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防疫智慧

钟芳

“疫，民皆病也。”疫作为一种多发的群体性传染疾病，古往今来多有发生，不但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对社会发展造成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防疫成为人人要参与的事情。回溯历史，古人对疫情防控也十分重视，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防疫对策。

从考古发掘来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记载。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疾病的分类常识，可以将人类疾病划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比如，传染病高发的年份被称为“疾年”;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大量传播被称为“雨疾”，表示生病的人很多，疫病如下雨一般。而“降疾”则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所作的各种努力。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黄帝内经》的《素问·刺法论》篇中也记载：“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说明当时人们认为瘟疫流行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记载 （图/网络）

到了秦汉时期，对感染疫病的人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患者隔离的措施。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有了疑似病例，典甲负责调查，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上派医官来检查，一旦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迁所里，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

针对疫病扩散，秦朝还颁布了关于防治“毒言”的法规，知情者应主动断绝与其接触，也不与他一起饮食，或者不共用同一器皿。“毒言”是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传染病，王充在《论衡·言毒》中曰：“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胎肿而为创（疮）。”据说这是我国已知的最早关于防治传染病的立法。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在疫情暴发后，朝廷直接派出医疗人员实行救助。西汉元始二年夏，青州一带发生旱蝗灾害，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东汉时，设立了军队传染病院——庵庐。《后汉书·皇甫规传》中有描述：“延禧五年，皇甫规证陇右，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

唐宋时期，医学飞速发展，防疫救灾措施和制度进一步完善。每逢瘟疫流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广为施方散药，来渡过暂时的难关。据《新唐书》中记载：“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一旦出现疫情，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到宋代，朝廷专设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并组织医学家编纂《太平圣惠方》《简要济众方》等方集，指导老百姓用中医药治疗和预防疫病。

北宋元祐四年（1089），杭州暴發瘟疫。时太守苏东坡亲自配制“圣散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分坊治病。在处理棘手的问题之余，他认为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带头捐款，“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创办了“安乐坊”，成为我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聘僧医主之，医愈千人。后经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改为官办的“安济坊”，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专为穷苦人治病。

随着抗疫经验的不断积累，古人在药物防疫的基础上，又总结出隔离检疫、消毒、保持良好环境和个人卫生等经验。如清代医学家陈耕道在《疫痧草》中提到：“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特别强调在疫情传播阶段，就是医生也要避免近距离接触。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煎滚，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这种煮沸、澄清之后再饮用的做法，是处理饮用水以保证安全的措施，极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风险。

为了防病，保证环境卫生也十分重要。清代医家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说》中提出：“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王士雄的《霍乱论》告诫人们：“平时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卜居最宜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减少疫病的发生。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