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科技创新思想的社会生产之维

姜惠　刘宝杰

摘 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科技创新进行了多维度剖释。从社会生产维度看，马克思深入探讨了科技创新与社会生产的双向互动，具体分析了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生产领域的制度创新和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等生产性因素对科技创新的根本性影响，着重考察了资本逻辑运行下生产工具的革新进化和生产流程的改进升级，强调科技创新对社会生产的驱动性引领。《资本论》中社会生产维度下的科技创新思想，为当代中国提供了科技创新与社会生产深度融合式发展的现实启迪。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科技创新思想;社会生产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2.03.04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姜惠，刘宝杰.《资本论》中科技创新思想的社会生产之维[J].克拉玛依学刊，2022（3）28-37.

马克思始终关切现实，求索不止。19世纪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引起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在揭秘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背景下，馬克思对科技创新展开全面分析，既有对科技创新主体、客体、类型等方面的内部性剖析，也有对科技创新衍生效果的外向性审视。当然，马克思对科技创新的研究并非一蹴而就，直至《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科技创新思想才显现成熟之态。综观《资本论》，马克思虽未直接使用“科技创新”一词，但他常以“劳动资料的革命”“机器的急剧改良”等具体表述来意指“科技创新”，并从多领域多角度对科技创新进行考察与论述。其中，社会生产维度是马克思审度科技创新的重要一维。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入挖掘社会生产维度下的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探寻并把握新时代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是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经济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推进科技创新的生产性因素

在《资本论》中，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为根本目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展开深入剖释。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对科技创新进行全面审度，并揭示社会生产领域内各因素对科技创新的重要影响。其中，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生产领域的制度创新和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主要生产性动因。

（一）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生活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也是科技创新的基本动力。着眼于社会生产中的技术演进，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首要生产性因素。其一，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牵引科学发现。以摩擦规律的认识研究为例，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化需要更大的动力，而“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于是“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1]此外，飞轮的理论研究也是如此。由于磨杆对磨的动力作用具有不均匀性，鉴于工业生产的现实需要，只有使飞轮等较大的惯性质量做圆周运动，才能产生极其均匀的动力。对此，人们积极开展并形成“关于飞轮、飞翼和一般飞轮运动的某些理论研究”[3]。其二，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催生技术发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及为满足大工业生产需要而发生的“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3]，逐渐成为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的桎梏。为适应大工业生产建立“世界市场联系”的客观需要，除帆船制造业进行彻底变革外，轮船、铁路等交通运输体系应运而生。其三，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需要在拉动本部门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带动相关部门科技创新的发展。例如纺纱业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催生出纺纱机，由于机器纺纱要求机器织布与之相适应，织布机随之发明，“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4]。可见，科技创新随物质生产协同演进。其中，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为科技创新指引发展方向、提出发展要求、创造研究对象，给科技创新以现实动力支持。

总而言之，作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物质资料生产，为其它实践活动提供根本条件。在社会生产的实践发展中，“以生产需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活动”[4]，是科技创新的基本动力。

（二）生产领域的制度创新

在创新的视野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剖释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的科技创新，也阐发了其中的制度创新。从制度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马克思论析了社会生产中相关制度创立和调整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从制度的微观层面来看，工厂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等企业制度的确立和转变，为科技创新提供现实动力和资本保障。就工厂制度的发展及应用而言，“工厂制度的发展”不仅引发“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5]。同时，在工业部门内，工厂制度又要求生产过程中各种不同工作机进行相互结合或协作，进而推进机器体系的建立。就股份公司制度的确立及应用而言，“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1]这就意味着在股份公司制度的作用机制下，科技创新具有更为充足牢固的资本保障。同时，股份公司制度代替工厂制度，进一步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制度支撑。

从制度的中观层面来看，工厂法等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推行，极大刺激了生产中技术的革新。工厂法最初仅存在于纺纱业和织布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普遍施行于社会生产领域，并对社会生产中的科技创新发挥推力作用。具体而言，由于工厂法“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这就“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6]例如，在陶器业中，工厂法的积极推行使机动辘轳问世并逐渐代替手摇辘轳。此外，工厂立法也是保护工人阶级的手段。例如，在火柴业中，基于对节约时间和保护工人的法律制度的回应，人们研制出浸蘸机。浸蘸机的采用使火柴制造的生产效率提高，并且用以制造火柴的磷混合溶液中的有毒气体不会直扑到工人身上，避免了对工人的身体伤害。随着工厂立法的普遍化，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机器发明加速发展。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

从制度的宏观层面来看，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等宏观制度的产生和更迭，是影响科技创新的根本性制度因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他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7]。因而，关于生产关系对科技创新影响的考量，马克思直接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8世纪科学和发明在英、法、德等国的发展程度几乎相当，而只有英国发生了科学和发明的资本主义应用。“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3]。可见，生产关系越成熟，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现实应用。

总而言之，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环节，二者共同推动生产进步。其中，在社会生产的进步发展过程中，生产领域的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三）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5]。由于科技创新存在并应用于社会生产之中，社会分工往往对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程度的引导和规范意义。马克思将分工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并就“两类分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分别加以阐释。

第一类分工指“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是“社会内部的分工”。[6]社会分工的加剧直接催生出新的社会生产部门，于科技创新而言，生产部门的开拓和丰富孕育各类新机器和新工艺的发明，推进科技创新的多样化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内部的分工”具有无政府状态，社会分工加速推进并日趋精细。在复杂精细的社会分工体系下，新的生产部门的诞生要求劳动工具及工艺流程等改进创新，以满足社会生产扩大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类分工指“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工场手工业”就属于此类分工。[6]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的分工使工人只需承担其各自的专门化特殊职能。对此，劳动工具就需“简化、改进和多样化”[8]，最终具有分化和专门化的特征。马克思以钟表制造业为例，由于生产被分解为繁多的异质过程，旧式通用型工具无法适应当前的分工要求，劳动工具便分化为适应不同生产环节的具体形态。[9]此外，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从“以分工为基础的最完善的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3]，多样的简化工具构成了机器发明的物质和工艺条件之一。在工厂大工业中，自动工厂里的分工，一方面“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和工厂各部门，另一方面又分化出高级工人，这些高级工人拥有科学知识或手艺。马克思指出，工厂内关于检查修理机器人员等工人的“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10]，这为机器的改进发明提供了人员和技术的保障。

总而言之，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分工影响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运行，并对社会生产进程中的科技创新活动予以发展牵引和形式规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始终在社会生产实践的“母体”中考察科技创新，具体分析社会生产因素对科技创新的孕育推动，详细论证科技创新对社会生产的改造变革。其中，在对生产实践中的科技创新的深刻剖释中，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与生产流程的演化升级是马克思的分析重点。

二、资本增殖运动中的科技创新

在《资本论》中，以总结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为研究目的，马克思在对资本增殖的分析中酝酿出对科技创新的审度。因而，从社会生产维度解读《资本论》中的科技创新思想，应将“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动态融合，探讨资本增殖与科技创新的耦合互动。

（一）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科技创新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及其自行增殖”是社会生产的动机和目的[5]，创造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唯一“生活本能”。因而，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实为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资本谋求无限的价值增殖，资本逻辑向社会各领域扩张渗透，资本家便以科技创新为手段不断推进剩余价值的生产。于是，科技创新与资本增殖相互生发、协同发展。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科技创新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而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提高剩余价值的创造速率和生产总量。

一方面，资本增殖是科技创新的运行动力。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资本旨在延长工作日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无限延长工作日一经遭到工人反抗，资本家便设法缩减生产费用，不断推进对机器结构的改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对蒸汽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提高蒸汽机活塞的单位分钟冲击次数;对传动机构的改进表现在减少摩擦力，以尽可能减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对工作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提高速度、扩大效能、缩小体积，或增大机体、扩大其中工具的规模和数量，以及改进零件以提高工具的活动性。[11]此外，受制于工作日长度，为了尽可能地延长剩余劳动，资本家设法缩短必要劳动。由于机器“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并“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资本家便大力推进对机器的发明和应用。[12]如此，在资本增殖的逻辑运行下，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不断实现创新发展及“资本主义应用”。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是资本增殖的实现方式。“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自然也会增加。”[13]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机器的改进及“资本主义应用”使工人消耗更多的劳动，进而生产更多剩余价值。在竞争的外在压力下，个别资本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是“变革生产方式本身”的重要手段，结合马克思对此处的注释可知，“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指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采用与竞争者“同样的技艺、方法或机器，或者去发明类似的东西”[14]。这样，个别资本家就会比本行业其他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这就意味着他能获得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所做的。”[15]随着社会生产的进行，科技創新及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应用，社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此时，个别资本家的超额剩余价值消失，整个资本家阶级获得更多相对剩余价值。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

（二）资本全球扩张中的科技创新

资本无限增殖的本能使资本逻辑的实现具有强烈的侵略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演进，资本自我积累和增殖的持续展开逐渐逾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向全球扩散。在资本逻辑全球拓展的情形下，科技创新也在世界范围内运行。例如，国际贸易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形式和资本增殖实现途径，大大促进了交通运输工具的变革。为夺取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大工业国以先进技术抹杀国外的手工业产品。大不列颠为迫使澳大利亚成为其羊毛产地，大力推进“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1]。同时，资本逻辑的主导和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进一步引起了“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7]，资本逻辑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要求下，科技创新在促进大工业国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给被剥削国家带来了灾难。

由于科技创新的水平存在差异，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交往中承担的分工及获取的利润有所不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的发展，“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阐述的那样，英国的工业资本家认为英国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2]因此，科技創新水平低的农业国家服务于科技创新水平高的工业国家。此外，科技创新决定着国际分工，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当价值规律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生作用时，“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1]这样一来，科技创新水平高的国家总是会获取较多的经济利润，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平衡状态会愈发严重。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技创新的建构与运行围绕资本增殖展开。在资本逻辑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科技创新也促进资本增殖本能实现。在具体的社会生产中，科技创新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的革新进化和生产流程的改进升级。

三、生产工具的革新进化

马克思以生产实践为根本出发点，从社会生产的具体历程中考察生产工具的演变历程。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生产工具随社会生产的发展经历了通用工具——专门工具——机器及其体系化的演变历程。其中，生产工具的革命正是社会生产中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

（一）工具的变革及专门化演进

从生产中的劳动资料来看，马克思将其分为两部分。一是“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二是只“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1]其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即生产工具在劳动资料中更具决定意义。同时，通用工具是工业技术发展历程中生产工具的初始形式。

从生产方式角度看，通用工具“大致与家庭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相对应”[8]。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组织方式并不发达，劳动者参与至各类生产活动的全过程。与此相适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逐渐发明出来。通用工具的发明及应用使劳动者更从容地广泛从事于生产环节的劳动实践，“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1]总的来看，一方面，在个体劳动方式下，劳动者参与各类劳动过程及其中的不同操作，难以集中于某一生产环节并对其中的生产工具进行研发革新。另一方面，受制于生产分工的落后，通用工具的专业化发展缓慢，且其衍生品种的种类有限。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通用工具越发难以满足生产发展的现实要求，弥补缺陷、除旧革新已为必然。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统治地位”[1]。全部操作分离开来，生产劳动不再是家庭手工业时期由独立手工业者以时间先后顺序为准独自完成，而是转变为将同种操作分配给诸多手工业者，由他们同时进行、同时操作。于是，分工导致了“每一项单独的操作”所使用的“简单工具的创造”，用于同类用途的生产工具呈现“分化、专门化和简化”的形式。[3]马克思举例，“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3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1]

此外，依据达尔文动植物自然器官的理论，马克思也说明了生产工具专门化的趋势，“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1]同样，若专用于某一用途的工具需要用于另一用途时，就必须以其他形式呈现。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生产工具由通用型演进为专门化。同通用工具相比，专门工具适用于简单操作和特殊用途，是机器发明的工艺前提。由某一动力来统一推动所有操作中的简单工具一起作业，机器就出现了。就此而言，“机器是专门化工具发展的高级形态”[8]。

（二）机器的发明及体系化发展

在大工业中，“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1]其中，“机器是由具有单一性功用的工具构造而成的复杂物”[9]。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由手工业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是以工具机的创造为起点。依据《万国的工业》，马克思以其中的机械织机为例，认为工具机实际上是由形式上改变的手工工具发展而来。机械织机同手工织机相比，体积小一半，质料由木头变为金属，因而它只是手工织机“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1]。“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一种较大的发动机构。”[1]这样，工具机的革命推动了发动机的变革，发动机逐渐“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1]。一旦自然力代替人力作为生产过程的动力因素而存在，每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的工作机数量就会增多。当发动机和工具机同时应用于生产过程中，由于二者之间具有一定距离，就需要有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传动装置。而且发动机提供的运动较为简单，无法满足工具机各类部件对运动的不同要求，便需要一定的装置来传递和分配运动。在此情形下，传动机应运而生。随着发动机的增大和它同时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多，传动机构也随之扩展为一个庞大的装置。这样，机械组合和协同运作的发动机、工具机（或工作机）和传动机构，就构成了机器。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

随着社会生产的复杂化，各类机器发明不断涌现，各自独立且互为补充的局部机器串联起来。在自动工厂中，“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顾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1]。由分立机器发展到机器体系，是机器技术变革演进的重要表现。马克思强调，机器体系并非同种机器的协作，“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1]在机器体系的运行中，各局部机器从事不同的生产作业任务，这样，局部机器的功能和结构就更易于进一步完善。从根本上看，《资本论》是关于生产方式，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而并非关于技术的专门性著作。然而，马克思在其中承认技术在生产方式中的价值意义，[10]并强调自动机器体系是近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

总而言之，马克思从生产工具角度考察科技创新的发展演进，是以手工业生产中的简单专门工具向机器生产中的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顺序进行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生产工具是生产流程建构的物质基础，支撑和引导生产环节和操作程序的开展。作为科技创新的物化结晶，生产工具的发明创新将进一步引发生产流程的改造升级。

四、生产流程的改进升级

马克思从农业、手工业和工业三大产业技术形态出发，分别对产业技术中生产流程及其发展变革进行考察与剖析。基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改进生产流程是提高产业生产率的颠覆性技术手段。

（一）农艺流程的改进升级

农业包含机械过程、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等，“是一种特殊生产方式”[11]。围绕农作物生长过程，马克思对耕作、栽培、管护、收获等环节以及其中生产资料的变化发展[8]，进行农艺流程技术创新的剖析。

在小农经济中，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5]，应用于农作物生长过程的是落后的农艺技术和传统的生产工具。实际上，小农经济中农艺流程的技术体系封闭，科技创新停滞。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大农业生产方式取代小农生产方式。“各类农业机械不断涌现，替代了传统农业生产的手工农具;同时，蒸汽动力也取代了人力、畜力，成为驱动农业机械的主要动力”[8]，农艺流程工业化。马克思认为通过农作方法的变革和农作流程的优化直接提高农作物产量，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例如，在耕种之前，先以深耕的方法耕翻整地。接下来经过作物的品种选择，“把休闲土地改为播种牧草;大规模地种植甜菜”[3]等。再在管护环节中“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1]，便能获得更大的农作物产量。由此可见，农业技术创新存在于农艺流程的各个环节，主要表现为耕作方法的改进和劳动资料的变革。由于农艺流程的工业化变革及应用，人们对农作物的生长有了更为合理的干预，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二）手艺流程的改进升级

手工业“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个体劳动为基础，使用简单工具，依靠手工劳动”[8]。在长期的手工劳动实践中，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不断改进并愈发娴熟。“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1]

在家庭手工业中，分工的不发达致使手工业者依次参与生产的多个环节，同时从事多种手艺，甚至需要掌握本行业的几乎全部手艺。尽管手工业者在世代相承中保存了许多手艺，但他们仍致力于“寻找新的改进”。至工场手工业阶段，分工有了很大发展，当专门工具与操作技能相结合，劳动者的手艺也趋于专门化。例如在制針手工工场对针条的操作中，总体工人中的一部分要拉针条，同时另一部分工人要切断、磨尖针条等，“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1]不过，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手艺流程创新封闭迟缓。“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1]实际上，工场手工业中特殊的生产部门往往通过经验找到适合本部门的手艺流程技术形态，并将其完善进而固定下来。从总体来看，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手艺流程同家庭手工业阶段的手艺流程相比，尽管手艺内容实质上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手艺流程更具专门化且相互间联系更为密切。

（三）工艺流程的改进升级

机器大工业孕育于工场手工业的“母体”之中，由于机器及其体系化的发展演进与应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实践“形成了以机器或机器体系为骨架的工艺流程技术系统”[8]。工业技术代替手工业技术，机器及机器体系的应用代替手艺流程中简单手艺和工具的应用。

工艺流程是一项复杂的技术体系，一项成熟工艺流程的确立需要经过不断的改进创新。以造纸工厂中的生产流程为例，纸的制造首先经历一个准备过程，用打浆机将破布切碎，除去包括染料在内的一切异物。当纸浆被捣碎直至热得烫手时，便将其送入抄纸机，在抄纸机中测定纸浆和过滤。纸浆从过滤器流出后，沿着皮槽流入双浆式搅拌机。在双桨式搅拌机的均匀搅拌之后，纸浆流向无端铜网，在这一过程中，纸浆最大程度地吸收水分，并使纤维相互交织，从而提高纸的牢度。最后，经过压光、施胶和蓝漂等辅助过程，纸就制成了。[12]实际上，造纸工艺流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完善过程。用破布制纸大致始于14世纪的德意志，但是直至17世纪末还只是采用锤或杵来将破布磨成浆料，而当时德意志其实已经出现了打浆机，只不过德意志人于18世纪才知道这一机器但并未重视它的实际效用。但是，荷兰人将打浆机据为己有，逐渐借助风力来推动打浆机的运作。这样，荷兰人就发明并采用如上的工艺流程进行纸张生产。[12]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专门考察了造纸、信封生产、铸字等工艺流程及其创新演进。同手艺流程相比，工艺流程的创新完善使工人的手艺退居次位，并逐渐以机器或机器体系为主导，生产效率大幅提高。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

总而言之，农艺流程、手艺流程和工艺流程的改进完善从根本上说内含产业技术的创新意蕴。其中，生产流程中方法的变化、程序的完善以及工具的发明等活动，是生产流程技术创新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环节。从社会生产中审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具有引领生产发展的价值意蕴。

五、社会生产维度下《资本论》中科技创新思想的现实启示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突飞猛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协同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13]。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中汲取智慧，是我国推进科技创新的应然之举。基于《资本论》中的科技创新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科技创新应首先面向社会生产领域，并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生产发展的驱动力量，以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面向经济战场，立足生产部署科技创新

在《资本论》中，社会生产实践是科技创新发展运用的“沃土”。其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社会生产及其内部机理对科技创新的根本性影响。新时代，社会生产领域依然是科技创新孕育、演进和发展的根本场域，只有立足于社会生产实践，充分发挥各项生产因素的塑造性意义，才能在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14]，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科技创新具有根本导向作用。回顾《资本论》中的科技创新思想，马克思直接揭示了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生产领域的制度创新和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等科技创新的生产性动因。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的顺利开展需要借助科技创新克服生产过程中的阻力和困难。当前，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集产业发展需求”[13]，满足社会生产的实际需要和长远需求，解决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科技问题，坚持以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制度及制度创新尚未成为显性话题，但马克思已经前瞻性且全面性地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相关制度的制定和应用进行了分析。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互动。其中，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引领。结合当前我国科技领域的发展现状，我们应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例如，完善企业制度，加大对企业的创新研发资金投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15]等。再一方面，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分工的扩大化和细化导致新兴行业产生、产业体系完备以及生产工序复杂，为科技创新创造了新的空间。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应聚焦于社会分工和经济升级，大力推进同我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科技含量”[13]。

（二）合理驾驭资本，引导科技创新良性发展

在对科技创新的社会生产维度论析中，马克思对资本持辨证态度，揭示了资本逻辑对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创新价值的塑造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在剩余价值的外在吸引下，科技创新被纳入资本逻辑的运行体系中，并成为资本自觉追求自身增殖的实现手段。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断要求并推动科技的创新升级，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也助推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无限增殖的本能性需求使资本最终将反噬科技创新，使科技创新以非理性的形式运行。这种情况的不良结果是，在科技创新的作用下，资本增殖的实现意味着资本家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工人阶级的贫困，这样便引起了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此外，资本的全球扩张加速了科技创新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各国科技创新水平的差异进一步引发世界经济格局呈现不平衡之态。当代中国在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之时，资本在我国的生产领域占据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境外资本、跨国资本等各种形式的资本出现于市场之中。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领域的资本一方面会遵循资本逻辑运行，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主义制度。[16]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那样，科技创新及其社会功能也将得到二重性塑造。因而，新的时代条件下合理驾驭资本，是实现科技创新良性发展与应用的必然之举。

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使得发挥资本所具有的文明意义具备现实必要性。因而资本的存在有其一定合理性，且这一合理性將长期存在。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我们并非完全排斥资本，而是要约束资本对科技创新及科技创新应用价值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对资本利用与规制的有机统一，合理驾驭资本。一方面，积极利用资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下，将当前现实存在的各类资本灵活应用于科技创新事业，拓宽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初创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资本在科技领域的流动性和投入量，深入推进科技与资本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有效规避资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制度规范将资本置于合理位置，“不断提高资本运行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度”[17]，防止资本反噬，进而使资本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中以理性形式运行。

（三）瞄准产业前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在社会生产维度，马克思着眼于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流程，对“劳动工具的革命”和“生产流程的逐步升级”进行考察。其中，由于劳动工具和生产流程分别是机器技术和产业技术的具体形态，因而，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工具的革命”和“生产流程的逐步升级”实为技术创新的现实表现。在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中技术创新的相关论述中，技术创新对社会生产具有强大的驱动作用。由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坚持、完善并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激发科技创新对社会生产的动力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18]。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现状，鉴纳马克思社会生产维度下的科技创新思想，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应着力推进生产工具的原创性突破及生产流程的颠覆性改进。在具体产业部门中，生产工具是生产流程技术体系的主干，现代化生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必须深化对各类生产工具和机械装备的研制。在当前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等新兴技术交叉融合和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应加快推进制造装备和生产资料向智能化发展。此外，在生产工具更新变革之后，生产流程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对生产流程的改进和优化中，应加大关键生产环节的技术攻关力度，“瞄准‘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19]，“发展先进适用技术”[15]，将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此推进产业深度变革和转型升级。6C234B6D-CF17-4C7E-8961-B36CC745EAA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审视科技创新，一方面阐释社会生产领域客觀因素对科技创新的基本塑造，另一方面梳理社会生产中科技创新的具体表现，指明科技创新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直接影响。观照现实，科技创新既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引领当今社会生产的不竭动力。基于社会生产维度下的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新时代适应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15]，坚持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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