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翁同龢艺术品收藏活动研究

戴婷婷

[摘要] 翁同龢是晚清具有代表性的士大夫藏家，他的收藏多由家传、收受与购藏三种方式构成。翁氏家族为收藏世家，先贤多好收藏，翁同龢从传承家藏中奠定了自身的收藏基础。收受，包括接受帝后赏赐，也涵盖亲友、同僚与地方官的馈赠，翁同龢的政治身份、政治地位及人际网络，促成了不同收受路径的形成。晚清，翁同龢广泛地参与艺术品交易，购藏成为其收藏艺术品最主要的途径。

[关键词] 晚清 翁同龢 收藏 途径

清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品鉴藏发展的鼎盛时期，士大夫藏家引领着彼时的鉴藏风尚。曾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并两度出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1830—1904）为其中翘楚。他12岁即与家乡书估往来，至74岁逝世，鉴藏生涯长达62年，一生过眼艺术品千余件，尤好碑帖、墨迹、绘画与古籍。翁同龢的艺术品收藏主要通过家传、收受与购藏三种方式实现。这与翁氏家族的收藏基础和翁同龢本人的政治、生活经历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晚清权臣藏家的主要收藏路径。

一、家传

常熟翁同龢纪念馆藏有《翁同龢旧籍清单》一册，乃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同龢回籍前，其京师家中的藏品名錄，其中包括碑帖123种、墨迹与绘画360件、古籍123种，另有部分瓷、铜、玉石器与笔、墨、纸、砚等文玩。这一份清单大致呈现了翁同龢艺术品收藏的主要面貌，而其中的赏鉴观念、鉴藏品种也可从家族收藏脉络中找寻渊源。在翁同龢的鉴藏生涯里，给予他启蒙的正是家族藏品。

海虞翁氏不仅为常熟望族，也为鉴藏世家。清初，翁同龢七世祖翁长庸（按：字子虚，号蓼野，清顺治进士，官至河南道参政）喜好碑帖，在任河南地方官时曾于汝州搜求古拓，获汤阴本宋拓《汝帖》。该作后于翁氏家族传承二百余年，被视为珍宝，可惜于咸丰十年（1860）因江南战乱而遗失。[1]翁长庸后，翁氏家族沉寂了一个多世纪，收藏活动也随之减少。直至乾隆末年，翁同龢祖父翁咸封入仕后又得以兴盛，重开藏书之风。清中晚期，经翁同龢父亲翁心存、翁同龢及其兄长翁同书、翁同爵两代人的共同努力，翁氏收藏渐成规模，尤其在古籍、书画鉴藏中卓有成就，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藏品面貌，将家族收藏推向鼎盛。在这样的氛围中，翁同龢自幼寓目家中收藏，如七世祖所藏《汝帖》就曾给少年翁同龢留下了深刻印象。耳濡目染之中，翁同龢不仅得先人鉴藏志趣，而且随着鉴藏活动的展开，部分家藏也进入其收藏序列。

因传承家藏而获得的艺术品在翁同龢收藏中约占一至二成。占比不多的原因一方面是翁氏家族虽喜好赏古、玩古，但重赏鉴而轻收藏，不以聚藏古物为目的，直至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生活的年代，藏品才得以拓展。另一方面是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后，位于江苏常熟的翁氏家族也受到影响，不少藏品在战乱中遗失。因而，目前在翁同龢收藏中有据可考的家藏多传承自其父翁心存。

翁心存的收藏主要集中于古籍，其人“好聚书，凡俸入悉以购书”[2]，一生藏书颇富。道光十三年（1833），翁心存回乡侍奉母亲期间，曾于常熟老家购得宅邸“彩衣堂”，并在其中设藏书室，名为“知止斋”。翁同龢同辈中，其三兄翁同书最好古籍，因而翁心存逝世后大部分古籍传给了翁同书。此外，翁心存在书画鉴藏上的经验也有所积累。道光二十九年（1849），翁心存在奉命回京前曾对宅邸藏品进行清点，所列包括数十件汉唐碑拓、唐宋名家墨迹及明、清书画。在书画赏鉴、收藏上，翁同龢直接受到父亲影响。

清道光至同治初，翁同龢多与父亲同处，父子之间关系亲密，二人常赏鉴市估售卖古玩，或互赏彼此收藏书画、印章，这为翁同龢传承父亲收藏奠定了基础。笔者从二人日常书画著录中可找到端倪。光绪三年（1877），翁同龢曾清点自身所藏书画，后作《丁丑暂假捡书画记》著录[3]，并将著录分为均斋甲匮、均斋乙匮、均斋戌匮三部分，其中均斋甲匮著录书画44目，乙匮著录61目，戌匮著录79目，共184目。[4]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也曾著《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5]，其中记载自身所藏部分书画名录。比较二者可发现，约有20件作品名称一致或十分相似，[6]如翁心存记“蒋文肃《梅花》……王石谷《夏山图》……庾唯亭《梧蝉》一幅”，翁同龢记“蒋文肃《米花》……王石谷《夏山图》……余唯亭《梧蝉》一幅”。尽管两处著录文字存在细微差别，但大致可判断所载作品应该相同，其中的“米花”与“梅花”、“庾唯亭”与“余唯亭”等或为误书而导致的差异。而翁同龢著作提及书画正为其检阅自藏所记，所以表明至少这20件作品应是从其父亲处传承。细读父子书画著录还可发现，二人在收藏喜好上也有共通之处。翁心存所载藏品多出自同乡书画家之手，而翁同龢的鉴藏也存在这一特点，可见他在各个方面均不可避免地受到父亲的影响。父子二人的日记、诗文中也不乏记述家乡的文字，这说明怀乡之情也在父子二人艺术品的藏与传之间得以渗透、延续。

翁同龢流传至今的藏品中，有部分也来自父亲旧藏，如唐代墨迹《灵飞经》是翁心存于道光十九年（1839）从海宁陈氏手中购得，是翁同龢收藏中较为罕见的唐代墨迹。严澄摹褚遂良《袁策》册为道光二年（1822）翁心存受原藏家严氏馈赠，道光三十年（1850）重新装裱时损坏，后传给翁同龢。这些作品均属珍品、妙品，奠定了翁同龢的收藏基础。而陈洪绶的《三处士图》则成为最能体现翁氏家族收藏精神的佳作。光绪十七年（1891），翁同龢曾在《三处士图》上作跋：

此《三友图》，道光乙酉先公得之于吾邑沈氏，喜诵其诗，常以自随。先公既卒，吾五兄携之入湘入鄂。去年吾省墓归又携以北，每一展卷，不觉涕泗之横集也。庚寅冬至前一日，斋官侍班归，因题一诗，后人能谨护之否？

从跋文可知，该作先后经翁心存、翁同爵、翁同龢收藏，作品中还有“常熟翁玉甫珍藏”印和翁同龢的“文端”“文勤两世手泽”“同龢敬守”印。因而，《三处士图》成为父子三人“三世虹月舟”的见证。跋尾的“后人能谨护之否”是翁同龢回望收藏过程生发之感慨，更是对后人的深切嘱托，即家藏谨护，世代传承。91C285F5-D581-47B1-A2DA-5E8CCF14A483

尽管家族旧藏汤阴本宋拓《汝帖》、王翚《芳洲图》等因战乱散失，未能直接传至翁同龢，但他儿时就常拂拭这些藏品，对它们的样貌、品第十分熟知，也能够体会作品中蕴含的先辈意志、修养与家风。他间接传承了先贤的精神气质、家族的文化风貌。这些都烙印在翁同龢的收藏生涯中，让他一生为之追寻。

综上，家传为翁同龢的艺术品收藏奠定基础。从家族递藏中折射出的家族文化、家族精神一直在延续，始终影响着翁氏后人。

二、收受

因翁同龢的地位显赫，其部分艺术藏品也是通过帝王赏赐、接受他人馈赠而得。这一路径获得的藏品约占翁同龢收藏的二至三成。而收受的两种不同形式，也影响着翁同龢的藏品类别与藏品品质。

（一）受赏

恩萌、加级、封赠、恩赦、赏物和赏银等都是清朝统治者恩赉的方式，其中赏物的赐予中不乏古董珍玩。清初，顺治帝为示宠信，多次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赐予大臣，身居高位的“贰臣”孙承泽（1593—1676）曾得“大观殿法帖，宋高宗所赐喻樗者，多钟王秘迹”[7]，宋权（1598—1652）、宋荦（1634—1714）父子也得到帝王赏赐的宋、元书家墨迹。晚清奖赏制度虽不似清前期、中期严谨有序，但在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上仍发挥重要作用。翁同龢作为朝中重臣与帝师，所受赏赐品更是名目繁多、异常珍贵。他逝世后，后人曾在讣告中记述其生前荣耀并罗列所获赏赐：

五旬、六旬蒙恩赐寿，特赏御书“论经介祉”匾额、“辅德廷釐”匾额、“绿图启沃资耆硕，绛县康疆最弼谐”对联、白玉三镶如意无量寿佛等件，历蒙特赏御笔“松寿”“鹤寿”“竹苞松茂”等字堂幅，御画山水、花卉、团扇、折扇、堂幅、挂屏，恩赏筵宴、克食、蟒袍、绸缎、如意、银锞、珍玩，御笔“诚明纳诲”匾额、“含章蕴藻”匾额、龙虎福寿平安如意字幅、颐年殿特赏福字、养心殿特赏福字，先后颁赏平定粤捻方略、平定陕甘新疆云南回匪方略、平定贵州苗匪记略、如意、蟒袍、陈设珍玩、文绮荷包等物……[8]

翁同龢所受赏赐主要为御笔书画与宫廷珍玩，清初权臣受赏的古代书画不再位列其中。这也反映出清朝不同時期统治者对汉族文化、艺术的认识。随着政权的稳固与汉文化修养的加深，至康熙帝时，清朝权臣已较少受到内府书画的赏赐，赏赐主要变为帝王书法与刻石拓片。[9]

翁同龢受赏是从同治四年（1865）入值弘德殿开始的，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缺回籍结束。这些赏赐主要为宫廷典章礼仪中的常例赏赐，包括新岁御书赏赐与万寿节赏赐两类。而与其艺术品收藏相关的，则主要是帝后赏赐的铜器、玉器、瓷器等，这在《翁同龢日记》中被多次记录下来，如光绪六年（1880）正月十六日“赐旧玉如意一柄、蟒袍一袭、袍、褂各一联，瓷花瓶一件，鼻烟一瓶”[10]，光绪九年（1883）六月廿六日受赏“玉如意一柄……瓷方八卦瓶一个，景泰蓝一个”[11]，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廿六日例赏“如意、荷包……瓷瓶、铜炉、漆盘等”[12]。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廿七日赐“扁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 [13]等。

现藏于常熟市博物馆的一套清光绪官窑彩釉礼器亦为翁同龢受赏瓷器。这套瓷礼器共33件，形制仿青铜器，包含豆、簠、簋、敦、鼎等多种器型，每件瓷器上以阳文或阴文刻所仿青铜器的铭文，釉色丰富，包括祭红、霁蓝、娇黄、月白等数十种。整体胎质细洁，釉面光润，色彩饱满，代表晚清官窑瓷器的最高水平。

与自身购买相比，翁同龢通过受赏而得的艺术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品类丰富，涵盖各类宫廷珍玩。这些艺术品丰富了翁同龢的收藏品类，使他的收藏品质得以提升。

（二）受赠

翁同龢收受的艺术品不仅来自宫廷赏赐，还有亲友、同僚、地方官吏的馈赠。咸丰、同治年间，翁同龢三兄翁同书、五兄翁同爵先后于地方任职。二人在忙于政务之余，也多从地方市肆购藏艺术品，有时便会将藏品寄送给翁同龢，如咸丰六年（1856）七月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三兄寄来的阮元己未礼闱得士题名砚。[14]这一年，26岁的翁同龢状元及第，远在扬州的三兄因而特以一方“阮元礼闱得士题名”“极大极厚”端砚寄予幼弟，满含殷切期许。同时，寄砚前后也正逢翁同龢的生辰，故而此砚寄托着充沛的情感。加之在翁同龢的收藏中，砚台是其尤为喜爱的文玩。在平日的收藏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对名人旧藏砚台的搜集。获得的这一方阮元己未礼闱得士题名砚因而成为翁同龢收藏中的重要藏品。

同治年间，翁同龢的部分藏品也来自其五兄翁同爵。翁同龢曾多次收到在湖南任职的翁同爵寄来的碑帖与墨迹，如同治八年（1869）五月初一日，翁同龢收到董其昌临怀素《千字文》长卷，感叹“神妙得未曾有，为之叹绝，喜不能寐”[15]。同年，翁同龢又收到翁同爵寄扁箱一只，箱中为董其昌《千字文》和文徵明《楷书》卷。这些均为翁同爵精心搜购的书作。同治九年（1870）闰十一月廿三日，翁同龢还收到翁同爵寄“唐碑百种”。这样的受赠在翁同龢的艺术品收藏中并不少见。翁同龢与翁同爵关系十分亲密，二人在收藏上亦有共同之处。翁同爵熟知翁同龢的喜好，翁同龢所藏陈洪绶《摹古》册即为翁同爵所赠。翁同爵至湖南、四川等地为官后，注重对当地艺术品的搜求，唯恐无法妥善收藏，故多将藏品寄回北京。翁同龢也因此有机会收受翁同爵馈赠的书法、绘画。这些书画作品为其个人收藏增色不少。

翁同龢与同僚之间的交往多以艺术品鉴赏为主。他们同赏鉴，共品评，因而部分情况下，翁同龢也会收到同僚馈赠的古玩。较具代表性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同龢开缺回籍前夕，同僚先后探望他并以书画相赠。比如，五月初三日，盛昱（1850—1899）赠文嘉画卷。五月初五日，徐用仪（1826—1900）赠文徵明画卷、罗汉写经。五月初六日，王懿荣（1845—1900）赠周臣、吴宽《雪咏图》及陈淳图。五月初七日，端方（1861—1911）赠两尊古佛造像。其中，除陈淳绘画、石佛像等被翁同龢“璧之”外，其余均收受。[16]翁同龢受赠同僚的这一部分作品与其鉴藏趣味十分契合，其中以文人画居多且不乏妙品，翁同龢对之十分珍爱。在这些藏品中，《雪咏图》成为翁同龢的代表性藏品，文嘉的《文水画》卷更是让晚年居于乡间的翁同龢在再度赏鉴时感慨万分、唏嘘不已。另外，翁同龢还与驻日公使何如璋过从甚密。其收藏的部分唐人写经即为何如璋所赠。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十二日，何如璋将唐人写《长寿经》一卷赠予翁同龢，翁同龢评价其“卷喜一指耳，尚是古装池，盖日本秘笈也，平生未见”[17]。91C285F5-D581-47B1-A2DA-5E8CCF14A483

翁同龢更多接受的艺术品馈赠来自地方官吏。《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他受地方官赠艺术品二十余次。实际上，与翁同龢往来并向他赠送礼品的官员远比这一数量还要多，只是翁同龢大多都果断拒绝了。晚清时期，地方官员多以“冰敬”“炭敬”“别敬”等名目为在京官员赠送礼品，其中以银两或贵重之物为主。这一时期，京官俸入微薄，多数官员都接受馈赠。[18]翁同龢虽身居要职且数度担任乡试、会试正、副考官，多次奉旨批阅各类试卷，但他为官清廉，谨记父亲“家风清白守仪型”的教诲，在咸丰八年（1858）典试陕西之初，即作论帖交予办差者，不准家人等需索物件。[19]在之后的为官生涯中，翁同龢对他人的各类馈赠常“却之”“再却之”。

翁同龢通过地方官吏收受的艺术品大多来自关系较为密切之人。他通常是有选择地受赠，一般不受价格高昂的珍罕之品，而“受轻者”，比如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品。翁同龢藏品中的部分碑帖即来自地方官吏的馈赠。咸丰八年（1858），翁同龢于陕西为官时，曾收定边县知县金玉麟赠陕西澄城新出土的隋唐碑拓。光绪十一年（1885），翁同龢收曾任伊犁将军的长庚赠《沙南侯碑》《天山碑》[20]。同年七月，翁同龢还曾收河南洛阳沈炳奎赠“洛阳布匹、龙门碑数张、《入洛集》一本”。

翁同龢也因受赠而收藏部分具有地域特色的器玩，甚至域外珍玩。光绪十二年（1886），翁同龢曾收江西知府冯培之赠瓷器[21]。光绪十三年（1887），收贵州漆盒四个[22]。光绪十四年（1888），收王鲁芗（毓藻）送新刻《古香斋十种》一部、潮州锡器一匣[23]。光绪十七年（1891），收周懋琦赠印度贝叶梵书经一片、洋金花瓶一个。[24]

翁同龢受地方官馈赠，从中获得了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书法作品或古玩、时玩，陕西、洛阳出土的碑拓和景德镇瓷器、贵州漆盒、潮州锡器等在翁同龢的收藏序列中是较为少见的品种。另外，翁同龢为晚清朝臣中的“维新派”。也就是说，他收藏时不仅好古，而且有尚今的一面，因而域外传入的玩好也让其耳目一新。通过收受地方官吏馈赠，翁同龢得以了解不同地域艺术品的生产、创作与流通情况，同时扩充了個人藏品的数量和类别。当然，翁同龢与地方官吏的往来也是一种人情酬酢。地方官馈赠翁同龢礼品往往隐含目的与需求，如前文提及洛阳沈炳奎即翁同龢友人之子，来京赠礼即有事求翁同龢代办。因而，翁同龢在与这部分馈赠者相处时通常慎之又慎且有所取舍。

三、购求

在翁同龢的艺术品收藏中，购藏是最重要的途径，约占其藏品的六成。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他通过购买而获得的艺术品至少有78件。

翁同龢的艺术品购求途径大致有二，一是从专职古玩商处购买。翁同龢居于京师时，常至琉璃厂、隆福寺阅市，熟知古玩铺的经营状况，喜欢在那里购买书画。在数十年的往来中，翁同龢也与琉璃厂古玩商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供求关系。他喜好的王原祁、王翚作品大多购自含英阁、论古斋、博古斋等店铺。至于其所藏碑拓作品，则多通过松竹斋、德宝斋等购得。

同时，也因翁同龢及父亲、兄长皆喜好收藏且均为朝中权臣，因而琉璃厂博古斋、尊古斋、古迹斋、含英阁等店铺经营者也常主动至翁宅呈送古玩，“厂肆贾人送字画者络绎”[25]。这些古玩商与翁同龢往来密切，深悉翁同龢的收藏喜好，因而所提供的艺术品与翁同龢的需求契合度高，容易受到翁同龢的青睐。如同治二年（1863）五月二十日，翁同龢于宅邸见博古斋送来寓目的唐人写《法华经》卷第十八至二十卷。该经卷有项元汴印章，字法遒劲且索直不多，翁同龢见后如窭人获宝，欣喜若狂，急欲购买。[26]翁同龢除了从北京琉璃厂、苏州卧龙街等店铺坐商处购求古玩，也多次与河北、天津、苏州与松江地区的行商交易。这样的交易活动推动了南北书画流通，翁同龢也从中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藏品资源，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翁同龢购藏的梁楷《道君像》及黄公望、董其昌画卷即来自上海人管绍洪。[27]

其二是从同僚、同乡以及拓工等兼营古玩者处购藏。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初七日，翁同龢曾于府中得观同僚徐郙送来书画若干，这批书画的原藏家为江西齐梅孙，徐郙为代售者。这批作品包括唐林纬乾《深慰帖》黑燕卷，文嘉、周天球跋（五百），恽南田扇面十个一册（三百），王著《阁贴》残本二册（三百），董画八叶一册（一百）。[28]在翁同龢看来，徐郙持售的皆为其较喜好的书画品种，并且整体上品质也较为精良，只因售价较高，翁同龢最终未能购得。在平时的往来中，翁同龢曾不止一次寓目徐郙携示书画，有时也会购藏。徐郙为同治元年状元，曾任从一品协办大学士，为朝中重臣，平日常与翁同龢共同赏鉴书画。同时，徐郙祖籍嘉定，基于地域优势，曾多次于北京代江南藏家销售藏品。翁同龢也因此在二人的赏鉴活动之余，向其购藏部分书画。另外，翁同龢还曾于拓工处购得艺术品。同治十一年（1872），翁同龢在常熟彩衣堂从拓工钱省卿处购得《国山碑》、明拓《九成宫醴泉铭》。翁同龢从兼营书画的工匠处购藏的艺术品所占比重较小，与店铺购藏、古玩商购藏相较，这并非一种常态化的购求方式。

四、结语

家传、收受与购藏三种途径在翁同龢的艺术品收藏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家传奠定了翁同龢收藏的基础，尤其是对父亲藏品的直接继承，影响了翁同龢的藏品格局与收藏趣味。收受是在人情酬酢之下的艺术品收藏，因往来对象身份、地位乃至地域的不同，而为翁同龢带来品种、品质多样的艺术品，拓宽了他的收藏视野，丰富了他的收藏面貌。而购藏路径的多样、交易对象的多元则反映了翁同龢广泛购求的心态，同时从侧面体现了晚清的经营者形态。然而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购藏，翁同龢始终乐于往来的均是秉性敦厚、为人诚恳、精于鉴藏的人士，这是翁同龢购藏的前提与基础。

注释

[1][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二卷[M].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778.

[2]参见仅于内部发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2年编《文史资料辑存·第3辑》。91C285F5-D581-47B1-A2DA-5E8CCF14A483

[3]翁萬戈，编.翁同龢瓶庐丛稿·第二册[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22-31.

[4]一目多为一种书画，如均斋甲匮中“《董书墨制》八条，《王麓台山水》（有套）”.个别为一包书画，如均斋乙匮中“《天发神谶碑》一包，《河南侯获碑》一包”等。

[5][清]翁心存.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1999.

[6]王忠良，编.翁同龢研究（2018）[M].扬州：广陵书社，2018：357.

[7][清]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133.

[8]同注[2]。

[9]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9：94.

[10][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M].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1509.

[11]同注[10]，1794页。

[12][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五卷[M].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2073.

[13]同注[12]，2323页。

[14][清]翁心存.翁心存日记·第三册[M].张剑，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1：1144.

[15]同注[1]，723页。

[16][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七卷[M].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3184-3185.

[17]同注[12]，1995页。

[18][清]翁曾翰.翁曾翰日记[M].张方，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3.

[19][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一卷[M].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35.[20]同注[12]，1977页。

[21]同注[12]，2051页。

[22]同注[12]，2195页。

[23]同注[12]，2268页。

[24][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六卷[M].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2472.

[25]同注[18]，191页。

[26]同注[24]，294页。

[27]同注[16]，3202页。

[28]同注[12]，2170—2171页。91C285F5-D581-47B1-A2DA-5E8CCF14A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