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愈合的伤口

徐小明

1999年除夕前夜，漫天飘卷着雪花，整个世界弥漫着彻骨的寒冷，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围在火炉前等着父亲回来。桌上的饭菜已经散却了腾腾热气。

为了维持生计，父亲1998年加入了打工的人流，先是到了福建的清远，后来到了漳州，开始还能寄些钱回来，后来渐渐地少了，母亲常常感叹，打工也难呀，要我兄弟俩好好念书，帮她多做些家务。临近过年了，母亲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要父亲回家过年，钱挣多挣少无所谓，只要人平安就行。父亲支支吾吾地答应了。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屋外间或响起一串串鞭炮声，过年的气息浓郁起来。母亲搂着弟弟，轻轻地摩挲着他的脑袋，边等边说：“别急，明天就过年了，你爸说今晚会回来的。”

比我小5岁的弟弟耐不住饥饿的折腾吃了几口饭，便睡了。我劝母亲，还是吃了饭再等吧，可母亲却坚持要再等等。是呀，父亲已经离家两年了，思念的煎熬已让母亲有了足够的耐心。晚上10点左右，响起了敲门声，母亲惊喜地去开门，谁知进来的却是邻村同父亲一块儿打工的福根。福根的脸色有些惊慌，他把母亲叫到屋外，嘀咕了一阵后，母亲进屋时已是一脸惨白，眼神呆滞，眼角挂着一串泪珠。

原来，父亲在福建打工时与一个女人同居了，后来两人一块儿又到了广东谋生，这时，我才恍然悟到为什么父亲往家里寄钱越来越少的原因。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除夕夜是怎样度过的。母亲坐在床头，呆滞的眼神久久地望着窗外，泪水无声地潸然而下，我挨着母亲坐着，痛恨像一把刀子剐着我的心。到第二天天亮时，母亲依然还是那样坐着，神魂不定，以泪洗面。我知道，父亲不要这个家了，也就意味着家里的收入将减少，意味着来年我上高中的学杂费将无着落，我感觉自己宛若这寒冬里一根枯涩的小草，在风中摇晃不定。许久，我抹了一把泪，伏在母亲的胸前，坚定地说：“妈，没有他，我们照样能活下去。”我已不愿将“爸”说出口，而改用“他”了。

正月刚过，学校开学了，为了凑齐学费，母亲仅留下一担谷子，便将仓里的谷子全卖了。我吃住在学校。母亲每天清早弄好一天的饭菜，招呼弟弟上小学，自己便隔三岔五跟着泥工去帮人家打楼面。打楼面是很苦很累的活，母亲和其他男人一样担着水泥桶一天数百个来回在摇晃的木梯上走着，累得腰酸背痛也仅能挣到十多块钱。我劝母亲别去干了，母亲说，虽然是累点，但管吃管喝，伙食又挺不错，还能得到一包烟到小店里换回食盐、味精什么的。以往，有了父亲寄回的钱，家里的重农活，母亲请人代做，现在，为了节省一分钱，母亲全包揽了。

生活原本可以在预定的轨迹里运行，但有时却在我们不愿意的地方拐了弯。

2001年中秋佳节，我们一家人沉浸在团圆的欢乐之中，母亲养的四头肥猪出栏了，我们很久没有这样畅快舒心过。

父亲是我们晚上正要睡觉时，不声不响地回来的。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最后是母亲发现他的。母亲一言不发，突然“哇”的一声哭了，父亲先是惊慌，再是不知所措，后是呐呐着：“我……我……”父亲才41岁，身材却显得枯瘦，皮肤黝黑，还有些驼背，原来黑亮的头发已经脱落了许多，似一棵快要落光叶子的枯树。

我鄙夷地看了父亲一眼，连忙扶住快要晕倒的母亲。母亲呜咽着，如断线珠子般的泪水包含着多少屈辱、辛酸和怨恨啊。喜悦的气氛，霎时被回来的父亲冲得烟消云散。

渐渐地，母亲平静了下来。我愤怒地问父亲：“你还晓得回来吗？这是你的家吗？”生性木讷的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反复说：“对不起，我……”而后，他蹲在屋檐下“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还不住地咳嗽。那样子，让人感到既可怜，又厌恶。

良久，母亲抹了把泪，拎进父亲的行李包，轻轻地说：“回来了就回来了，快进屋吧。”我积郁了许多的怨恨，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家没你这个人。”弟弟走过去，弯下腰问：“你是爸爸吗？”母亲拍了一下我的肩，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你爸，哪有现在这个家呀？就是一个要饭的，我们也不能这样对待，何况他是你爸。”

饭桌上放着丰盛的菜肴，我却没有食欲，关了门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对负心父亲的怨恨。

母亲最终接纳了父亲。原来，那个跟着父亲私奔的福建女人是个有夫之妇，她花光了父亲的积蓄，发现父亲已经患有肺结核、关节炎等疾病，正欲与父亲分道扬镳时，她的家人寻到了广东，把父亲狠狠地毒打了一顿，无可奈何的他只得借钱拖着一躯病体回到家里。我能够理解母亲善良和宽容，但我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我素来对母亲敬重有加，大气都不敢出，但为了这事，我却向母亲发了几次火。母亲说：“孩子呀，浪子回头金不换呀，人哪有不犯错误的呢！改了就好，你爸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想想他的好吧！”

的确，记忆中父亲对我与弟弟素来不错。上小学时，遇到下雨天，父亲总是戴着斗笠拿着伞在校门口接我。最难得的是，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每到开学时，父亲总要带我到街上用他卖破烂的钱买一身新衣服与文具给我。平日里需要花销，父亲摸出那个塑料钱袋子，用手蘸点唾沫摸出一张张烂纸币，问我够了没有，直到我说可以了，他才收回望着我的目光。那时，每拿一次钱我的心里就隐隐地有点疼痛，因为我看到了他短而粗糙的手指和满掌的茧子，看到了日子的艰辛。

父親的出轨我能原谅他吗？父亲回来一个多月了，我依然没有叫他一声“爸”。这个曾经那么熟稔顺溜的字眼已经堵在我的喉咙难以说出口，感觉那么生疏。

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在加重，时常咳嗽得厉害。一咳嗽时，他便佝偻着腰，双手按住腹部，脸颊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父亲才到县人民医院进行全身检查，并办理了入院治疗手续。十天过去了，花去了两千多元卖猪的钱，家里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

“儿，家里就这个样子，没钱让你回校复读了，咋办呢？你要是真想继续复读考大学，妈就只有帮你去借钱了。”母亲眼含着泪花对我说。

我沉默着。我还能说什么呢？家里的拮据已经够母亲操劳的了，再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也理应为家里分忧解愁了。几天后，我看了县电视台播放的工业园招工广告，报名考进了一家外资企业，成为一名塑胶厂工人，我估摸着，虽然月薪不是很高，除去租房和伙食费，毕竟每月可以拿回600多元的薪水贴补家用。DC0060BF-6B85-4EE8-B5C3-74B3AF7A452D

那个遍地铺满霜花的冬晨，父母挑着我的日常用品送我走出了家门。一路上，我没有跟父亲说一句话。到了车站，熟人见了父亲，微笑着问去干啥？父亲说，送儿子打工呢。我看见，父亲回家三个多月来第一次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我听了，轻轻地愤恨地回了一句：“做梦吧，谁是你的儿子。”父亲顿时仿佛霜打的茄子，蔫蔫地低下了头。母亲扯了扯我的衣角，埋怨地说：“咋说话呢？”

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父亲的回来我把他当作局外人偶然介入，更何况我对父亲有着太多太深的怨恨。

2004年仲春的一个傍晚，我下了班在房中刚洗完澡，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叫我的名字。叫声短而急促，让人感觉十分疲惫，我往窗外看，是父亲。

父亲扛着一袋大米，正斜靠在楼下的一根水泥电线杆上，米袋一半搁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一半倚住电线杆。父亲整个身子倾向电线杆，竭力地用肩膀抵着米袋。父亲一边仰头喘着粗气望着楼上，一边腾出左手来抹着脸上的汗水，显然，父亲很希望我下去帮一把。为了节省钱，我都是从乡下带米到县城自己做饭，父亲估计我带的米快吃完了，便给我送来了。

任凭父亲叫喊，我依然没有应答一声。稍停了片刻，见父亲还站在那儿，我嘟哝了一句下了楼。

“终于到了，”父亲见了我，笑了，“我原先担心你加班没在家……”说完，父亲耸耸肩膀，扛着米一步一步登上了台阶。

放下米袋，父亲坐在椅子上掀起衣角不停地扇着风：“我给你带来几本你高三的课本，有空你就看看书。下半年你不要打工了，回学校补习吧。为了治病，我用完了家里的积蓄，耽误你了。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你放心。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我今晚在你这住一宿，行吗？”

“这，能住吗？”我没好气地说，“谁要你送米了？”

父亲瞠得说不出话来，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水便匆匆地走下楼。

天空已经褪尽了最后一抹余晖，飘荡着铅色阴云。糟糕，车站没有返程车了，这将意味着父亲要徒步三十多公里回家。我急忙走出门去，只见父亲已走在了我视线的尽头，已经叫不应了。我看见，父亲走了几步，还不住地扭头回望。我返身回到房里，一丝后悔掠上我的心头。

悲剧就在这瞬间开始酝酿着。

一个多钟头后，一声春雷使我打了个激灵，接着雨哗嘩地落下来了。我站在窗口望着雨帘，像街道旁在风中摇晃的大树一样心神不宁，仿佛看到父亲披着黑暗冒着雨点趔趄行走在山道上。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哽咽着说“你父亲快不行了”，而后半天无话。再三追问下，母亲告诉我，昨天父亲回家，途经枫树坳时山路打滑不慎摔下了深涧，不省人事，直到清晨才被放牛娃发现。

听罢，深重的愧疚感像从四面飞来的巨石，不断地击打着我的心。我的头大了起来，满世界晕乎乎的。我连忙请假，飞速往家里赶。

父亲躺在摇椅上，头上扎满了绷带，乡村医生给他挂了点滴。如果我允许父亲留宿，就没有这样悲惨的结局。我握住父亲的手，长跪不起，泣不成声地喊：“爸！”

泪眼蒙眬中，我看见父亲的眼角缓缓地流出了一颗颗晶莹的泪珠。

父亲临终前，把我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说：“我……对不……起你们，原……原谅……我……”

父亲的生命，就在我那句短短的怨话之后青烟般的逝去，成为我生命里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段明DC0060BF-6B85-4EE8-B5C3-74B3AF7A45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