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峡抒怀

张翔

初春时节，家在黄河岸边的好友发来信息说，黄河流过的官亭盆地下了一场十几年不遇的春雪，山舞银蛇、河洇水墨，春风扑面，气象万千！

一听到这样的消息，笔者心情一下子亢奋起来了。春节期间，我刻意翻阅了好几位专家关于母亲河——黄河的人文专著。“悦读”之余，眼前时时浮现出黄河流过青海段时，劈山穿峡留下的一幅幅或壮美、或妩媚、或浩荡、或隽永的大美图景。

我知道，这次直奔黄河岸边最好的观景地不是在龙羊峡，也不是在拉西瓦，而是黄河流过青藏高原时最后的不舍之地：禹王峡。

我的心情是急切的，沿着川口到官亭盆地的高速公路疾驰而去。嗬！这就有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心情。

仅仅几十分钟的山地穿行，黄河就无比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春雪覆盖的崇山峻岭之间，绿汪汪的黄河就这样犹如一位娴静的村姑，用水汪汪的一池春波迎接我的到来。

雪落黄河静无声。从路边向西远眺，雪景中若隐若现的积石峡仿佛天门初开，把一汪冒着热气的黄河水掬捧给了官亭盆地。已经变成了狭长湖泊的黄河岸边，雪野里我的双脚终于站在了禹王峡北岸，站在了离传说中大禹治水时劳作和生活的遗迹之处。

从陡峭的山崖向峡谷望去，激浪拍打、岁月侵蚀的两岸崖壁上布满了斑驳、层叠的岩石纹路，就像是巨斧劈砍的痕迹。传说那是当年大禹率领民众为疏通河道举斧劈山的印记——“斧痕崖”。

沿着山路走向峡谷高处，那里有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紧靠河岸悬崖，横卧着一块略呈方形的巨石，上面有一处勺子形状的凹坑，像是专供人们歇息的座椅——这就是有名的“禹王石”。据《河州志》记载：“青石高八尺，宽七尺，长一丈，大禹导河时常憩其上，坐痕至今犹存。”

俯下身子仔细抚摸这些形状奇异的石头，以及山崖边遗留下来的石窟、石臼，我的眼前突然一亮：可以推测，这些遗迹就是第四纪冰川留给西部高原的杰作。漫长的冰川运动与严寒、风蚀、雪崩、流水等各种应力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小积石山一带独有的冰川地貌景观。

当地朋友说，盛夏时候，如果下游水库放水了，黄河水位下降，禹王峡就会显出本来的面目：峡谷幽深、怪石嶙峋、惊涛拍岸、云蒸霞蔚，两岸的景色也会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而我固执地认为，黄河其实是在高天大荒中诞生的，甘青高原无尽的荒凉才是黄河的原色，也铸就了黄河的性格。从此以后，华夏部族就是在大荒中的黄河岸边诞生;由此而产生的远古神话传说，才成为人类社会凿穿蒙昧、走向文明的一道亮光。

站在禹王峡，我要仰天追问的话题有很多很多，但俯视穿峡而过的滔滔黄河，所有的问题都好像落在河水的漩涡里了，又好像刻在书页似的层层岩壁上了。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其实，久远的疑问，从战国时屈原的《天问》就开始了！

于是，黄河与洪水，远古文明与河流生态，这样的命题，时时萦绕在一代又一代华夏民族的脑海里。

杨明先生在他的《极简黄河史》中，系统地梳理了从远古一路走来的黄河的变迁，其主题离不开远古洪荒、大禹治水。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寥寥数语，就把禹一生的功业传神地写出，却怎么也说不尽禹身先士卒、克己奉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风采;“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史记》也记载，禹把各方诸侯部落酋长们送来的青铜鼎铸成九个鼎，这也成为最早的国家的雏形。

大禹治水是与治国养民结合进行的。孔子曾颂扬禹治水的功德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说：“禹，吾无闲然矣。”就是说，我简直找不到禹的缺点，除了赞美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啊。（《论语·泰伯篇》）

就如人们看到洪水期的黄河犹如毒蛇猛兽，而风和日丽时的黄河则风平浪静一样，大禹时期，先民们在同洪水的斗争中，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有了史无前例的升华。他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界并不是想象中的充满敌意的邪恶之物，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存在。顺天应人的思想，也逐渐演变成远古时期朴素的生态观。自此以后，族民们开始认识到，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对大自然进行合理的改造。

《孟子·离娄下》中说：“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这种观点经过不断升华，不但启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形态，也促成了后世天人合一的人文观念的形成，对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文化地理学家李零先生在《思想地图——中国地理的大视野》中说，“夏”就是“禹迹”，“禹迹”就是“夏”。只要是禹所走过的地方，都可以纳入这个概念。山西人，还有河南西部人最自豪。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夏人”，主要是住在这一块。黄河闹灾，也经常在这一块。好像专门等着禹爷出世。但“夏”一出名，大家都来起哄，就乱了套。东边，河南东部人、河北南部人和山东人，即古代的“商人”，東夷和淮夷，还有后来的宋人和齐人，他们也都说，他们是住在“禹迹”。西边，陕西人和河湟一带的人，即古代的周人和秦人，也不甘落后，同样说他们是住在“禹迹”。最后，就连南方人也来掺和。四川人说，禹生纽石。湖南人说，衡山上有禹爷留下的怪字——“岣嵝碑”。浙江人也说，禹爷葬在绍兴，现在还有“大禹陵”。这么多禹迹，搁一块儿，当然很大，简直和秦皇汉武游走过的地方差不多。好像六千多年前，我们真的已经有这么一大块地盘。大禹走过的地方，这是借助传说对外表达的最早的“中国”概念。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面对洪荒和蒙昧，大禹“劳身焦思，据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所表现出来的果敢、智慧与壮怀，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的局限，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母体而泽被后世，启迪当下。

在不尽相同的史书记载中，大禹是传说中的部落之神，是一个远古民族无限敬仰的精神象征;而站在禹王峡，极目远眺，看滔滔黄河逶迤东去，滋润着两岸的沃野良田，大禹的形象在我们眼前变得真实起来，他是人，是一个造福于民的古代英雄。

其实，禹王峡周边的川道河谷里，依次分布着繁星点点的远古文明。在黄河、湟水、洮河、大夏河的臂弯里，依偎着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这些远古文明的璀璨星光，与“禹迹”所涉及的神话传说交相辉映。一代代先人在追梦路上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却没有放弃神话，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信念和前行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代代传承者在不断继承、创新和发展着这种古老文化，因此也促成了神话在民间生存的深厚土壤，形成了反映生活和表达情感的走向与维度。

几年前，笔者曾经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青海文化学者鲍义志先生，就是地地道道黄河岸边的“三川人”。他说，早在2006年9月15日，我就在青海日报撰文《喇家遗址与大禹文化》。从史籍文献、考古发掘成果入手，提出位于民和县官亭镇的喇家遗址一带是大禹故里。后来，随着民和县官亭镇喇家遗址的不断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和其他生活用具，尤其是在这里出土的黄河磬王、巨型玉刀更是震惊世界。多次考察了喇家遗址发掘现场后，我就将这处人类灾难遗址与大禹治水联系在了一起。原因有五：一、《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出于西羌”，而西羌最活跃的地区是如今的甘青地区;二、喇家遗址出土的巨型玉刀和黄河磬王都不是生活、生产用具，它们是礼器、乐器。在远古时代，这些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大禹也是华夏始祖，同样拥有与炎黄二帝相同的至高权力;三、喇家遗址和大禹时代都距今四千年左右;四、《史记·夏本纪》中有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记载，积石即为喇家遗址附近的积石峡。第五，大夏河流域包括此处黄河两岸是夏后氏成长的地方。

如今，禹王峡北岸的悬崖边、山坡上，林木葳蕤，鸟语花香。而守望这片生态林的就是当地乡民马进才，他自称就是“禹王爷的后代”。27年前，老马在这片望黄河水而兴叹的山坡上，栽下了第一棵山杏树苗，这也是禹王峡谷北岸山坡上种出的第一棵树。眼前这棵碗口粗的山杏树历经风吹日晒，长成了参天大树。从一棵到两三棵，再到树木成林……几十年过去了，马进才靠着矢志不渝的信念，竟然在这片荒坡上培育出了一片乔灌木间作的生态林。山风吹过，老马时常面对这片儿女一样的山林窃窃私语，也仿佛在与远古的大禹倾诉衷肠……

有识之士赵渊杰也撰文指出，建设黄河流域的生态文明，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们，就是完全继承了大禹的精神与情怀薪火相传，总结出了“耕读传家、崇德尚美、团结互助、守正笃实、艰苦奋斗、勇闯天下”的河湟精神。这一切，与华夏民族渊源流长的精神走向一脉相承，与民族复兴的理想追求遥相呼应、产生共鸣。

是啊，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强调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

当然，自然界的运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雨交加的时刻。如果要积极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對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在尊重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中因势利导，努力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将消极影响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新格局。

初春，站在禹王峡，仰天长叹，感慨万千：不管是我们歌咏黄河，还是缅怀大禹;不管是我们抚今追昔，还是放眼未来，禹王峡，就是一处绝佳的精神遗迹。每一次风尘仆仆的凭吊和抒怀，都会使我们逐渐怠倦的思想，接受一次风吹浪打的洗礼。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会时常涌动天地清明、感恩奋进的赤子情怀，为脚下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挥洒汗水、迎接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