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养殖方式与牧民生计：基于新疆昌吉州的调查

张清勇 阿英·叶尔里克 吴欣怡

摘 要：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利用对该州5个县8个村433位哈萨克族牧民所作的问卷调查和访谈，采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牧民生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疫情对牧民生产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养殖方式显著影响牧民受疫情冲击的程度，相对于放牧形式，圈养养殖方式能够降低牧民受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养殖成本在养殖方式对牧民受疫情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养殖方式;牧民生计;哈萨克牧民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形成重大威胁，也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现有研究多直接估计疫情对消费、投资、外贸、就业等的影响，或评估疫情对特定产业，如旅游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影响[1-3]。从产业划分来看，目前有关疫情对畜牧业影响的研究多讨论疫情对家禽业、畜禽产品价格、畜牧业产品的影响[4-6]，研究对象集中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上，鲜见对传统牧区牧民的研究。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农牧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大多数农牧民居住在较为偏僻的边疆地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深入分析疫情对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能够为牧民选择有利的养殖方式、提升疫情抵御能力提供参考意见，有助于提高牧民生产生活的稳定性、促进牧区经济发展以及牧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巩固牧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和谐稳定发展、促进边疆和平稳定也会有所助益。

本文以畜牧业发展形势较好且哈萨克族牧民规模较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探究新冠肺炎疫情对牧民生计状况的影响。新疆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草原类型多样、地域广大，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游牧民族聚居于此。与此同时，受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牧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传统农牧业的发展对草地的依赖性过强，加剧了牧区的生计脆弱性。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牧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我们对昌吉州下辖5个县8个村的哈萨克族牧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实证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不同养殖方式对牧民疫情抵御能力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与假说

可持续生计方法是一种分析农牧民生计脆弱性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得到日益广泛的使用，其中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最为有名。该框架以生计脆弱性作为背景，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5种生计资本[7]。生计资本通过影响政府管理、法律政策、文化制度等政策过程和生计策略，来对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资源利用等生计结果产生影响。国内外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农户行为的研究较多，有关牧民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其生计特征以及可持续生计的实现途径[8-11]。

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外部冲击对牧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牧民应对疫情突发事件的能力是重要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位于中国西北部，过度放牧等因素导致草原退化，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延续和常态化防控进一步影响了牧民生计。根据理性小农理论，牧民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和家庭情况，判断自己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调整，改变生计策略。

因此，我们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出发讨论牧民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以及牧民生计策略的改变。第一，在自然资本方面，土地是牧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由于牧民生产方式单一且传统，疫情期间交通运输和销售市场都受到影响，牧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能够实现的收益大幅度减少。第二，在物质资本方面，牧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基础设施供给短缺，生产方式较为传统，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还未完全构建。第三，在金融资本方面，牧民多只从事畜牧业，生产方式单一，与兼业户相比，抗风险能力较低，疫情冲击下金融资本匮乏的情况更为突出。第四，在社会资本方面，哈萨克族牧民一般聚居在少数民族村，社会网络结构较为紧密，但是社会资本存量较低，尤其是优质的社会资本较少。由于疫情冲击，收入来源减少以及交通管制等，影响了原本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减少，并可能陷入信用和经济两方面的危机局面，使借贷活动受到影响。第五，在人力资本方面，牧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加上牧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整体健康情况相对较差，疫情期间多数医院只开放发热门诊，导致其他疾病患者不能及时就医，尤其是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看病更是成了难题。据此，提出假说1。

假说1：新冠肺炎疫情给牧民生产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

牧民定居工程使得一部分牧民的养殖方式由“逐草而居”的传统放牧方式转变为“草随畜动”的圈养方式，而圈养方式可能能够提升牧民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一，牧民定居工程实施后，牧户能够在家里购买外地的优质饲草料，提升了养殖生产效率，从而增加了收入，提升了金融资本;疫情期间，由于缺乏饲草料，游牧方式下的牲畜存活率有所下降，而采取圈养方式的牧户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保障性饲草料，能够保证饲草料的及时补给，养殖成本较低，从而减少了金融资本的损失。第二，随着一部分牧民养殖方式的转变，政府对定居牧业村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完善，加大了对牧业村医疗、交通、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保障了牧民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因此，相较于生活在偏远草场、采取游牧方式的牧民，采用圈养方式的牧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有所保障，从而提升了物质资本。第三，从事游牧养殖方式的牧民一年四季逐草而居，生活环境较不稳定，饮食以肉食为主，且不易获得医疗设备和服务，导致健康状况相對较差，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另外，他们与外界交流较少，从外界获取的信息和知识受阻，也导致人力资本偏低。第四，定居工程影响了牧民的养殖方式，也对其社会资本产生了较大影响。采取游牧方式的牧民多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村集体组织，社交活动极少;采取圈养方式的牧民一般聚居在少数民族村，出于生活需要和经济利益的族际活动明显增多[12]，打破了以往放牧时代相对封闭的生产状态，加大了与其他地区的互动交流[13]，社会网络结构较为紧密，因此社会资本相对充足。由此，提出假说2。C8490EDE-7ABD-4356-8CDC-D1B276023C91

假说2：就牧民生产经营受疫情冲击的程度而言，传统放牧养殖方式受负面冲击更大。

以往研究认为圈养对于生态恢复以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4]，能够提高人均收入，降低恩格尔系数[15]。从经济成效角度看，圈养方式的经济收益比游牧方式高，且减少了游牧迁移过程中牲畜死亡的损失，养殖成本较低。相较于游牧方式，采用圈养方式的牧民收入来源更广，实现了种养结合，有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比较能分散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牧民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据调查，与一般游牧方式相比，在定居的情况下，牲畜死亡率会降低3%左右，灾害情况下降低的幅度达到10%甚至50%以上，仔畜繁殖成活率则高出10%，牧户人均收入高出50%至一倍[16]。加之政府为采用圈养方式的牧民提供了规模化集约化的养殖基地，有助于畜群结构的调整，而养殖补贴和防疫补助也降低了牧民的养殖成本。由此，提出假说3。

假说3：养殖成本在养殖方式对牧民受疫情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实证方法

本文的调研地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之所以选择新疆昌吉州，主要有以下4点考虑。第一，新疆地处中国西北部，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内陆地区，牧民生计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昌吉州以畜牧业为主，且是哈萨克族聚居的地方，是新疆地区典型的牧区。第二，昌吉州是疫情区，在该地调研能够反映疫情背景下牧民抵抗疫情能力的情况。第三，牧民定居工程已在新疆昌吉州实施数年，能够较好地代表牧区牧民基本情况。第四，本文通讯作者是哈萨克族人，家乡在新疆昌吉州，具有直观体验和语言的优势，便于与哈萨克族牧民交流，有利于收集资料和数据。

2021年3月，我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木垒县、奇台县、玛纳斯县和呼图壁县的牧业村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我们将哈萨克族牧民的村作为调查村，包括吉木萨尔县的白泉村、新地村、牧业村，木垒县的白杨河村、下泉村，奇台县的东河村，玛纳斯县的东岸村，以及呼图壁县的东沟村。问卷利用问卷星发放，以滚雪球的方式，请被访者将问卷转发给该村其他村民。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基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资金周转情况、疫情影响等4个部分，总共收集到问卷456份。筛除含有缺失值的样本，我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33份（其中，吉木萨尔县146份，木垒县159份，奇台县69份，玛纳斯县43份，呼图壁县16份），有效问卷比例为95%。

从问卷调查情况看，多数牧民养殖的牲畜类型为羊和牛，且养殖类型较为单一，只有少数牧民家庭饲养两种以上牲畜。哈萨克牧民多以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牛奶制品是主食之一，因此多数牧民家庭都会饲养牛。从牲畜数量来看，羊的数量占多数，且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羊的育种和育肥是养殖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本文以羊作为标准，将其他畜牧种类换算成羊单位。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可以看出，虽然牧民定居工程已在昌吉州实施多年，但牧民的主要养殖方式仍是传统的放牧形式;户主年龄主要集中在30 —50岁之间，牧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收入也较低，多数牧民未投保养殖业保险，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时很容易受到影响。根据调查，疫情期间牧民的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按严重程度递减排序依次是物流运输受阻、原料（饲料）价格上涨、资金短缺、消费市场减少、销售价格下降、防疫措施致生产率下降以及防疫物资短缺等6个方面。疫情期间，全疆实行“封路”“封村”疫情防控，物流运输受阻使得销售渠道受阻，导致畜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由疫情之前的商贩收购、个人直接销售、卖向生鲜超市、卖给加工企业等，转变为疫情期间的屠宰厂收购、社区团购、卖给大型超市等。原料（饲料）价格的上涨使得牧民的养殖成本有所上升。调研结果显示，多数牧民认为养殖成本上涨了，上涨幅度在10%到50%之间，是疫情带给牧民的负面冲击之一。另外，疫情也导致了消费市场的减少、销售价格的下降和生产率的下降，加上防疫物资的短缺，对牧民的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牧民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所对应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是“此次疫情对您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有多大”，答案按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计为“未受影响=1;影响较小=2;一般=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是有序多分类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牧民家庭采取的养殖方式，放牧=0，圈养=1。参考已有研究，我们引入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牧民家庭疫情发生之前的家庭年净收入、养殖规模、政策享受情况、投保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

实证方法上，由于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牧民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的程度，答题选项是用李克特五分法进行等级划分的有序分类变量，本文在假设李克特量表五分法各分档之间均匀的情况下，选用有序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机制分析时，根据上文的假说，中介变量设为疫情期间养殖成本的变化，采用“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17]，结合Ologit模型，分别建立核心解释变量X、被解释变量Y和中介变量M之间的回归模型如下。方程（1）为总效应，检验养殖方式对牧民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如果系数显著，进行第二步检验，否则不具备中介效应;方程（2）检验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如果显著，则中介效应存在，进行第三步的检验;方程（3）是将中介变量M、核心解释变量X一同放入回归中，控制核心解释变量X的影响后，中介变量M对被解释变量Y的效应，系数c'是中介效应下，解释变量X对Y的直接影响。如果核心解释变量X的系数不显著，则中介效应是完全的，即核心解釋变量X要影响被解释变量Y，必然经过中介变量M;相反，如果核心解释变量X的系数是显著的，则是部分中介效应，即只有一部分是经过中介变量M实现的。

Y=cX+e1                                    （1）C8490EDE-7ABD-4356-8CDC-D1B276023C91

M=aX+e2                                   （2）

Y=c' X+bM+e3                         （3）

四、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牧民的生产经营所造成的冲击。如表2，在控制牧民户主个人特征、疫情前家庭收入水平、养殖规模等控制变量后，研究发现疫情管控措施对牧民生产经营受影响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论证了假说1，即疫情对牧民的生产经营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牧民生产经营受疫情负面冲击的程度上，不同的养殖方式表现不同。从表3可以看出，采用圈养方式的牧民抵御疫情冲击的能力明显高于采用游牧方式的牧民;养殖成本的变化方面，认为成本上升的游牧牧民占比高于采用圈养方式的牧民占比;相比于采用游牧方式的牧民，采用圈养方式的牧民认为收入减少的比例较低。可以看出，养殖方式对牧民的疫情抵御能力有较大的影响。

表4为通过有序Logit回归得出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将牧户家庭养殖类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个人特征、养殖规模、疫情前家庭收入水平、优惠政策纳入控制变量，使用有序Logit模型回归分析不同养殖类型下疫情的冲击程度。回归结果显示圈养方式降低了疫情冲击程度，该结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假说2得到了验证。

之所以养殖方式会影响牧民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主要因为不同养殖方式下牧民抵御疫情的能力有所差别。相对于放牧方式，采用圈养方式的牧民疫情抵御能力较强。首先，疫情暴发“封路”“封村”等防控措施实施后，饲草料供应受到阻滞。封路后，原来从事放牧的牧民未能收割饲草料;疫情解封后，即使想要重新购置草料，也会面临难以购买到足够的饲草料以及饲草料价格大幅上升的问题。对定居模式、采用圈养养殖方式的牧民来说，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的生活和饲草料物资供应相对充足，受疫情影响较小。而且，采取圈养方式的牧民多数会提前储存饲草料，具有较强的抗疫情冲击能力。其次，由于封路，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的牧民遭遇到销路不通的问题，而圈养的牲畜以及相关奶制品则在政府相关政策扶持下，由牧民自行销售或者由指定厂商来收购，从而大大解决了以圈养方式养殖的牧民的销售问题，降低了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另外，疫情期间，以放牧方式养殖的牲畜未能进入市场，导致市场上的牲畜量及相关奶制品供给量减少，供不应求，售价较疫情之前有所上涨，以圈养方式养殖的牧民在一定程度上还因此有所获益，提升了他们的金融资本。

按照中介效应的逐步回归检验法，如表5所示，方程（1）、（2）、（3）分别对应检验中介效应的三个步骤。可以发现，家庭养殖方式中，圈养方式降低了疫情冲击程度，该结果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养殖成本在养殖方式对牧民受疫情冲击程度的影响过程中具有完全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圈养方式有助于提升牧民的金融資本，继而提升牧民的疫情抵御能力，表明了养殖成本的降低对养殖方式在提升牧民抵御疫情能力的过程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中介作用。假说3得到了验证。而通过推广圈养方式来提升牧民的金融资本，是降低疫情对牧民负面影响程度的一条可行路径。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出发，利用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哈萨克族牧民的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不同养殖方式对牧民疫情抵御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防控措施给牧民的生产经营造成了负面影响，不同的养殖方式影响了牧民生产经营受疫情冲击的程度。相对于传统的游牧养殖方式，圈养方式能够提升牧民的疫情抵御能力，降低疫情对牧民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而养殖成本在养殖方式对牧民受疫情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些发现可以为牧民选择有利的养殖方式、提升疫情抵御能力提供参考意见，对政府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出台相关的牧民帮扶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根据调查，牧民最希望得到的政策支持，第一是帮助解决防疫物资，第二是帮助拓宽农产品销路，第三是帮助解决饲料、原料、药品短缺问题，第四是帮助建设学校、医院、超市、公园等文化基础设施。结合实证研究的发现，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由于牧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防疫物资的供应较为紧张，应当解决好防疫物资的有效供应问题，为牧民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创造条件。其次，疫情防控使得牧民的农产品销路受阻，影响了牧户家庭的生计，应为牧民提供相关政策和资金扶持，帮助他们拓宽销路和增收的渠道。再次，逐步加大对牧区交通、文化、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牧区饲料、原料、药品短缺问题。最后，继续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开展相关技术培训，加大对舍饲圈养的补贴力度，推动传统牧民改变依水草而居的养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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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校对：李阳）

COVID-19 Epidemic， Herding Models and the Livelihood of Herdsmen： Evidence from Changji Prefecture， Xinjiang

ZHANG Qingyong Aying YERLIK* WU Xinyi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Framework，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433 Kazakh herdsmen in Changji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author uses an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livelihood of herdsme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OVID-19 epidemic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ivelihood of Kazakh herdsmen. Herding models affect the extent to which herdsmen are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Compared with grazing， captive breeding reduces the severity of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The costs of different herding models play as mediating variable in the process.

Keywords： COVID-19 epidemic; herding models; livelihood of herdsmen; Kazakh herdsmen

（英文校譯：翟世贤）C8490EDE-7ABD-4356-8CDC-D1B276023C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