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前的“经济谈判”

1994年3月11日，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一司司长的陈佐洱奉命从北京赴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从当日至1997年6月30日，他先后担任中方14个专家小组组长，主谈了包括防务与治安交接、财政预算案编制等一系列重要议题，最终全部与英方达成了共识。

1995年，为了给未来香港特区争取一份“家底”，陈佐洱经历了“谈判生涯中最跌宕起伏的难忘一课”。

当年11月，中方参与香港跨“九七”财政预算案编制，在谈判中渐趋务实。此时，港英当局社会福利署署长的一次公开演讲，引起陈佐洱“强烈关注”。这位爱尔兰籍官员说，1995年香港社会福利开支是5年前的2.5倍，年增幅达27%。根據现行规划，还要照此快增5年，到2000年使香港的社会福利达到第一世界国家水平。

当年香港GDP增幅仅为5%，要支撑社会福利开支以27%的速度增长5年再加5年，已经难以为继。陈佐洱认为，这是“末代港督”彭定康临走之前大撒金钱收买人心，同时在为将来接手的特区政府“埋地雷”。

陈佐洱经过请示，即在当月月底举行的第5次专家会议上“开炮”了：“中方主张香港社会福利要不断提高，基本法里也有明确规定，1997年以后也是有保障的。但像这样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这个肇事司机就是港督彭定康。”

恼羞成怒的彭定康当天就率领一众港英高官亲自出马，用偷换概念的办法“掉包”，妄称中方说提高福利就要车毁人亡，开车的司机是香港人民等等。

舆论蜂拥而至，陈佐洱面临巨大压力，但有中央和香港同胞支持，他顶住了。

香港回归后不久，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外国对冲基金把香港当作“提款机”，特区政府动用上千亿元财政储备击退了风暴。

董建华、曾荫权、梁锦松、唐英年都曾动情感谢中央政府、感谢陈佐洱当年主谈财政预算案编制时为香港“看住了这笔钱”。

（摘自《中国统一战线》 邢利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