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史前古城延续时间何以短暂？

田小彬

摘   要：在都江堰建成之前，岷江对成都平原造成的洪涝灾害也是经常性的，濒水而居的古蜀人聚居区经常被洪水冲毁，不得不迁移别处。在开成都“二江”进行排水之前，成都平原低洼潮湿的地形、膨胀松软的土质，难以建立坚固的城镇都市;即使建立了，存在的时间也有限。远古时期的古蜀人，生产力低下，没有科学技术，当地震、瘟疫与战争到来时，他们没有防卫、抵抗的能力，灭族灭城的情况恐怕并不少见。

关键词：史前古城;延续时间;洪涝灾害;低洼潮湿;地震与瘟疫

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平原经济发展迅猛，大建设带来了大考古。继三星堆遗址发掘后，成都平原相繼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遗址、大邑盐店古城、大邑高山古城，等等。这些古城遗址，相距不远，距今4500年—3700年，比强盛时期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更古老久远。它们是具有城墙的远古蜀人集聚地;其中的新津宝墩古城，在全国已发掘的古城遗址中，就城址面积而言，能够排上第三大。

在成都平原西南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发现如此多的史前古城，其密集程度在中国同时期的古城中是最大的，这说明当时成都地区的文化发展达到一个相当高度。这些古城遗址的发掘，增加了人们对古蜀历史的认识;但同时，也让人们产生了一个疑问，诚如成都文物考古院的陈剑研究员所言：

古城建成前，遗址上已经有早期人类生活，但成都平原的古城有一个奇怪现象是每一座古城延续时间都不长，如4500年前的宝墩古城延续两三百年就废弃了。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看，盐店古城的居民有可能由十几公里外的宝墩古城迁移而来，但也只延续了一两百年就废弃了。[1]

为什么这里的每一座古城延续时间都不长？

秦统一古蜀后，文献资料全部消失。在成都平原上发现的这些古城遗址，在现有文献上完全找不到记载。所以，关于这些古城延续时间都不长的问题，只能依靠其他知识，进行研究分析。我将它称之为猜想。

我认为，这些古城延续时间都不长的原因，有如下四个。

一、在都江堰建成之前，岷江易发生洪涝灾害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系岷江造成;因为成都平原是由岷江及其支流冲积所形成。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形成和发展太重要了：它带来了肥沃的土壤，提供了灌溉水源;但是，岷江对成都平原造成的洪涝灾害也是经常性的。

成都平原地势有极大落差。成都平原的西北是岷江出山口，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倾斜的坡度非常大。都江堰距成都仅50公里，而落差竟达273米。这样的高程差，若有水流，必然迅猛。

而古岷江又恰恰是成都平原的地上悬江。岷江是长江的最重要的支流，水量丰富，年均径流量达900多亿立方米，为黄河的两倍多，水力资源蕴藏量占长江水系的五分之一。岷江因其水量巨大，故在历史上曾被误认为是长江源头。它出岷山山脉后，正常情况下是沿着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但是，因为成都平原地势的落差，出山后的岷江成为成都平原高悬的地上河。

所以，在古代，每当夏季，岷江上游一旦暴雨，必然洪水泛滥。巨大的水量不可能完全沿着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而是有相当部分的江水犹如脱缰野马，夹带着大量泥沙，向成都平原腹地奔腾而来，造成成都平原一片汪洋。严重的水患导致洪涝千里，颗粒无收。

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传说在李冰治水、修建都江堰之前，大禹、鳖灵都治理过岷江水患。中国水利学之父郑肇经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水利史》中就说过：“吾国言水利，蜀为最先;蜀水之利，都江堰为最著。大禹蜀人也，开明蜀帝也，李冰蜀守也，俱有功于蜀。”[2]

据《史记》记载，4000年前，岷江洪水泛滥成灾，出生在川西岷江上游、擅长治水的大禹率领人民，“由岷山以施功”，完成“禹之导江”，[3]使岷江洪水对地方的危害相对减弱。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记载：蜀王杜宇时，岷江洪水又大泛滥。此时，治水很有经验，号称“鳖灵”的楚地荆州人，听说岷江水患，便来到成都平原，协助杜宇治水。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让之义，禅位于开明”[4]。这是说，鳖灵在玉垒山下决开一个缺口，使岷江水分流，消除了水患。杜宇就效法尧舜，禅位于鳖灵。鳖灵嗣位，自号“丛帝”，这是开明王朝的开始。

大禹、鳖灵治水，是关于蜀地早期水灾与治理情况的传说。历史上的大禹、鳖灵有无其人，是不是在蜀地治过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传说证明了成都平原水灾历史的久远和为害之烈。

远古时期，生产力低下，生活设施简陋。为了生活的方便，减少用水的难度，人们的聚居区（包括城镇城市）都建立在江河边，濒水而居，沿河发展。这样的聚居区，必然受到夏季洪水的威胁。一旦聚居区被洪水冲毁，迁移别处，重新建立聚居区就是很经常的事情了。

李冰在蜀地的治水之所以非常成功，就是因为他“能知天文、地理”[5]，从地理角度进行考察，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地势居高临下。此处若不进行控水，岷江洪水必以雷霆万钧之势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面坡势，扫荡整个平原;而控水得当，则可变害为利，解决航运、灌溉和人们的用水问题。所以，他在这个扇形平原的顶端，以鱼嘴、飞沙堰、宝瓶口共同组成都江堰渠首工程，对岷江水进行了最科学的分流控制，实现了变弊为利的治水目的。

二、成都平原土质松软，不宜建城镇都市

考察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城镇遗址，除了已经发现的三星堆、新津宝墩、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等遗址外，相信在成都平原的地下，一定还有未被发现的许多古城遗址。例如，2018年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7组的双元村墓地，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260余座，出土600余件青铜器，这样的古蜀人聚居区域为目前四川地区发现数量最多、揭露面积最大的一处春秋战国墓葬群。2021年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的犀园村遗址，分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两个发展阶段，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的墓葬80余座、房址10余座、灰坑60余个、灰沟3条、窑1座、灶1座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遗物，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古蜀遗址。2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

除了考古发现，众所周知，研究古蜀历史，《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是最权威的两部古典文献。在这两部古籍中，记载有不少古蜀时期的地名。

《蜀王本纪》记载：

鱼凫王田于湔山，得仙。……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6]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地称天府，原曰华阳。……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7]

这两部古籍提到的古蜀时期的地名有：湔山、朱提、江源、汶山、郫、玉山、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华阳、褒斜、熊耳、灵关、玉垒、峨眉、江、潜、绵、洛、汶山、南中、玉垒山、西山，等等。这其中，像江源、郫、广都、樊乡、成都、瞿上、华阳，都可能是地处成都平原的城镇都市。

在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虽然被今人称为平原，但诚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所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故郫本在九陇。”[8]又说：“秦赤里街当在秦城之北，……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9]

都江堰建立之前的成都平原，不仅水患严重，更可能因为密布的水网及经常的洪灾，造成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湖泊。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战国中期即古蜀晚期，成都平原有湖名“滇池”，面积竟然达到700平方千米以上;到了汉代，仍然可以达到“二百余里”大小，[10]即在450平方千米左右。

秦统一古蜀之后的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秦在古蜀地置成都县并令“（张）仪与（张）若城成都”[11]。张仪修成都城非常艰难，屡筑屡颓，原因是当地低洼潮湿，需要取土填埋，加之长期被水侵泡的土质松软，难以筑成土埂。没有办法，只得顺地形，于高亢之处立基础。这样就造成成都城不仅分为大小城，而且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还被称为“龟城”。

所有在成都平原上发现的古城遗址，均是建立在张仪修建成都城之前。同样是低洼潮湿的地形、膨胀松软的土质，这样的城镇，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

成都平原什么时候解决了湖泊密布和土质松软的问题呢？任乃强先生认为：“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12]这乃得益于都江堰的修建，尤其是在成都“穿二江”。

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13]

李冰“穿二江”的目的，仅从防洪、通航、灌溉方面是不能完全解释的。之所以要“穿二江成都之中”，还有一个作用，甚至是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排涝。这一作用在过去被许多人忽略了。

李冰建都江堰时，虽然距离张仪、张若建成都城差不多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成都土质松软，低洼潮湿的情况并没有大的改观，这样的情况必然让航运、灌溉均受影响。所以，“能知天文、地理”的李冰坚持要“穿二江成都之中”，就是为了加速排涝，改变土质松软，低洼潮湿的情况。

“穿二江”的排涝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几十年后到汉代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但是，到了夏秋雨季，河床不能容蓄洪水，仍然可能泛滥为害，成都市区仍免不了要遭受水灾的危害。距李冰治水几十年后，岷江发生了二次大水灾。一次是，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一次是公元前180年，“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14]当时的成都平原村落人口还说不上稠密，但一次大水就冲走了千家万户;居民集中的成都更不能幸免。那么，在都江堰之前的城鎮，又怎么可能经受得起大水灾呢！

三、处于盆地内的成都平原，

地震、瘟疫与战争的影响

远古时期的古蜀人，生产力低下，没有科学技术，当瘟疫、地震与战争到来时，他们没有防卫、抵抗的能力，灭族灭城的情况恐怕并不少见。

成都平原在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靠近龙门山地震带。据《地质专家：成都平原仅具发生最大不超过6.0级地震可能性》一文所述，成都平原区历史和现今的地震活动，主要沿盆地及周边活动断裂发生，具有由西向东减弱趋势。龙门山构造带的存在，对成都市所属的成都平原活动断裂的活动性，以及地应力和地震波的积累与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阻挡和减缓作用。如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虽然震中距成都主城区仅70公里，但向成都市区方向，过安县—灌县断裂带后地震烈度快速衰减，除都江堰—绵竹一线遭受严重破坏外，成都主城区建筑物基本未遭受严重破坏。[15]

虽然成都平原大约不会发生超过6.0级地震，对现在的成都平原是安全的，但是，据地质专家不完全的统计，从公元942年至2008年的1066年期间，成都平原也曾发生过4级以上，5.5级以下的地震共约88次，平均12年发生一次。

4级以上，5.5级以下的地震，对今天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人们及其建筑物肯定威胁不大，但是，对古蜀人呢？只要到金沙遗址博物馆看看古蜀人生活复原场景，就知道那样简陋的建筑物，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

《地震导致河流改道与古蜀文明的变迁》一文认为，公元前1099年发生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进而引起河流改道，并导致三星堆文明的消亡和金沙文明的传承。[16]2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

陈宁生等学者在《地貌学》上发文认为，历史上的成都地区古城镇之所以发生迁移，最大可能因素应是山洪泥石流灾害，金沙遗址可能是被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灭。[17]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众所周知，盆地因为周围被山脉阻挡，所以少风，因而不易散热;由于缺少空气流动的缘故，很容易形成冷空气和污染物的滞留。中国的大多数盆地都不太热，但四川盆地却很炎热潮湿。这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作用，使得热空气沉降到盆地中，而盆地的地形又阻礙了热空气的四散，因而闷热，成都平原特别如此。

空气流通不畅，很容易发生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最可怕的是发展为瘟疫，又称大流行病，即具有传染力且会造成死亡的大型流行病。

从古至今，瘟疫对于人类而言，都是十分具有威胁性的存在。有学者对自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发生瘟疫的情况进行过统计，较大规模的瘟疫有300多次，平均每六七年就会出现一次。

据高勇《历史上疫病灾害及其防治》[18]一文所述，四川有文献记载的疫情最早见于晋代，“晋武帝太康初年，旌（德）阳大疫，死者十七八”;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等疫病都在四川有过大规模的、甚至是不间断地流行;从西晋至民国1600多年中，四川省内各地方志所记载的疫病灾情不下千次，其中，流行范围波及几省的大疫情就有十多次。

在没有文献记载的古蜀时期，发生洪水肆虐、地震灾害是经常事，而大灾之后往往都会有瘟疫。瘟疫是由细菌、病毒等一些强烈致病性的微生物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常见的有流感、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痢疾等。一般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加之空气流通不畅，很容易引起瘟疫。瘟疫是将当时的古蜀聚居区域乃至城镇彻底摧毁的最后一击。有学者认为，辉煌三星堆的毁灭，就是洪水之后的大瘟疫造成的。

远古时期，不同氏族之间的战争是导致聚居城镇败落乃至放弃的重要原因。

按《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述，古蜀历史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王”所延续构成。其实，古蜀历史除了杜宇、鳖灵两个王朝（不是两个人）可能存在延续性外，其他的均存在学术争议。诚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19]古蜀历史、文化消逝得太彻底。《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是接受了中原文化教育的蜀中学者，根据中原文献与蜀地传说而撰写的。今天的古蜀发掘已经证明，关于古蜀的文献很有限，还很靠不住。

古蜀时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蜀”国，甚至这个“蜀”字都可能是中原人的指称。[20]那么，当时的每个种族、聚居区、城镇都市之间，没有统率、管理的关系，彼此之间可能是友好的或者敌对的。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生活物资极度缺乏的远古时候，种族之间为争夺水源、猎物等生活物资，必然经常发生械斗。在无数次战争的厮杀之中，想要存活下来就只有把对手消灭掉。于是，一个又一个聚居地的消失，一个又一个城镇都市的空无一人，难道不是必然出现的事情吗！

注释：

[1]苑坚：《成都发现4300年前盐店古城，比三星堆遗址早1000年》，新华网成都2003年1月19日http：//www.sina.com.cn.

[2]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58页。

[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一《成都府路·永康军》，中华书局1992年版。

[4][5][7][8][9][11][12][1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第132页，第113—118页，第120页注释7，第131页注释9，第128页，第120页注释7，第119页注释2。

[6]（汉）扬雄：《蜀王本纪》，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1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

[10]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载《西南大学学报》 2005年第5期。

[13]（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96页。

[14]（汉）班固：《汉书》卷三《高后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1页、72页。

[15]陈婷：《地质专家：成都平原仅具发生最大不超过6.0级地震可能性》，川观新闻2020-02-04.

[16]范念念，吴保生，刘乐等：《地震导致河流改道与古蜀文明的变迁》，载《山地学报》2010年第4期。

[17]彭科峰：《金沙遗址或被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科学网www.sciencenet.cn 2018/2/2520：31：04.

[18]高勇：《历史上疫病灾害及其防治》，载《四川档案》2020年第1期。

[20]李殿元：《论“蜀”为四川专称的历史由来》，载《文史杂志》2015年第4期。

作者：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2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