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红色中华》对统战的宣传研究

摘要：《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时期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红色中华》及更名后的《新中华报》开展了大量舆论宣传工作。尤其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后，《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对于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合，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联合所开展的舆论宣传，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内容。文章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国共停战议和的转折点西安事变爆发前后，以《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为研究案例，透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中共党报如何顺应中共政策与国内形势进行统战舆论宣传，以及如何通过构建舆论来将团结抗日从一党之策扩大为全中华民族的公共意志。

关键词：《红色中华》；《新中华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舆论宣传；西安事变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7-0064-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教研重点项目“基于创新实践的‘学习强国’提升高校思政课质量的有效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szjy076

战时语境中，新闻及新闻媒体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性价值，而新闻宣传正是这种工具性、武器性的表现[1]。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形势，在西安事变爆发两个月后更名为《新中华报》，两刊一脉相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在现有关于《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的研究中，部分研究提出《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分别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推进作用，但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的研究。而实际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前，中共党报如何通过舆论宣传来动员不同联合对象加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样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选定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这一时间点，分析《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对不同联合对象所开展的舆论宣传。

一、西北抗日大联合：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宣传

（一）西北抗日力量联合

西安事变爆发前，中共首先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团结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1935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结束长征后，党中央结合抗战形势，决定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方式与张学良、杨虎城取得联系，并向二人说明中共统战政策。经过多方努力，1936年下半年，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地区秘密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西北抗日大联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华》并未直接报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西北抗日大联合一事，而是着重宣传红军西北军事力量的加强。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出发至甘南，与红一方面军汇合。8月13日，《红色中华》头版刊发“准备迎接全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空前大会合！”的醒目口号，指出“这是全国主力红军的空前的大会合，这一会合将更加扩大了，我们的力量将更加使西北抗日大联合迅速地实现”[2]。《红色中华》号召苏区民众、群众团体、党政机关慰劳与欢迎红军，并对边区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群众大会进行报道。

客观地说，西北抗日大联合的迅速建立，离不开中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合作。只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结束与红军的敌对状态，与中共达成联合抗日的共识，才能实现西北抗日力量的集结。在此阶段，《红色中华》没有对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的联合过多着墨，具体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与时局相关。张学良、楊虎城与中共达成抗日共识，这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意见相左，这种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于复杂，不宜大肆宣传。

二是与《红色中华》作为中共党报的属性相关。报道内容侧重于中共与苏区的消息，鲜少涉及党派之间的关系剖析。不过，在《红色中华》刊发的有关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宣传报道中，已暗示包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内的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二）指出西安事变是“坚决的革命行动”

《红色中华》正式宣传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南京政府封锁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消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称，张学良、杨虎城“假借名号，犯上作乱，此其罪大恶极，不容诛戮 ”，“目的第一是要颠覆国民政府，第二要打倒中国国民党”[3]。

《红色中华》站在中共中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及时引导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导向。西安事变爆发次日，《红色中华》在报刊中指出，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是“全国抗日形势更趋紧张，而蒋介石仍不悔悟，继续对外投降，对内压迫爱国运动，屠杀人民，进攻红军，全国人民义愤沸腾”[4]。《红色中华》言辞激烈地批判蒋介石多年来所犯的罪状，指出西安事变是“坚决的革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果敢的手段，拘留汉奸蒋介石及其他重要人物，这一事件是抗日的起义”，“正式除去抗日援绥道路上的障碍，是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有利的条件”[5]。可见，《红色中华》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评价与国民党报刊截然不同。这既是两个党派机关报之间的舆论对抗，也是中共中央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的重要举措。

《红色中华》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一是由于中共与二人对联合抗日的立场一致，二是期望通过舆论倒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建立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和平统一救亡御侮”：国共停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宣传

（一）西安事变爆发前：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前，《红色中华》关于国共关系的宣传从“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逐渐意识到国共停战对抗日的重要性。

1936年5月，中共为表明停战议和的诚意，撤回原已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红军。5月16日，《红色中华》头版刊发了中共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这是《红色中华》首次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可见，在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发生变化后，《红色中华》也迅速调整了对于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宣传策略。

但由于蒋介石未改变内战政策，《红色中华》关于“逼蒋抗日”的舆论宣传持续了很长时间。首先，《红色中华》密集刊发愿与国民政府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向国民党表达中共的诚意，如“红军已经毛主席之口，而声明其不欲缴获任何国民革命军部队之人员武器，更不欲消灭任何国民革命军之部队与推翻国民党南京政府也，苏维埃政府之目的在以完全和平之方法，使中国能团结一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此种主张今也明白之极”[6]。其次，《红色中华》不断喊话蒋介石，要求其立刻停止内战，表示希望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率领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实行对日抗战，希望能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

总之，在此阶段，《红色中华》很好履行了自身作为党报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促进国共合作的使命。

（二）西安事变爆发后：主张国共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爆发后，《红色中华》迅速作出反应，开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舆论动员。蒋介石被扣留西安期间，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六项救国要求。他回到南京后，《红色中华》不断发文要求其履行承诺，指出“蒋介石之反省而为释放，正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与全国爱国将士与人民共同努力于停止内战所致，我们深望各方将领为中国民族之和平团结抗日寇计共同努力于完全消灭中国之内战，更望蒋介石，能由此次经历中深自反省，以不负全国民众的热望，履行张杨等的抗日救国要求”[7]。

面对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亲日派对西安的军事讨伐，《红色中华》发表社论《为和平为停止内战而奋斗》，要求蒋介石制止可能爆发的新内战，以实现其离陕时“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的允诺。可见，《红色中华》始终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宣传，持续给蒋介石制造舆论压力，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

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达到更好效果，《红色中华》于1937年1月29日更名为《新中华报》。《新中华报》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修护国共渐趋缓和的关系不断发力。在首期报刊中，刊登了《和平解决有望》《和平统一御侮救亡》《红军坚持和平统一救亡御侮之政策》等文章，表达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良好愿望和决心，以及对“和平统一御侮救亡”基本政策的坚持。

2月6日，《新中华报》刊文认为，杨虎城等人联名发出结束西安事变之通电，代表着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至此，《新中华报》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舆论宣传告一段落。

（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团结抗日成为宣传重心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软化，开始接受中共停战合作的提议，团结抗日成为《新中华报》舆论宣传的主调。

2月13日，《新中华报》刊登《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国民党三中全会将停止内战、完成对日抗战之准备工作定为国策的建议。《新中华报》评价这则通电“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们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一贯执行的结果。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为着举国一致同抗暴日，一切为着实现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有如此的让步和妥协”[8]。自此，国共两党逐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华报》也在之后的报道中将国共两党视为一致对日作战的整体，不再采用“他者”的话语表达方式。

三、民众“抗日总动员”：唤醒国民抗日意识，组织国民抗日行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需要党派联合，还需要每个国民的支持和参与。因此，动员民众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民众参与抗日救国行动，是中共党报的宣传目标之一。

（一）运用情感策略唤醒国民的抗日意识

《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擅长用情感策略来唤醒国民团结抗日的意识。

西安事变爆发前，《红色中华》谈及日军占领东北四省后对付东北人民的毒辣手段，揭露日本侵略者从军事、经济、政治方面对中国国民的迫害。

西安事变爆发后，《新中华报》称日本的阴谋诡计只会更加恶毒，“全中华民族必须以日本挑拨内战阴谋的努力，来同样地坚决地打破日本强盗的这种新的阴谋诡计，以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对日抗战”[9]。

《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的新闻框架，均是报道与解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对中国国民的压迫，构建起后果严重的亡国灭种图景，用饱含情感的话语激发国民团结抗日的决心。

（二）组织民众参与支援抗日行动

《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根据战需，组织民众参与抗日救国行动。战时苏区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缺乏，粮食出现困难时，兵员仍在继续增加，不断增加的兵员要求更多的军粮供应[10]。为助力补给战需，《红色中华》号召全国民众联合起来支援抗日。

抗日力量方面，《红色中华》及时报道苏区各县、镇区的扩红情况，表扬完成扩红计划的地区，批评并督促落后的地区，鞭策民众上前线。慰劳红军方面，《红色中华》报道民众收集粮食和鞋袜等来慰劳红军的事例，并且常在报道中树立民众慰红的典型模范，以激励民众自发慰劳红军；红军家属方面，《红色中华》主张解决红军及游击队家属的实际困难，发动当地民众在物质上给予帮助，通过稳定后方来解决前线战士的后顾之忧；粮食供给方面，《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鼓励妇女儿童参与春耕，动员民众捐助粮食支援前线。

总之，《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坚持走群众路线，大力组织群众以实际行动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四、结语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针对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以及民众的联合所进行的舆论宣传，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对于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的联合对象，根据中共与其关系现状分别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舆论宣传。两刊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宣传不是随意的、僵硬的，而是在中共政策引领下，配合时局发展和政治走向，运用通俗化的象征性符号开展的循序渐进、感染性强的政治动员和抗战动员，促使全国各党派、团体、个人形成团结抗日的共识，进而动员各方力量踊跃加入抗日救国行动中。不可否认，《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宣传，对当下党报的宣传工作仍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朋.梁士纯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宣传学研究：兼论战时新闻学的两条路径[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16（6）：47-52.

[2] 佚名.热烈的欢迎二四方面军[N].红色中华，1936-08-13（1）.

[3] 王美芝.《红色中华》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J].新闻研究资料，1987（3）：174-182.

[4] 佚名.西安抗日起义 蒋介石被扣留[N].红色中华，1936-12-13（2）.

[5] 佚名.西安抗日起义的原因[N].红色中华，1936-12-16（1）.

[6] 佚名.毛主席谈话[N].红色中华，1936-10-22（1）.

[7] 佚名.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N].红色中华，1936-12-28（2）.

[8] 佚名.国民党三中全会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向[N].新中华报，1937-03-13（1）.

[9] 佚名.打破日本强盗的新阴谋[N].新中华报，1937-03-09（1）.

[10]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 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63.

作者简介 田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