔流散作家身份的现有研究相对丰富，主要针对作品主题、作品意象、人物形象等进行研究，但从流散视域解读其晚期作品的研究尚有待开展。《魔种》作为其文学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对于探究奈保尔本人的寻根结果、心理变化十分重要。本文拟从流散视域出发，围绕“寻根”的写作主题，探讨奈保尔晚期作品《魔种》中的流散者威利走向绝望的寻根之旅，对奈保尔本人的寻根历程进行剖析，探究流散群体共同遭遇的寻根难题。

二、印度之根：田园牧歌式印度的幻灭

“文化身份建构或重建的唯一原因是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但文化身份的建构或重建是一个长期的、流动的、可变化的过程。”在对过往的回忆中，威利细数了他在印度的少年岁月、在伦敦消磨掉的匆匆三年、在非洲作为“妻子的丈夫”的十八年——“飞逝而过，过的全是别人的生活”。前半生对于根的求之不得使威利一直身处认同危机之中，加快了威利寻根的步伐。当妹妹向他提起印度正在发生的革命，威利很快嗅到了再次寻根的可能性，再一次燃起了重构身份的希望——回归印度之根。

与家乡阔别三十年，儿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威利对印度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幻想，形成了一个模糊而理想化的假象。然而，回到印度之初，威利便近距离感受到了影响印度百余载的殖民遗产。尽管殖民者早已离开，奴化教育对印度人民的荼毒已然深入骨髓。但寻根的迫切心情占据了全部思绪，此时威利依然坚信，革命可以改变印度，自己也能寻到印度之根。初入军营，橄榄绿军装的下发让包括威利在内的新兵们立刻进入角色。威利心想：“（军装）使得人人都有了一个崭新明了而有安全感的身份。”印度革命者的身份赋予了威利一个“根”的幻象，为其日后的幻灭埋下伏笔。

深入游击队后，威利逐渐意识到革命只是心中翻涌的田园牧歌式幻想。幻想中，农民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革命者推翻旧有的压迫，助其脱离苦海。然而现实中，在殖民遗产以及地主阶级的盘剥下，农民早已沦为真正的奴隶，对革命和解放唯恐避之不及。在幻想的支撑下，威利在丛林游击中挣扎了八年之久。八年里，他逐渐发现革命队伍鱼龙混杂，信仰崩坏。本应遵循群众路线的革命者向农民传授“杀人哲学”，不断分化阶级，制造对立。终于，当威利自己也即将被“杀人哲学”同化时，他猛然惊醒，“我已经疯了。我必须逃走，趁我还有机会”。至此，幻想全部打消，先前对“印度之根”的向往消磨殆尽，理想中田园牧歌式的革命彻底瓦解。对“印度之根”不切实际的幻想助长了寻根的偏航，让威利最终迷失在日益成为空谈的革命之中。

三、伦敦之根：“典型布景”式伦敦的崩塌

在不断前进的历史之中，威利在东方与西方、殖民主义与反殖民革命的“两个世界”之间不断往返，尝试寻根。逃离革命后，进入监狱的威利再也忍受不了交杂着苦难与落后的印度乡村世界，渴望回归秩序井然的富人世界。于是，威利将寻根的目的地转向了现代化城市伦敦。与从前一样，威利依然无法正视失败，寻根无果的愧疚之情驱使他假装忘记一切，盲目寻找新身份，开启新生活。将威利救出监狱的是他二十八年前所写之书，一本被包装成“印度后殖民文学开创之作”的书，一本能证明他身份的书：“它使你获释，它证明你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而不是政治犯。”威利竭力抓住这一身份，抓住自己最后的寻根机会，前往曾经求学的英伦——寻找伦敦之根。

然而，威利眼中的伦敦始终是“典型布景”中的伦敦，对伦敦的了解从来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面对三十年间伦敦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威利兴奋无比，激情再一次掩盖了寻根的艰难。与到达印度之初一样，威利对伦敦同样报以虚无的幻想。当看到伦敦街头“黑人、日本人，以及阿拉伯人模样的人”接踵而至，他认为这是来自异乡的边缘人在伦敦扎根的有力证明。然而，威利对伦敦之根的热情实则是在经历了八年的艰难行军后对于回归优渥生活的渴望。如此境况下，久违的富人世界让威利觉得威士忌“又醇又甜又浓，像是小孩子喝的饮料”。而就像老友罗杰对此的评价：“那其实是感觉的暂时失灵，刚开始那几秒钟真是甜蜜，但很快就过去了。”果然，威利对于伦敦之根的热情仅仅持续了两个星期。当一切成为习惯，威利便开始厌倦这里循规蹈矩的乏味生活。尽管威利也曾不断尝试新事物，进入培训中心，学习建筑，寻求新的感情，但热情的一次次退潮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伦敦。流浪异乡的陌生感再次袭来，一切都回归了原有的模式——燃起希望又陷入绝望。DDB9034A-76C8-4FB5-9F12-577798CEAE35

威利一次次营造出充满希望的寻根幻象，但纠缠其一生的“无根”枷锁和身份困境始终羁绊着他。文化身份的困顿无法轻易改变，“流散者”“边缘人”的身份定位难以摆脱。正如威利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再假装自己正在前进……尽管我有人身自由，但我仍然像在服无期徒刑。”当寻找英国之根的幻想崩塌，一切虚无的身份都从他身上剥离。作为流散者，威利数次尝试追寻文化之根，最终也无法摆脱寻根无果的恶性循环。

四、寻根的幻灭：作家奈保尔的寻根终点

《魔种》中，威利基于幻想的寻根之旅注定失败，而《魔种》出版时的奈保尔已进入老年，寻根之旅到达终点。在《奈保尔长篇独白》中，奈保尔表示，最终他都没能确定，如今是否找到了“家”的感觉。通过《魔种》，奈保尔以主人公威利的窘迫境地暗示其现实中以失败告终的寻根结局。赛义德认为：“（流散者）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似乎永远也无法安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融入一体。”奈保尔根据个人的印度裔背景和英伦求学经历，将印度和伦敦设定为威利寻根的目的地。当威利真正踏足印度，回到伦敦，发现两地的实际情况全然不是他所幻想的“田园牧歌”式印度和“典型布景”中的英伦，不是他记忆和想象中的“根”。这样的局面彻底将威利的身份建构剥离，正如威利所言：“我这辈子一直在做这么一件事：在哪儿都找不到家，只是看起来像在家里。”

奈保尔本人如同其笔下的威利一样，在寻根路上永远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1962 年，带着对印度的憧憬和想象，他第一次真正走进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大陆，见到的是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愚昧、孱弱和疾病。于是，奈保尔失望地写下《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慨叹道：“（印度）并不是后来我在书本和地图上所认识的真实的印度。”至于宗主国英国，奈保尔自幼便心向往之，一生多次渴望融入英国文化身份，却逐渐意识到自己始终是疏离的局外人，从未融入。多次寻根的幻灭使奈保尔始终游走在各个文化、各种身份的边缘，从未找到属于自己的根。

五、边缘人的悲剧：流散群体共同的寻根困境

寻根困境并不是奈保尔个人的苦恼，而是流散群体共同的悲剧命运。流散群体普遍拥有多重的文化背景，却也往往只能游离在各种文化的边缘。

其一，流散者是多种文化交杂而生的“魔种”。身份的特殊性注定了流散群体无法到达任何一个文化的中心地带。如威利所说：“因为他的出身，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属于他的位置。”对于流散者来说，追求纯粹的文化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多种文化基因使流散群体对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天然的隔阂。每当深入了解某一文化后，矛盾和冲突便开始显现。他们发现任何文化都不是自己能适应且融入的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回归。

其二，身处认同危机，对于“根”的热切向往易使流散群体失去理性判断，陷于虚无的幻想与自我麻痹之中。威利赋予自身安全感的方法是回想曾经睡过的一张张床，以此连接自己在非洲、印度、英国的寻根路径。这种看似古怪的习惯是威利在试图说服自己——曾经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為寻根而奋斗。这让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意义，寻根还有希望。但事实上，“他以各种身份毫无目的地游荡，甚至常常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改变身份”。

同为流散者，威利的老友马库斯深信只要家族与白人世代通婚，便可完美解决文化身份危机，如今他已是一位拥有白人孙子的黑人祖父。马库斯一生坚信这一观点，看似获得了成功。但如此简单的逻辑自洽和自我欺骗实则是在规避棘手的身份问题，只能得到一个虚假的“根”，聊以自慰。作为边缘人，流散群体或是如威利一般深陷绝望，或是如马库斯一般欺骗自己。两种结局皆是源于对“根”的过度幻想。身份危机驱使幻想战胜理智，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基于幻想的寻根永远遥不可及，鲜有人真正成功。

威利从未真正了解自己求索一生的“根”为何物。多年来，他追求着一个个既定的身份，渴望找到一个与自己完全相符的角色，并就此扎根。但如此天真的幻想自然是逐一落空，没有任何既定的身份属于他。作家奈保尔同样是多种文化构成的“魔种”，多重身份相互交织、冲突，使其寻根之旅注定坎坷。他逃离特立尼达，前往印度与伦敦，皆是无疾而终，最终未能真正构建身份。对于整个流散群体，无法抵达、无法扎根是其普遍的寻根结局。从生到死，他们身如不系之舟，试图在多种文化背景下寻找归宿，但作为边缘人的“无根”焦虑始终如影随形。残酷的现实使流散群体深陷寻根的悖论——从憧憬到失望，最终向现实妥协。DDB9034A-76C8-4FB5-9F12-577798CEAE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