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值法的合肥市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研究

2022-06-28 02:08刘天航於忠祥陆盼盼杨琰琛
绥化学院学报 2022年5期
关键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合肥市

刘天航 於忠祥 陆盼盼 杨琰琛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6)

土地作为万物的载体,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必需性资源,已经成为影响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

本文选取合肥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合肥市2010-2019年间土地利用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期为合肥市及同类型城市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并制定针对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一、数据来源、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涉及的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2020年)、《合肥市统计年鉴》(2011-2020年)、合肥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20年)及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2011-2020年)公开发布的数据。其中2019年合肥市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缺失数据采用平均值法代替。

(二)构建指标体系。土地利用效益作为综合性效益的一种,在进行评价研究时,只选取其单一指标是不严谨的,所以本研究首先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坚持科学系统的原则,选取多个指标,能够全面地反映出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特征,并且保证选取指标真实存在且有效,各个指标在逻辑上相互联系,指标的统计方式与统计范围也保持统一[2-4]。基于此,本文通过专家咨询、实际调研、研阅资料等方式,从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这三个方面研究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构建了符合合肥市具体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此体系以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为目标层,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为准则层,以地均GDP、地均邮电业务总量、二元对比系数等18个指标为指标层。

1.经济效益。土地利用中经济效益是指对土地的投入可以得到多少经济成果。本研究在土地利用投入部分选择指标地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地均实际利用外资等,在所得经济成果上选择直观的指标,如地均GDP、地均邮电业务总量等,并且以指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侧面衡量土地利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采用指标二元对比系数,即二产与三产产值之和/一产产值,既可以表现一二三产业产值的变化情况,也可以体现研究区间内合肥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

2.社会效益。土地利用中社会效益是指对土地利用所得成果可以满足多少社会需求,产生多少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有利影响。本研究选取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直观反映不同年度土地利用对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的影响,其直接反映了人民的社会需求程度,在土地利用对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选用指标人均医疗床位、人均绿地面积与人均道路面积等,并且以指标城镇化率与城市人口密度从侧面分析合肥市土地利用在社会效益层面是否合理合规。

3.生态绩效。土地利用中生态效益是指在对土地利用的过程以及所得成果对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程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指标地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地均废水排放量与地均废气排放量反映土地利用中污染排放水平,并且以指标单位GDP能耗反映土地利用中节能降耗水平,分别从正面与侧面综合分析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选取指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与建筑密度综合反映土地利用中环境保护水平的变化情况。

(三)研究方法。现阶段此类研究所使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以及客观赋权法,两者因判定权重的方式差异也有着各自的特点,本文使用的熵值法就是客观赋权法的一种,其相比与主观赋权法,不受评价者的主观影响,根据客观真实的数据,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指标数据包含的信息,因此在资源利用效益评价相关研究方向应用普遍[5-7]。

1.原始数据处理。为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单位及属性的差异影响,对原始值正负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为:

式中:Dij为第i个指标在第j个准则层中标准化值,Xij为原始值。

2.数据平移。由于无量纲化处理数据后,小于样本均值的数据会变为负值,导致其失去评价意义,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移处理。其公式为:

式中:Pij为无量纲化数据平移后得到的值,A为平移幅度,本文选取A=0.01。

3.熵值及权重的计算

确定熵值和指标权重,其公式为:

式中:设有n年m个指标,Wj为权重,Aij为第i个指标下第j个指标占比;ej为第j个指标熵值。

3.土地利用效益水平计算。

式中:Wj为第j个指标权重。

二、评价结果分析

用熵值法的出结果如通线图1所示,直观的显示2010-2019年间合肥市土地利用效益涨幅降幅情况。

图1 2010-2019年合肥市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变化

土地经济效益水平最高,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2010-2019年间从0.0213涨至0.3519,上升15.5倍,其中2012-2013年由于指标地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呈小幅下降,由0.0986降至0.0843,下降幅度14.5%,此期间为“十二五”初期,合肥市经济增速放缓,用地结构调整优化,土地量增价跌,为后续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而后2013-2017年,土地经济效益水平增长平稳,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4.6%,在2017-2019年间,土地经济效益水平大幅上升,从0.2033涨至0.3519,涨幅为73.1%,得益于指标地均邮电业务总量上升约3倍,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地均实际利用外资及地均GDP等指标也稳步上升,合肥市邮政与电信业务协同发展,在土地利用中合理运用各自优势,开发新的业务模式,多领域深入合作,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对合肥市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来说,2010-2019年间合肥市土地利用效益在经济效益层面是健康合理的,相关政策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土地社会效益水平位居第二,整体呈上升趋势,前期略有波动,2010-2019年间从0.0478涨至0.2920,上升5.1倍,其中2010-2011年小幅下降,主要是因为“十二五”初期,合肥市城市发展规划与城市人口密度协调度不高,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牺牲了部分社会效益。2011-2019年间,合肥市土地社会效益水平年均增长率达33.2%,人均医疗水平、人均绿地面积等社会指标的提高,也恰恰能够说明说明10年间合肥市政府通过加大社会公共服务及公共用地的投入,出台一系列惠民政策,囊括医疗,教育,税收,住房等各个方面,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土地生态效益水平位居第三,2010-2019年间整体为先降低后回升再趋于平缓的趋势,2010-2011年合肥市生态效益水平由0.1851大幅降低至0.0482,下降幅度为74%,分析其原因主要与这两年合肥积极向区域性特大城市进发,加大投资,增速建设合肥经济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这些战略的实施造成年地均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垃圾排放量大幅上涨进而导致土地生态承载力下降。2011-2015年,生态效益水平从0.0482升至0.1675,呈“N”字型波动上升,期间合肥城市建设速度迅猛,其中典型的代表性建设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中华东四大高铁站之一的合肥南站,于2012年全面开工建设,至2014年建成启用,合肥地铁1号线建设工程于全线正式开工,至2015年地铁1号线轨通等等。同时在此期间,合肥市全面完成“十二五”要求的4项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合肥市基本完成生态红线保护规划划定和《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拟定工作,出台了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意见等一系与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规划与政策,2015-2019年间,生态效益水平基本保持稳定,指标层除地均“三废”排放量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有所波动,其他指标均保持逐年向好的趋势。总体来说,2010-2019年间合肥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效果稳中有升,推广绿色建筑模式值得学习,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措施发挥了正向的作用。

结合以上三方面效益水平,可以得出2010-2019年合肥市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水平,见图2。

图2 2010-2019年合肥市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水平变化

总体来看,合肥市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水平在2010-2019年间从0.2542涨至0.8345,总体增长2.3倍,从指标数据上可以具体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2010-2012年,综合水平先减后增,此阶段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连年翻倍,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水平经历2011的下降之后,在2012年快速回升,表明此阶段,合肥市在土地利用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说明针对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不规范的问题,出台的相对应措施进行补救效果明显。第二阶段是2012-2014年,此阶段综合水平涨幅较小,处于平稳建设期,随着“十二五”工作的推进,合肥市经济水平与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人口也不断增多,吸引了大量周围城市及农村人口来此务工,城市建设迈入新阶段,土地利用迎来新的挑战。在此期间,社会效益水平有所提升,经济效益水平略有波动,生态效益水平再度出现下滑,表明此阶段,合肥市在应对城市发展、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三者的问题上还有不足,统筹兼顾工作将成为下一阶段重点。第三阶段为2014-2019年,此阶段综合水平逐年提高,节奏较为稳定,从0.3663涨至0.8345,年均增长率为17.9%,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水平增长态势较优,生态效益水平虽有波动,但整体也在提升。期间合肥市总结往年工作不足,学习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的土地利用经验,因地制宜的出台了一系列民生政策,包含了住房,医疗,就业,环境等多个方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统筹兼顾,在内容上推成出新,优化结构,推动了合肥市土地利用水平在质量和效益上的双提升。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本文选取合肥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赋权,从土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三方面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合肥市2010-2019年间土地利用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合肥市整体土地利用效益随时间变化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经济效益提升最大,社会效益其次,生态效益处于波动平衡,主要由于合肥市经年来致力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调整经济产业结构,逐步把环境保护理念融入到土地利用工作中去,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文件,对经济,社会与生态三方面效益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2.准则层来看,合肥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受投入类指标如地均邮电业务总量、地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地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等影响较大;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受社会需求类指标如人均绿地面积、人均医疗床位、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影响较大;土地生态利用效益受三废排放量与能源消耗水平影响较大。

3.合肥市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方面,在侧重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态效益持续波动,前期对生态的破坏较大,中后期生态效益提升亦不明显,整体保持不变,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工作还有欠缺,“三废”处理水平与当前排放水平仍有差距。

(二)讨论。2010-2019年,合肥市在十年间经历了行政区划的调整,迅猛发展一二三产业,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步迈向地铁城市行列,也建设了综合性科学中心,而合肥作为我国诸多城市的一个缩影,其中经验与误区值得其他城市借鉴与反思。在今后的土地利用过程中,合肥市还需要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发挥创新优势,加大城市之间联系,强强联合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不能仅仅满足于达标,要考虑到人民感受,提升幸福感,进而提升社会凝聚力,生态效益方面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位一体并重提升,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总的来说,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作为城市发展基础,要持续关注其增长趋势,而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与人民息息相关,其土地利用的公平性要加大关注力度,最后土地利用生态效益要在减少波动性的同时,与经济社会效益相辅相成。

不同时期的发展主体,其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也一定会发生变化,今后可在土地利用效益指标及其权重的变化继续深入研究,以便对土地利用提出更加科学有针对的建议。未来以什么样的制度跟进土地利用,以什么样的规划统筹土地利用,以什么样的技术创新土地利用,如何进一步推进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提升都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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