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虞集抄本七发手卷鉴读小识

刘明

民国年间，罗振玉珂罗版宣纸影印《赵文敏公虞文靖公法书》一册，其中“虞文靖公法书”乃影印元人虞集所抄汉代枚乘的《七发》手卷（图1）。该手卷未检得历代书画藏簿有著录，亦未知今流落何所，惟赖此影印本得窥其原貌。

虞集所抄《七发》与《文选》所载者有同有异，疑并非出自《文选》，而是另有文献来源;又其藏弆罕秘，鲜有道者，据手卷中所钤诸印略可睹其流传踪迹。手卷正文共抄139行，行18字，有栏格。小楷书抄写，参入行书笔意，遒劲有力，挥洒自如。陶宗仪《书史会要》尝评虞集书法云：“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又明李东阳《书虞邵庵墨迹后》评云：“书家者流所谓人品高、诗法古者，殆兼有之。”此件手卷虽非所极称道的隶体书法，但据之似可见虞集更为出色的小楷手书。手卷卷端题“七发，汉枚叔著”，起“楚太子有疾”句，讫“霍然病已”句，卷末题“仙井虞集书”。卷尾又有至正四年（1344）张丙跋一则，跋末署“至正四年秋七月句曲道者张丙谨书”。手卷钤印十数方，洵为流传有绪的孤帙秘笈，其递藏情况及所抄《七发》之文献价值皆值得探究。

先来谈手卷的递藏过程。手卷卷末所题“仙井虞集书”末附钤“虞集”一印，虞集籍江西崇仁，“仙井”乃其祖籍，即今四川仁寿一带。该手卷曾在至正四年得张丙经眼，并撰有题跋，虞集时年73，推测手卷或即抄在是年。按虞集卒在至正八年（1348），则该手卷乃其晚年所抄。《七发》是枚乘创作的名篇，讲的是吴客去探望生病的楚太子，以两人的对答展开全文的情节。吴客相继提出听琴、饮食、车马、游观、田猎和观涛来启发楚太子，诱导他改变安逸享乐的生活方式，但均无法治疗太子的病根。最后吴客提出“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要言妙道”，太子则“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虞集在人生的晚年抄写《七发》，或有一番寓意在内。作跋者张丙字伯雨，号句曲外史，又号贞居，道士（据《辍耕录》）。手卷跋署“句曲道者”，句曲指句曲山，一名茅山，在今江苏句容，道家隐居名地。又何良俊《语林》载有张丙与虞集交往事，云：“张伯雨初谒虞先生，先生不与言儒者事，只问道家典故……交款甚密，与先生书必称弟子。”（参见卷9《文学》篇）此可解手卷题有张丙跋之故。跋云：“余生平诵古文，惟注意沈精于枚叔《七发》，尝评在司马长卿上。即贾长沙及班、杨辈，虽历代推文雄，亦未之或先也。然善书名家，未有录其文者。今虞学士迺以晋书宋帋以录汉文，遂令枚作如新，不觉叹赏。”张氏笃爱枚乘《七发》篇，推之为汉人首善之作;且言历代法书名家，未曾有抄录该篇者。抄写此篇肇自虞集，且以晋人书体，用宋代旧纸，亦可足见他的宝爱之情。张跋概括以“晋书宋帋”，实则在所抄《七发》自身的文献价值之外，又点出了手卷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虞集抄毕，当自藏手卷，大概殁后散出。

手卷题端钤“良惠堂”长方印一枚，不详谁氏。据钤印，虞集之后，该手卷的第一位藏家是明代的何良俊，钤其“清森阁书画印”一方。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号柘湖居士，明代华亭（今属上海松江）人。嘉靖中以岁贡入国学，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后弃官，卜居苏州，生平笃好藏书，尤喜书画鉴藏，撰有《语林》《四友斋丛说》等。“清森阁”即其书画藏弆之所，《何翰林集》卷2《春日思归》云：“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何氏如何得到该手卷，已很难详考，不过所撰《题书画铭心录前》《题书画铭心录后》两篇载其遍访书画之趣（均载《何翰林集》卷28），可作为访得赏鉴该手卷的侧面背景。《题书画铭心录前》云：“丙辰（1556）冬，余以考满南归，凡士大夫收藏书画之家，皆往借观，虽真伪杂出，然不无一二精品。”又《后》云：“余以十月十八日癸卯发京邸，至十二月廿二日丁未还都，往返才两月余耳，而所见若此，盖亦富矣。夫宇宙间物，流传亦自不少，岂必尽藏箧笥耶！但得常遇赏鉴之家，扫阁焚香，尽出所有，相与评校真赝。得遇精品，则摩挲爱玩，真若神游其间。”至于《七发》，所撰《四友斋丛说》卷23《文》篇有评价，云：“自汉以后，诸人不复立言著书，但为文章，然必如枚叔《七发》、相如《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答宾戏》、曹子建《七启》诸篇，闳深伟丽，方可谓之文章，至于后世碑传序记，乃史家之流别耳。”遗憾的是，何氏终未在己著中明确提及该手卷，《丛说》卷27《书》篇即论历代书体及法书名迹，即无一字言及虞集，遑论此手卷。

何良俊之后，该手卷辗转入朱之赤之手，钤有“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月潭”（此两印见手卷卷端）“朱印之赤”“卧庵所藏”（此两印见手卷卷尾）“朱”（此印见手卷中）诸印。另钤“香草盦”一印，据其形制，似亦属朱氏钤印。朱之赤，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清康熙年间，字守吾，号卧庵，原籍安徽休宁，侨寓苏州，生平喜鉴藏书画（图2），撰有《卧庵藏书画目》。朱氏藏该手卷故实不详，检《卧庵藏书画目》，亦未见著录有该手卷，或入藏在书画目编定之后。就所钤诸印而言，国家图书馆藏有朱之赤旧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亦有朱氏所钤藏印数方。与此手卷各印相比，惟“月潭”一印有异，手卷所钤者为印文左右书写方印，而宋本所钤者则为印文上下书写长方印（图3）。手卷从何良俊到朱之赤的收藏，表明它在明清时期的流转似未出苏州地区。

朱之赤之后，又藏于陈淮手中，钤有“陈氏”“药州”“陈淮审墨”“湖海楼书画印”诸印。陈淮（1731～1810）字望之，又字澄之，號药洲，陈维崧四弟陈宗石之孙，清代河南商丘人。乾隆十八年（1753）拔贡，捐赀候选知府，累官至贵州巡抚、江西巡抚，编校陈维崧《湖海楼全集》，《清史列传》卷27有传。陈淮本祖籍江苏宜兴，因其祖宗石入赘侯朝宗（方域）为婿，遂籍商丘。陈淮喜收藏，斋名湖海楼，但其如何得到该手卷，亦难以详究。惟知藏此手卷期间，曾经程瑶田经眼，钤有“程瑶田审定”一印。陈淮之子名崇本，字伯恭，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据《清秘述闻》）。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岑嘉州诗》有“陈崇本书画印”“崇本珍赏”诸印，可见所藏书画当即袭自其父陈淮，推想该手卷亦为其所继藏。

陈崇本之后，辗转归顾文彬所藏，钤有“顾子山祕匧印”一印。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过云楼主，清代江苏元和（今属苏州）人。酷爱收藏，精于鉴别书画，撰有《眉绿楼词》《过云楼书画记》等。检所撰《过云楼书画记》，亦未著录该手卷。顾文彬之后，又入张宝善之手，钤有“定甫审定”一印。张宝善（1856～1926）字定甫，南浔（属浙江湖州）人。清副贡生，捐户部贵州司郎中衔，所藏书画名迹甚多。罗振玉是该手卷的最后一位藏者，钤其“雪堂珍秘”“罗振玉印”两印，当得自于张宝善。罗振玉予以影印出版，而手卷原件是否还存世，如果存世现藏何处均不明。梳理虞集所抄此《七发》手卷的收藏史，其传承大致集中在江浙一带;又各家书画藏目概未见有著录者，确实属艺林藏迹罕秘者。

再来谈该手卷的文献价值。枚乘《七发》篇最早载于《文选》，虞集所抄此《七发》与《文选》比对有差异。兹以《文选》日本足利学校藏宋明州本（该本附有李善本校语，一并过录，以与同属“善本”的尤袤本相验证）和国家图书馆藏陈清华旧藏宋尤表池州刻本为据，异文包括三类情况。

（一）手卷与明州本同而与尤袤本异者列举如下：“四方和平”，尤袤本“方”作“宇”，明州本同手卷，校语云“善本作‘宇’字”。“纷沌澹淡”，尤袤本“沌”作“屯”，明州本同手卷，校语云“善本作‘屯’字”。“皓齿蛾眉”，尤袤本“蛾”作“娥”，明州本同手卷。“甘脆肥酿”，尤袤本“酿”作“脓”，明州本同手卷。“手足惰窳”，尤表本“惰”作“堕”，明州本同手卷。“往来游燕”，尤袤本“谎”作“醼”，明州本同手卷。“乃下置酒于娱怀之宫”，尤袤本“娱”作“虞”，明州本同手卷，校语云“善本作‘虞’”。“隍池纡曲”，尤袤本“隍”作“黄”，明州本同手卷。“旌旗偃蹇”，尤袤本“旌”作“旍”，明州本同手卷。“荄轸谷分”，尤袤本“轸”作“软”，明州本同手卷。“使之论天下精微”，尤表本“精”作“释”，明州本同手卷，校语云“善本作‘释’”。

（二）手卷与尤袤本同而与明州本异者列举如下：“命曰蹷痿之机”，明州本“机”作“几”，尤袤本同手卷。“衣裳则杂遢曼煖”，明州本“衣裳”作“衣”，校语云“善本有‘裳’字”，尤袤本同手卷。“常无离侧”，明州本“尚”作“常”，校语云“善本作‘常’”，尤袤本同手卷。“使琴挚斫斩以为琹”，明州本“琴挚”作“班尔”，校语云“善本作‘琴挚’字”，尤袤本同手卷。“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明州本“畅”作“张”、“伯子牙”作“伯牙”，校语云“善本无‘张’字”“善本‘伯’下有‘子’字”，尤袤本同手卷。“后类距虚”，明州本“距”作“钜”，尤袤本同手卷。“穱麦服处”，明州本“服处”作“处服”，校语云“善本作“服处””，尤表本同手卷。“苗松豫章”，明州本“苗松”作“松柏”，校语云“善本作‘苗松’”，尤袤本同手卷。“使先施”，明州本“先”作“西”，校语云“善本作‘先’”，尤袤本同手卷。“游清风”，明州本“游”作“遡”，校语云“善本作‘游’”，尤袤本同手卷。“秦缺楼季为之右”，明州本“季”作“秀”，校语云“善本作‘季’”，尤袤本同手卷。“涌触并起”，明州本“触”作“觞”，校语云“善本作‘触’”，尤袤本同手卷。“此真太子之所喜也”，明州本“喜”作“嘉”，校语云“善本作‘喜’”，尤袤本同手卷。“信隐匈礚”，明州本“礚”作“俶”，校语云“善本从‘石’”，尤袤本同手卷。“俶兮傥兮”，明州本“俶”作“倜”，校语云“善本作‘俶’”，尤袤本同手卷。“慌旷旷兮”，明州本“慌”作“超”，校语云“善本作‘慌’字”，尤袤本同手卷。“于是澡槩胸中”，明州本“槩”作“溉”，校语云“善本作‘槩’”，尤袤本同手卷。“揄弃恬怠”，明州本“揄”作“投”，校语云“善本作‘揄’”，尤袤本同手卷。“沓杂似军行”，明州本“沓杂”作“杂沓”，校语云“善本作‘沓杂’”，尤表本同手卷。“上击下律”，明州本“律”作“硉”，校语云“善本作‘律’”，尤袤本同手卷。“有似勇壮之卒”，明州本“勇壮”作“壮勇”，校语云“善本作‘勇壮’”，尤袤本同手卷。“踰岸出追”，明州本“追”作“塠”。“披扬流洒”，明州本“披扬”作“扬披”，校语云“善本作‘披扬’”，尤表本同手卷。“孟子持筹而算之”，明州本校语云“善本作‘孟子筹之’”，尤袤本同手卷。

通过异文的列举，推知虞集所抄《七发》的文字面貌更近于李善本系统的《文选》，当然也存在与六臣本系统的《文选》相合者，表明该抄本的文献来源当非《文选》。附带一提的是，之所以不避繁琐同时附录明州本的校语，目的是以该校语与尤表本相比对，结果发现绝大多数都是相合的。这印证尤袤刊刻《文选》的底本，与明州本参校的李善本具有高度的亲缘性。

（三）手卷还存在与明州本和尤袤本均有异者，列举如下：“腥酸肥厚”，明州本、尤袤本“腥”并作“脭”。“恣四体之安者”，明州本、尤袤本“四”并作“支”。“浩荡之心”，明州本“荡”作“盪”，校语云“善本作‘唐’”，尤袤本作“唐”。“遁逸之志”，明州本、尤袤本“逸”并作“佚”。“其奚繇至哉”，明州本、尤袤本“繇”并作“由”。“野繭之丝以为弦”，明州本、尤袤本“弦”并作“絃”。“向虚壑兮背高槐”，明州本、尤袤本“高”并作“槁”。“依绝区兮临回溪”，明州本、尤表本“回”并作“迴”。“楚真之食”，明州本、尤袤本“真”并作“苗”。“蹈践麋鹿”，明州本、尤袤本“麋”并作“麖”。“纯粹牷必”，明州本、尤袤本“牷必”并作“全犧”。“恍兮惚兮”，明州本、尤袤本“恍”“惚”并作“怳”“忽”。“通望虖东海”，明州本、尤袤本“虖”并作“乎”。“极虑乎涯涘”，明州本、尤袤本“涯”并作“崖”。“信隐匈礚”，明州本、尤表本“信”并作“訇”。“如震如怒”，明州本、尤袤本“震”并作“振”。“太子辨士明之乎”，明州本、尤袤本并作“太子岂欲闻之乎”。这进一步佐证虞集所抄《七发》并非据自《文选》，而是另有文献来源。按《隋志》小注著录南朝梁有枚乘集二卷、录一卷，《旧唐志》著录枚集两卷，当即此梁本。《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李善注称“枚乘集有《临灞池远诀赋》”，所引“枚乘集”即《旧唐志》著录本。大致唐末散佚不传，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有“枚乘集”之目，不题卷数，当为南宋初的重编本。《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卷本《枚叔集》云：“汉弘农都尉淮阴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时有二卷，亡，《唐志》复著录。今本乃于《汉书》及《文选》诸书钞出者。”《宋史·艺文志》亦著录枚乘集一卷，该一卷本在元时应尚存，大致在元明之际亡佚不传。手卷《七发》既然不可能据自《文选》，推断当据自此一卷本枚乘集。枚集虽属南宋人的重编本，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文选》作为辑录之源;但同时也要承认南宋人还是能够见到不少的古佚文献，故而所收的文篇或许参校众本，而使得它的面貌不尽同于《文选》里所载的《七发》篇。

当然，手卷并非尽善，也存在一些失误。误抄者，如“独宫世之君子”，《文选》“宫”作“宜”;“嘘唏烦醒”，《文选》“醒”作“酲”;“九寡之弭以为约”，《文选》“弭”“约”分别作“珥”“”;“连廊四枉”，《文选》“枉”作“注”;“观望之有折”，《文选》“折”作“圻”。另“窕目心与”，《文选》“窕目”作“目窕”，疑为颠倒。“批龙而观万之也”，《文选》“龙”“万”分别作“聋”“望”，而且还漏抄了开头的“发瞽”两字。上述诸例恐不宜视为有校勘价值的异文，而是由于抄者之误造成的。

要之，虞集抄《七发》提供了新的校勘文本，而且还透露出元时尚流傳有枚乘集的印迹，构建起《七发》的《文选》和枚乘集两种传世文本系统，其文献价值自不待多言。同时也不宜过分夸大其文献价值，要看到虞集抄写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误抄和漏抄的现象，虽白璧微瑕，提醒还是要抱持平常心看待一些所谓“罕秘”的文献资料。该手卷是通过版本调查发掘出来的，虽然罗振玉当年影印的目的是化身千百，广惠学林;但尘封积年，又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这意味着挖掘被淹没的文献，揭示隐藏的典籍，仍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它的意义正在于为学术研究负薪储粮，而且还可能催生出新的学术话题。对待这些被遗忘的典籍文献，一方面要重拾物学的传统，尽可能全方位地重述它的文物形态，还有流传过程的细致还原，为后人留下翔实的实物资料。一方面要遵循科学研究的态度，充分揭橥其蕴含的学术价值，发挥它所潜藏的突破既有学术论题的作用，进而在学术史的坐标中界定此类典籍文献的地位。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