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研究面面观
——《劳特利奇翻译与伦理手册》评介

浙江大学 冯全功

1.引言

任何翻译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译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人际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问题。翻译伦理研究在近二三十年得到广泛重视，并引发了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Pym 2001)或伦理转向。在全球化、技术化、信息化、职业化、行业化愈演愈烈的今天，翻译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翻译中的伦理问题也愈来愈凸显，涉及翻译(研究)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劳特利奇出版社2021年推出了由Koskinen和Pokorn担任主编的《劳特利奇翻译与伦理手册》(以下简称《手册》)，邀请众多知名翻译学者撰写相关章节，如Chesterman、Robinson、Pym、Cronin等，内容全面又不乏洞见，旨在为“翻译研究中的整个伦理景观提供一个全局性的视角”(Koskinen & Pokorn 2021: 5)(1)下文凡直接引用该书中的观点，仅注明页码，不再一一标出处。，可谓翻译(译者)伦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2.内容简介

作为“劳特利奇翻译与口译研究系列手册”新近推出的一部力作，《手册》主要是综述性的。全书分四大部分，共31章，由全球38位学者撰写，涉及30个论题，每个论题独立成章，基本上按照引言、研究历史、核心话题、新现话题和结论的顺序进行撰写。其中，第1章为前言，由两位主编撰写，主要梳理了伦理(学)的定义，区分了翻译研究中的规范性伦理、应用型伦理和元伦理，指出该书的基调是元伦理性的，也就是对翻译或译者伦理本身的探索，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各个部分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共10章，主要论述了在翻译研究中运用广泛或影响深远的伦理思想，构成了整个领域的理论基础。第2章聚焦于翻译中的美德伦理。自从学界发生了从翻译伦理到译者伦理的转向，美德伦理重新被重视，与翻译相关的美德包括信、忠实、正义、正直、诚实、可信、自尊等。作者Chesterman还介绍了自己提出的“Hieronymic Oath”(19)以及与每个条目相关的一些美德。新现话题包括其他翻译行动者的美德(如组织者、顾客)、语言与翻译政策的制定(包括审查机制)、译者对生态环境的责任等。第3章论述了翻译伦理的中国传统，作者指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就是伦理研究，对翻译伦理研究影响很深，话题包括信(忠实)、责任与人格(如彦琮的“八备”说)、伦理与政治的结合(如国家翻译实践)、差异伦理等。作者辛广勤还提到了自己基于利科(Ricoeur)和儒家哲学提出的“翻译中的互惠伦理”(35)。互惠伦理结合了美德和原则伦理，旨在促进不同语言、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和谐，颇有洞见。第4章聚焦社会主义国家翻译理论中的伦理，主要是苏联和东德以及相关学者的代表性观点，强调翻译伦理的政治(党派、阶级)属性以及翻译对政治的正面介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译者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其行为要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就说明译者未必是一个中立者，也可以是积极的行动者与介入者。

第8章论述的是后殖民翻译伦理，强调的是去殖民化，核心话题包括差异伦理以及伦理和声望(respectability)之间的困惑：翻译多数化与少数化相互交织的伦理。作者认为后殖民翻译伦理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着语境(如学者的身份认同)变化而变化的。第9章的话题是女性主义翻译伦理，以加拿大学派为代表的精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忠实于原作是性别化的概念，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产物，进而强调女性译者的主动介入，以争取文学领域的性别平等。第三波女性主义强调交叉性与跨国性(intersectionality & transnationality)，提倡“全球姐妹情”(global sisterhood)(118)，其中的去殖民女性主义翻译伦理包括“充满爱意的理解”(loving perception)(122)、“脆弱的亲和性”(vulnerable hospitality)(124)以及“激进的相互关联性”(radical interconnectivity)(125)。这些原则有助于全球女性相互支持与共同生存。第10章聚焦韦努蒂(Venuti)和差异伦理。韦努蒂强调通过抵抗式或少数化翻译来彰显语言与文化差异，强调归化和异化的伦理效果而非其话语策略。作者特意论述了韦努蒂的“位置伦理”(ethics of location)(141)，认为译者都是情境化的，处于特定的时空位置。位置不同(如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相同的策略(如异化)可能具有不同的伦理效果。这一点极其重要，容易被学界忽略。第11章聚焦于译者伦理，作者Pym在此旨在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如信任作为职业承诺是否可行，译者伦理针对的是译者的职业身份还是作为整个人的存在，机器翻译使每个人都能翻译的事实对译者伦理有何影响。这些问题本身体现了译者伦理的复杂性。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情境化的译者伦理。第12章聚焦职业译者伦理。相关翻译机构的伦理规范构成了职业译者伦理的基础，主要话题包括合作与责任、中立性与个人伦理、职业译者的伦理诉求(如合理报酬)以及译者的能动性与扩大化责任等。第13章聚焦文学译者伦理，话题包括梅肖尼克的诗学路径、斯坦纳(Steiner)的阐释学路径、描写翻译研究、差异伦理、翻译权力、原文版本的多样性、复译以及间接翻译等，这些都涉及复杂的伦理问题。第14章聚焦会议译者伦理，涉及译者能力与人格、保密、忠实、中立、规范与现实、机器口译、同传合作等问题。第15章论述了公共服务口译中的伦理，话题包括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口译者能动性的幅度、社会公正与公平、伦理推理与决策模式等。此类研究的规定性逐渐减弱，译者的能动性介入获得广泛关注与认可。第16章聚焦志愿口笔译伦理，话题包括动机伦理、政治与伦理、众包/合作翻译伦理、全球公民意识伦理等。作者认为，“公民翻译”(citizen translation)(238)可囊括这些志愿活动，译者作为公民进行翻译就意味着需要践行正义，强调译者的社会责任。第17章聚焦行动派(activist)口笔译伦理。此类翻译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旨在推动社会与政治变革，如修正权力失衡、抵抗独裁与审查等。话题包括注重参与性的处境伦理(ethics of positionality)(248)以及注重水平性(horizontality)的组织伦理等。行动派口笔译者的参与伦理(为实现预想目标而积极介入)有助于反思传统翻译伦理。第18章探讨的是翻译技术与伦理，主要涉及机器翻译、翻译记忆库、术语库等，话题包括翻译资源的共享与商业化、数据隐私与保密、忠实与合作、职业身份(自主)与工作满意度、效率/时间与报酬(如译后编辑)、文化霸权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悖论、译者的社会责任、机器翻译与文学翻译、计算机辅助口译等，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第19章的标题为“翻译与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后人文主义倡导的是“横向主体性”(transversal sub-jectivity)(280)，强调自我与他者(也包括大地、技术等非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话题包括远程和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全球经济变革(globotics)、劳动力与数据榨取主义(extracti-vism)、人性的定义、赞助人、横向性(transversality)等。作者Cronin还提到人类应该注意翻译地球上其他物种的语言，体现出明显的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倾向。

第三部分探讨了翻译产业或机构的伦理、伦理教育、研究伦理等话题。第20章聚焦口笔译人员的伦理规范，一般基于道义论或规范性伦理，涵盖准确性、中立性、保密性等义务性内容。新现话题包括口笔译伦理规范的批判性评估、道德与职业自主、伦理规范研究的描写主义与规定主义。第21章探讨的是翻译产业中的伦理，涉及公司本身以及其中的不同行动者，话题包括权力的不平等性、资源的所有权、翻译产业雇佣人员的可持续性、翻译产业中的信任、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机器翻译与人类智慧等。第22章聚焦译者教育中的伦理，注重操作性，强调翻译教学过程中译者的责任与反思。反思型(学生)译者注重特定情境中的伦理推理，认识到伦理的相对性，把译前与译后的要求与影响都考虑进去。第23章的标题为译者教育的伦理，注重理念性，也就是教育界是如何认识伦理的，话题包括教育的社会化和自我形塑(self-formation)、伦理教育中的责任、职业伦理与译者教育、课程设置伦理等。第24章聚焦口笔译研究中的研究伦理，认为它和研究者所处的复杂处境或身份有关，如民族、性别、公民身份、英语霸权等。具体话题包括研究的设计、实施、分析、报告、传播、引用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实证主义倾向。

第四部分主要探讨口笔译活动中特殊的伦理困境以及一些新挑战、新趋势。第25章聚焦儿童译者伦理，也就是儿童或青年作为语言中介进行沟通(child language brokering)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如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成人交际话题对儿童的适切性等。第26章探讨了冲突与危机中的口笔译活动，作者聚焦战区译者是如何被其他参与者叙事以及译者是如何参与建构冲突中的公共叙事的。此外，大规模移民(战争难民)、性别暴力以及人道主义危机中的翻译伦理也颇受关注，涉及的译者未必是职业化的，译者也可能有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这使其中的伦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第27章聚焦口笔译中的伦理压力，认为其主要源自译者的人生或职业价值观与翻译行为之间的失谐以及由之引发的“本体愧疚”(ontological guilt)(417)，具体话题包括职业失谐、道德伤害、感同身受的间接创伤等。第28章的标题为“语言急救”。语言急救完全是自愿的、利他性的，旨在帮助陌生人在紧急情况下克服语言障碍，其伦理基础是以爱为核心的社区伦理或情境伦理而非职业伦理，与(译者)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第29章聚焦神圣文本翻译的伦理，涉及的话题包括(宗教团队)对异己的态度、(译者)选择的余地与能动性大小、本位译者与外位译者(译者是否属于相关宗教团体)、传教士翻译与文化霸权主义等。第30章聚焦文学翻译中的合作与控制伦理，话题包括(自我)审查、类似于翻译行动者网络的“多元译者特质”(multiple translatorship)(461-462)、源自作者的影响、译者之间的合作(如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幽灵”译者)、译者与修改者或译者本人作为修改者等，这些话题涉及各种各样的伦理困境。第31章探讨了可及性(accessibility)与语言权利。作者认为翻译是可及性(如媒体、信息、医疗可及性)的工具或手段之一。前期的可及性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聋哑等残疾人士，目前已拓展至所有在特定语境中有特殊需求的人，翻译或语言权利的作用或伦理价值也随之更加凸显。

3.简评

翻译与伦理的关系错综复杂，难有定论，翻译(译者)伦理研究也要与时俱进，体现出学理深度与时代气息。《手册》为我们全面、深入、辩证地理解翻译与伦理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总体而言，《手册》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第二，全面性与时代性。全面性指的是《手册》所涉及话题的广泛性，全书涉及翻译与伦理的30个话题，每个话题(章节)之下又有众多小话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翻译与伦理话题网络，几乎涉及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方方面面，如翻译史、翻译批评、翻译教育、翻译技术、翻译产业等。这些话题既包含口译又包含笔译，既包含文学翻译又包含非文学翻译(如宗教文本翻译)，既涉及人工翻译又涉及机器翻译，既涉及职业口笔译又涉及自愿或业余口笔译，既涉及个体翻译又涉及合作翻译。话题的全面性更能发挥本书的“手册”作用。时代性指的主要是《手册》紧随时代发展，探讨由新的社会现实催发的或在当今社会更加凸显的伦理问题，如翻译技术伦理、语言权利、行动派口笔译伦理、翻译与后人文主义、翻译(译者)伦理教育等。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等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最能体现时代气息。第18章专门论述翻译技术与伦理，其他很多章节也多多少少地涉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翻译或译者伦理的影响，主要话题包括数字化资源(如翻译记忆库)共享(所有权)与商业化、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计算机辅助口译、众包翻译、机器翻译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等。如果说学理性与前沿性更注重理论探讨的话，时代性则更侧重具体口笔译实践中的伦理，显得更接地气，如会议口译、公共服务口译、志愿口笔译、儿童语言沟通、语言急救等。

第三，辩证性与开放性。辩证性主要指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或评价，以揭示事物的复杂本质。由于《手册》的综述与元伦理性质，大多数作者在具体章节的撰写过程中虽也有一定的倾向，但基本上都持一种辩证立场。如很多伦理规范中把翻译或译者的准确性、中立性和保密性作为基本核心内容(304-307)，但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些规范性原则的应用性、普遍性、一致性等进行了批判，认为其脱离了复杂的现实情况；第20章的作者Baixauli-Olmos倾向于把这些伦理规范视为思考的框架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很明显对其还是认可的。但也有很多章节的观点与这些伦理原则是冲突的，如行动者口笔译伦理、女性主义翻译伦理等。这就引发了众多学者对译者身份和翻译行动者网络的探讨，也就是说，译者在做翻译决策时是单纯的译者身份在起作用还是复杂的多元身份在起作用，是译者本人的自主决策还是受其他行动者(如赞助人、意识形态、审查机制)驱使的被动决策，这就不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伦理困境。在这种争议中，译者伦理的辩证性与开放性得以充分展示。所谓开放，也就是伦理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需要结合复杂的社会现实不断地去探索，这也是为什么该书的大多数作者强调伦理相对性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伦理理论基础的多样性、伦理的文化个性、位置伦理、情境伦理与情境化译者、译者的(多元)身份与社会责任等方面。译者伦理的开放性在第11章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核心话题与新现话题的4个次级标题中，作者Pym用的都是问号，如“信任作为职业承诺？”(153)、“译者还是整个人？”(156)等。整体而言，《手册》提出分析问题的意义远远大于其解决问题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翻译(译者)伦理的复杂性。

第四，整体性与互文性。虽然《手册》的作者(含合作者)多达38位，涉及30个不同的话题(章节)，但每章都涉及其他章节内容(尤其是存在相似观点的)，围绕翻译与伦理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读者互文阅读与深度思考提供了便利。如第10章论述的是韦努蒂与差异伦理，正文中涉及的其他章节包括第6章、第7章、第8章、第9章、第13章等，以“(see also Chapter 6 ‘Ethics in Berman and Meschonnic’ in this volume)”这样的形式出现。这是内互文性的一种表现，也就是文本内部出现的相互指涉关系。其他内互文性还包括书末的索引以及每章正文结束后(参考文献前)出现的“本卷相关话题”。这些话题在正文中基本上也都有所涉及。外互文性包括每个章节丰富的参考文献(共计1000条左右)，以及参考文献后作者提供的“Further reading”书目，对具体书目的内容也有所简介。这些内外互文网络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阅读线索，方便读者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深度阅读，有效地发挥了该书的“指南”作用。

4.结语

许钧指出，“翻译是主导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重大力量，必然应在平等而长远的跨文化交流视野下有自身明确的责任与担当”(刘云虹、许钧 2016: 77)。这里的“应”“平等”“关系”“责任与担当”都涉及翻译或译者伦理。作为译者，“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翻译”(we must do more than translate)(Pym 2012: 167)，还需要考虑应该如何充分发挥翻译的建构性力量，如何通过翻译来促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美好世界的建构。《手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