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进口与FDI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黄叶飞 张军

【摘要】文章选取2000—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协整回归模型对影响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进口与FDI是影响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扩大服务进口规模能够引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也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我国应持续扩大服务进口规模，加大外资引进力度，提高创新转化能力，推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关键词】服务进口；FDI；高技术产品；协整回归

【中图分类号】F746.12

一、引言

在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企业生产相比以前需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具有知识密集度高和附加值高特点的高技术产品是未来生产的主要方向，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高端制造的计划，企图加强技术攻关以保持技术领先，抢占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受到冲击，各国贸易政策趋向保护主义，贸易战此起彼伏，我国外贸形势严峻，然而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依旧保持增长（见图1），出口额在2020年达到7 762.55亿美元，同比逆势上涨6.23%，高技术产品出口在疫情期间显示出对我国经济的强有力的支撑作用。研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动态影响因素对于我国抵御非传统风险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國高技术产品出口自2005年以2 159.28亿美元的出口额超过美国，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并且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从高技术出口产品的贸易额、贸易竞争力、比较优势、技术复杂度、增长潜力、二元边际、三元边际等方面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和研究，其中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规模、技术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外商直接投资、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等方面，宋伟良和王焱梅（2016）根据实证结果指出由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增加[ 1 ]。刘钧霆等（2021）利用2003—2016年3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不会影响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价格边际，但会影响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 2 ]。Igor M.Drapkin等（2021）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1995—2018年中欧、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27个国家73组高科技产品，研究结果显示生产要素价格、对外开放程度、税收、失业率和人力资本的质量是刺激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3]。

影响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因素也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全球分工的日益深化，一个国家在参与高技术产品生产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利用其比较优势负责其中一个或少数几个环节，同时在高技术产品生产的过程中一些服务作为中间品嵌入到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对高技术产品的增加值起到助推作用。另外外商直接投资长期以知识外溢、发挥示范效应等各种渠道影响着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于是建立协整回归模型，研究服务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长期影响。

二、文献综述

随着科技进步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服务的可贸易性不断增强，开始作为中间品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与制造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在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价值链中，服务贯穿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如上游的研发设计服务、中游的物流服务、下游的营销服务和售后服务等，而在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即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往往是获取增加值最大的环节，中间的制造环节则是获取增加值最小的环节，进口增加值高的服务作为中间品加入到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可提升高技术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张宝友等（2012）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得出服务贸易进口的增加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出口质量[4]。肖浩等（2015）利用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中间产品的进口总体上有利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5]。赵景峰和杨承佳（2019）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制度创新效应等渠道间接影响制造业升级[6]。

引进外商直接接投资是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要方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途径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刘岩和徐磊（2011）根据1992—2009年36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才会对一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7]。徐晔和张秋燕（2008）指出只有技术吸收能力强的地区，FDI溢出效应才会得到充分发挥[8]。契约环境和外商直接投资交互作用可有效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曹慧平等，2021）[9]，从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三、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一）变量选取

选取2000—202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控制变量为每百万人口的居民专利申请数量和国民生产总值，其中每百万人口的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每百万人口的居民专利申请数量的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模型变量见表1。

（二）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呈现相似的增长趋势，若直接进行协整回归，可能会产生导致伪回归，所以需对变量TE、SI、FDI、GDP取对数，同时可以避免产生异方差的现象。经逐步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TE与SI、FDI、RAPMP、GDP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三）平稳性检验

1. ADF检验

以2000—2020年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时间序列作为回归变量进行回归，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运用stata软件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TE、SI、FDI、GDP的对数以及RAPMP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均变成平稳时间序列，这表明可以对该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在模型（2）中，R2值为0.9809，说明该模型具有非常好的拟合效果，所选的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很好地解释了高技术产品出口额。

对模型（2）的残差进行ADF检验，对其残差取一阶差分后，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2）的p值为零，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通过了单位根ADF平稳性检验，说明选取的解释变量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被解释变量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长期平稳协整关系。

（四）实证结果分析

SI每增加1%，TE平均增长0.961%，说明服务贸易进口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扩大服务贸易进口的规模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在进口的服务中，许多生产性服务延长了高技术产品的价值链，提升了高技术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了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

FDI每增加1%，TE平均增长0.481%，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能较大程度上促进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会将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生产流程、商业信息等带入我国，为我国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企业形成示范效应，促使其吸收和引进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提升高技术产品的科技含量，进而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额。

RAPMP的系数为负数，说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滞后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或者说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转化效果有待提升。GDP每增加1%，TE平均增长0.903%。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一定水平的增速，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发展高技术产品也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运2000—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协整回归模型，探究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逐步回归法发现服务贸易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服务进口额每增加1%，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平均增加0.961%。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长1%，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平均增加0.481%。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扩大服务进口规模

服务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可增加我国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高技术产品的增加值，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在扩大服务进口规模的同时，一方面要有选择性地进口与高技术产品关联度高、能有效嵌入高技术产品生产流程的服务中间品，促进服务与高技术产品的衔接与融合，有效提升高技术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要进口知识密集度高的服务，如研发服务、设计服务等，让服务的知识溢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发挥，带动我国高技术产品的更新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技术领先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上獲取更多的知识溢价，提高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利润率，进而持续推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

（二）加大外资引进力度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我国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企业提供接触和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生产流程、人力资本培养方式等方面的机会。打造高层次的营商环境，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对于增强我国高技术企业的竞争实力有着重要意义。从转化外商直接投资成果的角度考虑，我国应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培养和打造一批科技吸收转化能力强的人才队伍，使得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从整体上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另外通过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增加国内科技企业的竞争力度，倒逼我国科技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技术产品的科技含量，在“质”的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从而实现高技术产品的高质量发展。

（三）提高创新转化能力

每百万人口的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显著相关，然而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却没有因此受到推动，说明要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加，不仅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要提高创新转化能力，将专利技术更好地与高技术产品相结合，有效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主要参考文献：

[1]宋伟良，王焱梅.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J].宏观经济研究，2016（09）：162-175.

[2]刘钧霆，曲丽娜，王子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J].江西社会科学，2021，41（04）：96-107.

[3]Zh P A. Determinants of High-tech Export in CEE and CIS Countries[J]. Экономика региона， 2021， 17（2）： 486-501.

[4]张宝友，肖文，孟丽君.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关系研究[J].经济地理，2012，32（01）：102-108.

[5]肖浩，胡小娟，辛丽萍.中间产品进口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17（03）：50-57.

[6]赵景峰，杨承佳.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经济纵横，2019（03）：102-113.

[7]刘岩，徐磊.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06）：119-125.

[8]徐晔，张秋燕.FDI技术溢出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05）：16-19.

[9]曹慧平，沙文兵.契约环境、FDI与出口产品质量[J].经济经纬，2021，38（01）：7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